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吉鸿昌因抗日被老蒋处决，妻子为保护子女装疯卖傻，后续如何

有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年幼的儿女，竟然疯掉了似的四处跑，大喊大叫，甚至把自己装扮得邋里邋遢，特务们竟然真的相信她被精神打垮了？这一切，都发生在抗日英烈吉鸿昌牺牲之后。他的妻子胡红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又是凭什么把孩子护在怀里，自己却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追捕？

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被特务暗杀后，胡红霞一下子彻底崩溃。婚后，她和丈夫积攒下的两个孩子，仅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家里一片混乱，特务转头就找上门来，不是要询问丈夫的下落，就是以调查“同情共产党”为名，软硬兼施逼供。可她一个柔弱女子，哪是他们的对手？

刚开始，胡红霞也和一般人一样，带着孩子去医院探望，却一个个被扣押起来。敌人先是想软化她，用丈夫的“交代”压她招供；软了不行，就上刑。可她紧咬牙关，一个字不说。两天后，特务把她扔在街头，连声骂她“疯子”，“共产党帮凶”。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这一家，不能再这样正面应对了，再这样下去，连最后的骨灰都保不住。

她开始学着冷静思考：怎样才能让特务放弃对我的追捕？怎样才能把孩子藏好？怎样才能自己活下来？于是，一个大胆的主意在她脑中成形——装疯卖傻。可问题来了：一个从小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怎么才像疯子？装疯，特务会不会识破？

她先把两个孩子分别托付给熟悉的邻居。一家人公开宣称孩子丢了，她就受了重大刺激，于是精神失常。来了人就胡言乱语：有时高喊“还我儿子！”有时低声抽泣，偶尔手舞足蹈，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在和看不见的人对话。蓬头垢面，身上还涂上些泥土，行走步履飘忽。几天下来，特务们看着她那副模样，倒真的当她病了。

可他们还不放心，有时会派人来家里“辅导”，问她共产党机关在哪里，丈夫是不是输送武器给张家口。胡红霞一听，就装得更厉害：当场撕心裂肺地尖叫，怒指天喊：“我脑子被雷劈坏了！共产党？我连蒋委员长是谁都不懂！”特务见她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为真有精神病，便放松了警戒。

就在特务以为“疯妻”肯定活不长的当口，她却悄悄改名换姓——傅博英，身着普通农村女教师的装束，带着刚断奶的女儿，离开天津租界。她在组织推荐下，到邢台附近的一所偏僻小学当起了“助教”，课堂上教语文、算术，课下悄悄把共产党抗日的见闻、抗敌救国的道理，讲给小孩子听。因为长相端庄，脾气古怪，村里人并没有过多打听，反而觉得她是个怪女人，也没什么可疑。

就这样，胡红霞在小学当了三年助教。上课时，她笔直站在讲台前，用铅笔敲击黑板，板书《救亡图存》四字；下课后，她在田间教孩子们朗诵《满江红》，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每当孩子们问：“老师，咱们为什么要念这些？”她就语重心长地说：“因为你们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热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里。”她目光炯炯，语气真诚，让很多人误以为她是革新教育的先行者。

直到1946年全国解放的前夕，组织才把她接回天津，把两个孩子重新托付给她。这时的傅博英，衣衫褴褛中带着几分沧桑，却依旧目光坚定。组织给她恢复了原名胡红霞，派人来接她回天津，在市委招待所安排了新的居所。她回到家门口，看到院子里已是满目疮痍，却一如当年在狱中那样，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我们终于回来了。”

1953年，党组织给吉鸿昌签发了纪念证。胡红霞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纪念证时，泪水涌上眼眶。她知道，这个家曾经付出的代价，终于被历史记住了。可她最在意的，还是两个孩子能不能健康长大。儿子吉兰泰后来考入天津师范学院，成了一名低调的数学教师；女儿吉瑞芝考上了女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做了天津市政协委员，一辈子致力于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不出一分钱，不拿一分待遇。

女儿曾对母亲说：“妈，您当年装疯卖傻，真的太厉害了。”胡红霞却笑着摇头：“我那是在拼命，要保护你们。没有别的办法了。”她抬眼看着远处青翠的梧桐树叶，轻声道：“一个家，有父有母，才是完整的。我撑过来，是因为你们需要我。”

回想当年，为什么一个普通妇女，能够骗过训练有素的特务？因为她对命运不甘心，她有一颗为了孩子就要拼尽全力的心。装疯只是她的战术，救孩子才是她的信仰。几十年来，她没有向党要一分优待，总是说：“我不过是一个母亲，做了该做的事。”可正是这一颗平凡的母亲心，让她写下了整段壮烈而又温暖的人生。信息来源：[吉鸿昌生平及家属事迹多方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