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风景的形塑之路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山东泰山大观峰的石刻

长白积雪图 清 吴大澂

当前，“人文风景”这一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表明风景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的视域再度获得重视。《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汇集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史与中国史领域的五位知名学者的五篇专题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融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因源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系列讲座，每篇均附有数位相关领域学者的评议，从而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与视角的丰富性。

西方风景研究者W.J.T米切尔指出，“风景”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由观察者构造的，是一种由文化中介的自然景象。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历史与自然则作为整体的意象成为一种“风景”，而文字成为中心的媒介。因此，“人文风景”相较于“文化景观”具有独特内涵：首先，它强调个体通过文字在风景中留下的“迹”，这些痕迹中裹挟着情绪、回忆与省思；其次，它往往包含意义的“建构”与“经典化”过程，人始终作为风景的积极引导者；再次，如本书编者之一商伟所言，“江山胜迹”一词暗示中国的人文风景常具历史使命，旨在将特定人文精神昭示于风景，因而讨论“胜迹”实为“在地理景观学中去恢复一个历史的维度”，是对历史时刻的经验的重构。

文学与风景的建构

在关于中国风景的研究中，文学作为媒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人通过文字在风景中镌刻下名字与情感，使得诸多“名胜”往往因一首或一系列诗文而非自然奇观得以确立。商伟在《书写胜迹：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一文中，以李白对崔颢《黄鹤楼》的“竞仿”为例，分析《登金陵凤凰台》如何参与构建凤凰台作为文化胜迹的历程。商伟指出，南宋以后，尽管凤凰台实物已面目全非，但李白的诗作持续唤起后人的歌咏热情。明代《金陵十二景》所绘凤凰台，亦非实景再现，而是对李白诗中“凤凰三山”意象的追忆。在评议商伟文章时，程章灿进一步指出，如刘禹锡虽未曾亲临南京，仍能凭《金陵五题》赢得白居易赞叹，可见文学中的风景不必依赖实地经验，甚至不必以亲历为前提。

此类文字建构的风景，与薛龙春《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一文形成对照。该文关注的是铭刻于泰山或石碑等永久材质上的文字，这类“铭写”以其明确的历史、地理与物质属性，成为“在场”的确凿痕迹。石刻不仅迎接登临者的目光，亦通过拓本流传于世，兼具文本性与物质性，唤起人们对实景的想象，甚至重构书写者当年的场景。薛龙春指出，清代以黄易为中心的访碑活动及相关《访碑图》，体现文人对文字在风景中“在场”的强烈兴趣，“访碑塑造了在现实和图像中双重的‘风景阅读’，寻访历史本身也成了一种风景”。

这两篇文章引发对文字和物质的永恒性的思考。碑刻因材质的持久性，往往被视为更可靠的历史累积载体；然而，如薛龙春在文中提到，晚明文人张岱见泰山碑刻密布而“怒不欲视”所提示，不当的文字留存也可能被视为对风景的破坏。相较之下，诗歌的流传更多体现人文选择，经典篇目经时间筛选而广为传诵，恰如商伟所言，“胜迹书写的文本结构蕴含了一种心灵感知和书写呈现的普遍方式”。

风景的地方维度

在人文风景研究中，“地方”构成基本分析单元。薛龙春援引中国艺术史专家韩文彬的观点指出，文字的介入使空间（space）转化为地点（place）。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著作《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中曾对二者进行区分，而“place”在中文语境中可有“地点”“场所”或“地方”等译法。对于一座名山、一个都城而言，这更倾向于翻译为“地点”或“场所”，“地点”强调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地理坐标，而“场所”更为强调这个地点被赋予的精神性。那些能被称为“地点”的风景往往具有全国的乃至历史的意义，如商伟所言，它“属于一个地方又不只属于这个地方”，诸如西湖之于诗人，泰山之于碑铭，洛阳、金陵之于人们对繁华古都的回忆，这些“地点”的风景早已脱离所属的区域，成为“中国”的胜迹，成为隽永的精神领地。而“place”作为“地方”则更强调区域共同体下的社会文化意义。商伟在文中指出，宋代以后，“地方”开始引起文人的格外关注，到了明代中后期地方士绅经常用各种形式，包括通过歌咏和册页来表达地方性的风景，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区域文化认同。需注意的是，“地点”的建构常依托全国性历史事件（如王权建立、名篇流传），而“地方”风景的形成则多为延续性、自发的历史过程。

书中，魏斌在《北魏洛阳的汉晋想象：空间、古迹与记忆》一文中，以“叠压”形容孝文帝依汉晋传统营建洛阳的都城实践，通过长者指认、文本考据乃至地下发掘，使空间叠压感转化为历史层压感，最终营造出怀古氛围，助立北魏正统。陆扬则在《洞仙与诗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一文中，以“层累”概括天台山自道教传说至佛教圣山的文化沉积过程。与权威主导的“地点”建构不同，天台山作为“名山”初成于刘晨、阮肇等民间传说，其景观形成具自发性。当智顗在此建道场后，天台山虽成为佛教重镇，但陆扬指出其本色仍在民间信仰与禅宗妙悟的“潜流式对抗”中延续。

此外，某些“地点”的建构亦影响对“地方”的认知。田晓菲在《从白门到紫陌：营造建康》认为，唐代以后的“江南”意象，实与南朝建康城作为“金陵帝王州”的宏大景观叙事相表里。即便隋文帝毁建康城，杜牧《江南春绝句》等怀古诗仍延续齐梁诗人笔下的南朝意象，使江南的明丽色彩深植于历史层叠的风景之中。

历史中的风景叙事

风景书写常融合对往昔的追忆与对当下的感知，形成经典的叙事模式。魏斌指出，都城繁华与废墟的反差构成古代文人书写的重要主题；商伟则以李白诗中的“吴宫花草”为例，说明历史时间虽定义自然景象，却终被自然克服。田晓菲亦揭示唐人江南印象中莲花、白蘋等明丽色彩，实根植于南朝建康的文学建构。类似主题亦见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如雪莱《那不勒斯颂》描绘废墟与自然再生的张力，18世纪的英国人吉尔平称之为“强烈的愉悦的感伤”。

此书以“迹”为主题，每处胜迹既引人回望往昔，又向今天延伸，体现一种历程性视角。凤凰台实物虽逝，但李白诗篇使其永为胜迹；“紫陌”之地湮没，其词却以新义流传诗间；刻石者身故，但其拓本仍吸引后人重访故地。英国学者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提醒，“我们总被告知要去别处（原始森林、生命之河、圣山）寻找偶像，其实它一直活跃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寻找”。在中国，“人文风景”所追寻的更近于一种永恒价值：历史绵长，使人看尽兴衰消长，如同云卷云舒；遗迹虽引人感叹坚固之物终将逝去，但一切过往终将回归自然；而自然，也必在某一刻见证新的文明与诗篇诞生。

当进入遍布大地的“胜迹”，哪怕物质的原迹已经残缺不存，当人们漫步在月下的南京城墙，烟雨中的焦山、西湖时，或者同洛阳的牡丹、鹦鹉洲的芳草、国清寺的古梅照面时，我们都能立刻感知到“人文”的力量，感知到在那已然模糊的历史瞬间一个心灵对生命的深刻依恋。

（作者：李溪，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