外卖骑手的“养老账”，究竟应该怎么算？

理解骑手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需要政策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也需要社会公众对此抱有一颗平常心，将骑手视为数字经济时代，一个正常的、正在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兴职业。

作者 | 段念

题图 | IC photo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是一群最熟悉的陌生人。电驴、头盔、保温箱，是他们的标准配置，以此构成了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在他们之中，有曾经的创业者、写字楼里的白领，也有自己开过小店的店主。如今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卖骑手。

这个职业以其独特的“灵活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就业者。它意味着自由的工时、按劳计酬的即时回报，但也曾伴随着关于职业保障的长期探讨。对于骑手们而言，有人视这份工作为短暂的过渡，也有人以此为稳定收入养家糊口；有人靠这份工作在城市里站住了脚跟，也有人在开始规划未来的养老与子女教育问题。作为社会的观察者，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外卖骑手的构成如此复杂，需求又如此多样，究竟应该如何保障他们？

据不完全统计，到2025年，外卖骑手的数量大概已经超过了一千万，而关乎这个庞大群体未来保障的探索，也在今年进入了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平台在积极探索“保障”之道。

10月27日，美团兑现承诺，宣布将“养老保险补贴”覆盖全国骑手，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听上去像是一个“福利从天而降”的消息，但为此美团已经探索了五年，只不过现在才正式“交卷”。在骑手与平台“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之下，正确理解这一举措的意义，变得更有必要了。

对此，《新周刊》与三位身处不同人生阶段的外卖骑手聊了聊，他们的选择与纠结，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灵活就业者”最真实的画像。

眼下的踏实、未来的保障，

哪个更重要？

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灵活性”的交易。从业者用高度的自主性换取时间自由和即时收入，平台与行业要解决的，是如何为这种灵活性匹配上同样灵活、可选择的保障。

在厦门市某站点担任骑士长的徐兵兵，人生履历很丰富，曾在四川经营蛋糕店年入数十万，也经历过炒股失败、创业受挫。如今，他选择在美团骑手的岗位上安定下来。

“我把所有的积蓄在这里（厦门）落户了，不敢再去冒风险了。”徐兵兵向记者坦言，驱动他追求稳定的，是肩上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是每个月5500多元的房贷，以及两个孩子的教育支出。

对于像他这样的骑手而言，社保远不只是养老，更是一张在城市扎根的“入场券”。为了能让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徐兵兵除了贷款在厦门买房，还需要通过在工作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方式，来获取积分。但因经济压力，他也曾被迫中断了四五个月的社保。聊到“养老保险”作为一份对自己未来的保障，他笑了笑说，暂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把眼前的问题先解决了。

外卖骑手在雨天送餐。（图/图虫创意）

吉林的一位女骑士王笑，是一位单亲妈妈。她从曾经的家纺店店主，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到后来成为外卖骑手。她用了五年时间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如今，她已经靠着自己的拼劲，成为了站点的副站长，。到了40岁的年纪，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她面前：养老。

“干到这个年纪，他们都说我岁数也快到了，要不重新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活。”王笑回忆道。她清楚地算着一笔时间账：女性退休时间延迟到了55岁，“如果再不交的话，有点不太赶趟了。”然而，就在她考虑是不是要换份工作的时候，听闻美团可能要给大家办养老保险了，她才决定“再等等看”。让她感到庆幸的是，还真的说来就来了。

王笑告诉记者，在她的站点有58名骑手，大家的年龄和想法各不相同。年轻骑手可能更关注没单的收入，以及每天实际到账的现金，而像她这样步入中年的骑手，则不得不做长远的打算。这些因年龄、家庭状况而产生的需求分化，其实是骑手群体复杂性的真实缩影。

曾在七匹狼、比亚迪等“大厂”工作过的罗小圣，则代表了另一种典型心态。为了享受骑手工作的自由，他放弃了朝九晚五的“体面”工作，甚至起初也对社保这类长期投入心存疑虑。

“之前没有在意那么多…感觉交了（社保）像是浪费一样，”罗小圣坦诚地说，“舍不得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感觉放在自己口袋里会更踏实一点。”

三位骑手，三种不同的人生阶段和选择，其实也是骑手群体保障需求多元化的一部分。然而，关于“养老保险交不交”的问题，绝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判断题”，而是一道关乎个人规划与现实权衡的“选择题”。

一张包容多样需求的“柔性安全网”

可想而知，面对复杂的需求光谱，任何“一刀切”的方案都可能失效。

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带有典型的灵活就业特征，过渡性强、流动性强，如果按照过去“二分法”（要么全职，要么自雇）下的“五险一金”给交社保，将强行把所有骑手绑定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既不符合所有骑手的实际需要，也导致骑手和平台负担的成本过高。

