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给日本当间谍，抓不完了！这几年日本间谍怎么越来越多了

一个拿着一桥大学博士文凭的大学教授，一个在日本教书多年、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中国人，竟然成了日本情报机关的“线人”。

原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袁克勤，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拘留，理由是涉嫌从事对华间谍活动。对，没听错，他是中国国籍，不是“日本人来华间谍”，而是“给日本当间谍的中国人”。

为什么这些年来，日本间谍越来越多？

不只是“被抓一个”，是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的冰山一角

21年袁克勤被抓时，他的案子引发广泛讨论，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身份，中国籍、教授、还是法学博士。外界普遍会认为这样的人“身份干净、行为理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这事乍看荒诞，细想却并不意外。从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揪出了十多个日本间谍，身份多种多样，有企业代表、留学生、考古学者、记者、甚至女性学校干部……现在加上这个“教授”，阵容越来越豪华了。

根据外交部的通报，袁克勤长年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要求，向日本提供涉华情报。他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相关证据也已移交法院审理。这已经不是外交口径含糊其辞的“涉嫌”，而是铁证如山的“已经起诉”。

更早在2020年3月，外交部就已经通报此案，说明袁克勤早已在国家安全部门的视线之中。从调查到起诉，再到移送法院，整个程序都依法进行。也就是说，这不是突然的“政治操作”，而是一个长期掌握、证据充分的案件。

有意思的是，袁克勤的家属在媒体上喊冤，称其“被冤枉”，希望早日释放。但事实是，中国司法机关办案讲证据讲程序，并非“主观臆断”，而袁克勤本人早就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而且，像袁克勤这样的中国人充当外国间谍，并不稀奇。这几年爆出来的间谍案件中，越来越多的“间谍”身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间谍”，而是教授、学者、企业家、甚至志愿者。他们或许表面上在做教育、文化、交流工作，但背后却在默默地从事着信息收集、非法测绘等高风险行为。

这类“灰色身份”的间谍，更加隐蔽，更容易接触到敏感信息，也更容易被信任。一旦把这些人拉入情报网络，获取的数据价值就远超普通的“间谍小兵”。

从非法测绘到间谍卫星，日本收集中国情报的手段一刻没停过

很多人以为间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黑西装、窃听器、潜入军事基地。但现实中的间谍活动，远比电影枯燥得多，也隐蔽得多。比如测绘。

从200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就陆续查处了多起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测绘的案件。

比如2010年，一名日本公民在新疆塔城地区，携带GPS设备采集了近600个地理坐标，其中85个位于军事管理区。这位“游客”打着“环境考察”的旗号，实则是为情报准备“精准坐标”。

再比如2007年，相马秀广等人以“生态考察”为名，在新疆非法采集地理信息；佐藤正光、水上和则则在江西多地以“考古”为掩护采集军事敏感信息。根据审查数据，他们采集的点位中甚至包含绝密级、机密级军事秘密。

直到今天，这些案例也依然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这些行为并不是日本人“热爱地理”，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目的。地理信息的精度，直接决定了远程打击的有效性。现代战争中，坐标不准一米，就可能导致导弹打偏一公里。

所以，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战略部署，精准地理数据都至关重要。

而这些数据，通过地面人员采集，精度远远高于卫星图像。哪怕日本已经发射了多颗间谍卫星，依然需要地面“校对员”来补全细节。而这些“校对员”，往往以记者、学者、游客身份进入中国，完成任务之后再悄然离开。

更别说像2016年，中国第一艘航母的高清照片，竟然最早出现在日本共同社网站上。照片不仅清晰显示了舰体结构，连舰岛武器的开口细节都拍得一清二楚。这显然不是“随手一拍”，而是专业摄影设备+情报需求的结果。

从这些细节来看，日本对情报的收集，是长年部署。

“看起来不像间谍”的人，为何频频成了间谍？

近年来，中国抓捕的日本间谍人数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身份都出人意料。比如2019年5月，一名60岁的日本男子在辽宁被判刑5年半，罚款20万元；他是四国地区一家公司的代表，2017年就因间谍嫌疑被拘留。

同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中日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6年有期徒刑。他2016年就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捕。这些人看起来都是“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结果却深陷情报网络。

还有2018年，一名曾在东京日语学校当干部的57岁日本女性，被判6年刑期并罚款。她原本是中国人，归化日本后参与情报活动。

现代间谍不再是“特工007”，而是穿着西装、背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在大学讲课、在企业谈判、在文化节演讲，但背后却在“顺手”完成一些国家任务。

而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冒险参与？很简单，利益驱动。有媒体分析，日本情报机关通过“委托调查”的方式，将采集任务“外包”给企业、媒体、科研机构等，这些人拿钱办事，既不用承担太大责任，又能获得实打实的回报。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专业能力往往不高，容易暴露。有人带着GPS设备在军事管理区“旅游”，有人电脑里保存大量军事地图，有人拍摄时不避军事禁区……暴露得不叫技术失败，叫“不专业”。

但他们的失败，并不代表日本间谍活动的终止。这些“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隐藏得更深的，还在暗处活动。

日本情报系统从来没停过，反而在不断升级

日本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事。

对中国而言，最臭名昭著的组织莫过于“玄洋社”。早在1882年，它就派出上百人来中国收集情报，后来还在上海设立了“同文书院”。这个书院的校长根津一，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成员，曾领导多个早期的对华间谍组织。

到了抗战时期，日本收集的中国地图之详尽，令人震惊。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军地图中，甚至详细标注了桥梁承重、道路破损程度、河流雨季变化、航道障碍等细节。从长江口的崇明岛到海南岛，地图覆盖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样的地图，不是靠想象画出来的，而是靠大量实地测绘和间谍信息拼凑成的。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大部分来自冈村宁次秘密搜集的信息。可见，日本对中国情报工作的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

到了现代，日本虽然军事受限，但情报系统却在持续升级。2003年日本发射第一颗间谍卫星，之后不断追加发射，目前已形成完整卫星侦察体系。同时，内阁情报调查室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情报指挥机构，虽然编制不到200人，却通过“委托调查”方式，把任务外包给媒体、企业、科研机构等，从而实现“全民皆间谍”的隐形网络。

他们派驻到中国的人员，身份五花八门：学者、记者、公司员工、留学生、NGO代表，甚至是“文化交流使者”。这些人表面上是“推进中日友好”，实际上却是“情报搜集前线”。

不是间谍越来越多，是我们越来越警觉了。

这个网络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情报传统的延续。只不过过去我们没太注意，现在我们开始认真对待了。

参考资料：
日本中国籍教授回国后涉嫌间谍罪而被捕，日本教授袁克勤何许人也？．大湖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