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刘道玉逝世｜“学而不厌、思考不止、笔耕不辍”

刘道玉。（图源：武汉大学官网）

刘道玉，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枣阳，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先后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一司司长，兼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二十三届理事会理事等职。

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刘道玉作为会议秘书长之一曾参与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研究生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在恢复统一高考及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为教育教学改革开风气、辟新局，率先推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以下内容为刘道玉在《教育改革论说集》一书中的自序。

《教育改革论说集》

作者：刘道玉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1月

人老了，怀旧的心绪油然而生，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究竟决定于什么呢？一般说来，主要是受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阅读的经典名著和名人箴言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人，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要扮演某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有的是被安排的，就像演员担任某个角色一样。无论是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安排的，只要尽心尽意地去扮演这个角色，就能够绘声绘色地演好人生的这部大戏。

我已经进入“米寿”的年龄，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影响我的人生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程师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另一个是中国近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在我30岁以前，影响我成长的是诺贝尔——我于14岁的时候，读过一本《发明大王诺贝尔的故事》，然后发誓将来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于是，我于1953年高考后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前苏联科学院攻读化学副博士研究生，以研究有机氟化学为方向，目的就是实现我要做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想。

可是，在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教书倒霉”“臭老九”等口号，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是非界限；人们都感到前途迷茫，我做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想似乎已经破灭。1976年秋，灾难性的“革命”终于结束了，我的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想又复活了。然而，好景不长，历史又一次跟我开了玩笑——我被国家教育部借调去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对于这个安排，我十分不情愿，但当时的形势又不容我推却，良心也不允许我玩忽职守，我只好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拨乱反正的重任。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次的“借调”改变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成全了我的一生。

1979年3月，在完成了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之后，我义无反顾地辞去教育部的一切职务，回到武汉大学。我本想重操旧业，但旋即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一年多后又转任党委副书记、校长，从此走上教育改革的不归之路。我的诺贝尔式发明家之梦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我失去了实现诺贝尔梦想的舞台——实验室。我心想，与其两头落空，不如专心致志地领导好一所学校，把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想转换为实现教育改革之梦。

在我投入教育改革之后，对我的思想、性格、信仰、气质和作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鲁迅先生。我崇拜他是因为早年读过他的许多杂文和小说，深深受他的思想影响。他在杂文《空谈》《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写道：“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他以犀利的眼光，看到在中国改革之艰难，但是我并没有回避改革之艰险，而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冒险精神，决心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当一回弄潮儿。不幸的是，我的结局被鲁迅先生言中：1988年2月10日，我无缘由被免职，就是我国大多数改革者的宿命的证明。

本书是一本文集，我曾想用书名“教育改革的呐喊”；之所以想用这个书名，显然也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读的第一本鲁迅小说就是《呐喊》，它创作于1918—1922年，首次出版于1923年，解放前出版过30多个版本，但我已记不起看的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呐喊》集中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深层的矛盾，对吃人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该书从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和人道主义精神，希望唤醒民众精神、启迪蒙昧、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我十分欣赏鲁迅先生的呐喊精神，这是他民主斗士和硬骨头精神的体现，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所谓呐喊，就是呼吁、吁请、放言、鼓呼、呼号、批评、批判等。一个人是否敢于呐喊，关键在于是否有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否有忧国忧民的情结。鲁迅先生做到了这一切，他不愧于人们所赞颂的“硬骨头”精神，他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敢于呐喊和严于解剖自己的高尚榜样。

鲁迅先生在《自嘲》诗中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我也十分欣赏“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我在厉行教育改革时，自喻是一头躬耕牛，不停地垦荒、开拓新的疆域。友人赠送给我一枚“拓荒牛”的闲章，我视为珍品保存至今。当我被免职以后，就失去了教育改革的舞台，于是我又转身化为一只杜鹃鸟，不停地为教育改革而啼喊。我深知，个人势单力薄，无力撼动僵化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但我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这时我想到了啄木鸟，力求做一点兴利除弊的事情。基于这种想法，我撰写了《教育问题探津》《论爱的教育》两本书，希望用它们为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解惑，哪怕影响10个人、100个人也是好的。所幸的是，这两本书问世以后，一印再印；前者获得第15届文津图书奖，后者被上海三联书店以全票评为“2020年最好的10本书”之首。

收入本文集的有54篇文稿，它们就是我近30年为教育改革呐喊的真实记录。无论是教育评论、专访、对话或建言，都是围绕着教育改革呐喊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呐喊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各个篇章之中。其中，大部分文稿都是过去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几篇对话的大部分内容没有刊发过。在辑录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我又新写作十多篇文章，大部分也都是有感而发的，再一次体现了我学而不厌、思考不止、笔耕不辍的精神。

宋朝诗人王令在《送春》中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十分欣赏这两句诗，我呐喊的目的也就在于唤回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的春天。但是，改革是有风险的，道路是曲折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代价。也许，改革会一时遭受挫折，但我深信，后人一定会沿着改革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就像屈原在楚辞《离骚》中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个虔诚的改革者，应当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否则就不可能成就改革的大业！

刘道玉于泰康之家楚园

导语/申璐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