徐兵兵为自己算了一笔最直接的账：在厦门，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大约需1200多元，美团补贴500元后，他只需承担700多元。在他看来，“压力是小了一点”，这笔补贴让他在减轻家庭开支的同时，好像也可以继续为未来的保障进行投资。

据了解，美团采取的是“先缴后补”的模式，并非强制，巧妙平衡了不同骑手的多方需求，至少是尊重了骑手的自主选择权。正如徐兵兵观察到的，“有些20多岁的小伙子，没有成家，他们就不想花这个钱，也能理解。”但不得不说，这一举措通过真金白银的补贴，也帮助那些有长期保障需求的骑手降低了参保门槛。

政策的落地，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王笑作为副站长，则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等餐闲聊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事。有一些人在观望，想看一下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真的”，她说道，“等到参加试点的骑手收到补贴到账的消息，大家讨论的风向就变了。”

徐兵兵（左）和罗小圣（右）向记者展示他们手机里收到的补贴信息。

除了养老保险，这张“安全网”还有其他维度。王笑提到，在美团，女骑手有免费的体检和“两癌筛查”。在冬天的东北做骑手比较“遭罪”，站点会为骑手准备暖宝宝、奶茶等关怀物资。这些看似细微的福利，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具温度的工作支持系统。

在厦门跑外卖的罗小圣，6月份就有资格参保，但是他一直犹豫到9月份。他也坦诚地分享自己的顾虑：“以前总觉得这是一份临时的工作，如果养老保险交完之后又断交的话，交出去的钱就搭进去了。”后来他之所以也转变了观念，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保障体系真的“货真价实”地建立起来了。因为就在前几天，美团率先将社保补贴的范围扩大到全国，数百万骑手都被纳入，罗小圣觉得“现在真的实施了，还是挺了不起的”。

对罗小圣而言，有了养老保险，跑外卖更像一份“正经工作”了。养老保险的落地，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职业认同感，同时也打消了他的身份焦虑。对于美团其他很多福利，他也表示很认可，比如下雨天的激励红包，跑完多少单，就可以拿到奖励，“其实很好完成，相当于是补贴了。”

一场关乎上千万人生计的平衡术

自从数字经济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流，如何保障数亿灵活就业者，俨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保安保洁等群体，都面临着相似的职业保障难题。

这其中，外卖骑手获得的关注度尤其高，外卖平台则承受了相对更多的骂声。外界有观点认为，骑手保障欠缺应归责于平台。

但事实上，就如我们在前文探讨的，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公众预期和现实制度存在一定的认知差——给数百万骑手缴社保，必然面临“低费率、保障全、大规模”的不可能三角。有平台选择低费率、保障全，放弃规模，也有平台选择低费率、大规模，代价是减少保障的力度。这是任何一个平台在算完“经济账”之后，必然面临的矛盾。

美团试图将尽可能多的骑手纳入保障，边挨骂，边探索。这个过程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先试先行，逐步推广”。

据了解，美团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至2021年，当时美团参与了人社部提出的“不完全劳动关系”，也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探索，率先试点解决骑手的“工伤保险”，即“新兴职业伤害”保障，至今已为超过1300万骑手缴纳保费超过20亿元。可以看出，这是外卖骑手社保试点的第一步，随后才是被大众高度关注的养老保险。

骑手正在送餐。（图/IC photo）

2024年，美团在人社部指导下，形成了“五险一金”之外的新型方案，2025年上半年开始在部分城市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同期，京东外卖也开始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随后，饿了么平台跟进。在各平台的合力之下，外卖骑手社保这一话题在2025年获得了空前关注，骑手的职业保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2025年也被称为骑手的“社保元年”。

如今，“试点”半年下来，徐兵兵、罗小圣作为骑士长，出于对队员负责的考虑，也会提醒大家认真考虑社保的福利，但他们也理解年轻队员的选择。王笑会劝说身边跟她同龄的，身体不是很好的同事参保。但即便认为“这是一份保障”，她也不会强求。

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为数百万流动性极大、劳动关系特殊的骑手建立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然而，美团的“参保补贴”模式，可以看作是在现有政策框架和现实约束下，找到的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案。一步到位的“最优”或许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覆盖面更广，首先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比如让像徐兵兵、王笑这样的确有需求的骑手能被保障起来。其未来所产生的“灵活性”和“规模效应”的价值，或许将意义重大。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构成复杂、需求多样的外卖骑手，究竟应该如何保障？

答案，或许就在于理解骑手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需要政策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也需要社会公众对此抱有一颗平常心，将骑手视为数字经济时代，一个正常的、正在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兴职业。

当徐兵兵不用再为社保断缴而焦虑，当王笑能安心规划自己干到退休的路径，当罗小圣感受到了“更像一份正经工作”的尊严时，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条在灵活性与保障性之间寻找平衡的道路，虽然复杂，但值得期待。

这场关乎上千万人生计的平衡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