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红军军长被处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13年后烈士称号被取消

有一个人，曾经披红军战袍，率领红十五军横扫淮北平原；可到了1949年5月26日黎明前，他却被关在上海隆福路看守所的阴湿牢房里，头发已花白，却依旧挺着腰背，为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又为何在同一片晨雾中倒下？

凌晨时分，枪栓已经拉开。陈治平轻声问狱友：“你们可替我向周副主席捎句话？”四周沉默，只有远处传来囚车发动的轰鸣。不到天亮，囚车驶向闸北宋公园。街道两旁，几位流亡学生刚刚刷完标语，手心还粘着油墨味，却没人料到——迎来解放军之前，竟是这样一声枪响。

“砰——”枪声一响。陈治平身子前倾，缓缓倒下。草地上，他绷直的双腿在一刻之后才慢慢弯折。人群中，一位老纱厂工人自言自语：“他当年带我们扛过枪……”话音淹没在嘈杂中。就在一个月后，北平开国大典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周恩来在小范围会议上提到：“此人早年有大功，后虽误入歧途，临终表明回归之心，可予以烈士待遇。”于是，编号00253的烈属证寄往江苏淮安，他家人收到时，已是建国初冬。

但故事没这么简单。我们得从头说起。

1926年，淮安运河码头。24岁的陈治平肩背行囊，登船南下广州。那年，他刚刚从黄埔第三期毕业。拥护北伐的大旗下，他暗中接受周恩来指示，要回乡策动农运。淮阴、盐城一带的枪声，让国民党如坐针毡。到1928年秋，中央决定组建红十五军，陈治平被任命为军长。他连克沭阳、泗阳。淮北平原旌旗蔽日，群众送米送盐，口号声里混着孩子的笑声。那会儿的他，人称“淮北虎将”，意气风发，无人可挡。

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春，他奉命赴河南担任省委书记。刚下火车，就被叛徒出卖。押往武汉的路上，他两次试图逃跑，却因脚镣沉重无力。蒋介石与戴笠亲自审讯，先撩“黄埔同门”的面子，后打“红军肃反”阴影的牌子。陈治平心底起了波澜，最终写下自首书，与国民党情报系统签字画押。乖巧的俘虏往往被迅速利用。没过一年，他出面成立“南京市实验区”，整编保安部队，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可以这么说，他熟悉的那些秘密交通线、联络暗号，都被他亲手拆得七零八落。

叛变的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电文只写四个字：“痛心疾首”。有意思的是，他白天在国府面前侃侃而谈“肃共有功”，人后却常拿着俄文本《共产党宣言》逐页琢磨。同牢的刑犯回忆：“他白天骂‘共匪’厉害，晚上却感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真精妙。”这分裂的状态，伴随他整整十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贵阳成了西南大后方。国民政府委他整顿党务，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民众抗日。县城里，巷道两侧贴满他写的大字标语：“不抗日就是亡国！”苗、侗等少数民族青年组建“山地敢死队”，在湘西、黔东边界打了数十次伏击战，连重庆《中央日报》都刊登了战报。可见，他心底还留着当年战场上那股热情。

1941年，他调任农林部专员，赴重庆。一天傍晚，他蹲在八路军办事处对面的小茶馆，透过竹帘，看见周恩来、邓颖超携手走进院子，却终究没抬脚过去。“我没脸，”他对同行者低语。可见，他并非彻底投敌，而是被历史和个人选择撕裂。

抗战结束后，社会临时喘息。他携一批知识界、工商界人士，组建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名义上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又抨击国民党背弃初心。蒋介石一边拉拢，一边威逼。他两次被送上南方某省主席的门口，都以“旧疾复发”婉拒。1949年春，局势风雨飘摇，汤恩伯的线人潜入“孙盟”，一次秘密会议被一锅端。军事法庭判他“通谋赤匪、意图颠覆国本”，当场宣判死刑。

行刑前，陈治平要了一张白纸，在狱中写下六个字：“革命尚未成功。”署名却没写姓，只留下“治平”。短短几个字，透露出多少心结？是妥协后的苦涩？还是对理想未尽的执念？

建国后，他被追认为烈士。可好景不长。1962年，中央整风复查档案，上海市民政、统战机关翻出南京“实验区”档案以及他的自首书。几轮讨论后，结论是：其历史复杂，“既有功也有过”，不宜再列烈士名单。家属收到通知时，只说“政策调整”，无从追问。1981年上海统战部归档时最终批语：“对陈治平不作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授予烈士称号。”一句话，画了一个折返线般的句点。

假如把他的一生铺开，会看到三个影子相互碰撞：早年红军军长的铁骨；自首国府后官僚的谨慎；山地敢死队背后，依旧跳动的抗日热情。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断裂带上，个人选择在高压和理想间高速折返。

有意思的是，烈士证发了又收回，究竟是对他的否定，还是对历史评判标准的变迁？在这场跨越二十年的辩论里，我们看到：信仰与存亡、忠诚与背叛之间，并没有现成答案。信息来源：[上海市民政档案；《陈治平事迹研究》，江苏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