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

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914年冬夜，上海里弄深处的青楼里，一位27岁的青年军官，正将厚厚一叠现大洋摆上桌。
他叫夏之时，身着陆军制服，挺拔冷峻，言语间带着北洋军人特有的决绝：“三万，不讲价，放人。”
屋子里顿时安静，老鸨咬着烟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哎呦，出手阔绰，三万买个清倌儿，值。”
可就在这时，那个被赎的女孩——14岁的董竹君，走上前来，轻轻拉住了夏之时的袖子，说了一番话。
这个女孩，出身一个贫苦家庭，十岁那年被卖进“长三堂子”，成了“清倌人”——不陪酒、不接客，只弹琴唱曲，三年期满可赎身。
她原以为三年后能自由离开，可当她出落得眉目如画、琴技出众，老鸨却临时翻脸，要她“接大客”，还坐地起价，开出三万大洋的天价赎金。
当年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5块大洋，这笔钱相当于一个人五百年的工资收入，就连北洋军阀的中高级军官，也未必能拿得出这笔钱。
夏之时却拿得出，他是留过学的革命党人，早年东渡日本，后来跟随黄兴、孙中山起事，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被任命为四川都督，年仅24岁就身居高位。
那天他会出现在青楼，并非寻欢作乐，而是因政局动荡，暂避耳目。
他第一次见董竹君，是她在后堂弹唱《钗头凤》，她唱得极稳，眼神却不似其他青楼女子那样媚俗，反倒带着一股倔强。
他心动了，想带她走，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男人，却是第一个愿意出三万的男人。
可他没想到，董竹君拒绝了，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她不想“被买走”，她说的那三个条件，后来成为她一生的支点：
“第一，你要娶我为正妻，不能让我做妾；第二，你要送我去日本读书；第三，婚后家中的事由我来打理。”
对一个14岁、身陷青楼的女孩来说，这种自我意识是极其罕见的。
她没有被当下的爱情冲昏头脑，也没有因为一份“被拯救”的温柔而妥协，她知道，如果她今天是被赎走的，那么一旦失宠，她也可以被“转卖”。
她要的，是尊严，是平等，是未来。
那个年头，青楼女子从良，最常见的归宿就是做小妾，正房名分，是她所处阶层从未拥有的奢望。
要求去日本留学，更是惊世骇俗——那时的中国，女性连上小学都是奢侈，何况出国？至于家中事务由她做主，那更是对男权体制的挑战。
夏之时答应了，出于对她骨气的敬重。
“你若能自脱，我必娶你。”
几周后，董竹君兑现了承诺，一个雨夜，她灌醉看门的老鸨护院，趁乱翻墙而出，这一走，就是她命运的转折。
他带她去日本，她进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日语、数学、礼仪、经济学。
同班同学中，有的是日本贵族家的小姐，有的是中国留日的革命者家属，没人知道，这个说话带着乡音的女孩，曾是上海青楼的清倌人。
回国后，她跟随夏之时赴任四川，夏家是传统大家族，对她出身颇有微词。
她不言不语，在家中设私塾，自己教子女识字、讲礼，她用自己掌握的日语协助丈夫处理政务，还管家理账，渐渐赢得了家族的尊重。
第三个条件，她也践行了，但命运并不打算一直善待她。
1927年，夏之时因政变失势，逐渐沉迷酒色，对家庭冷漠，性情大变，她多次劝说无果，最终决定离婚。
那年，她27岁，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
她在成都办过女学，在重庆卖过绣品，在上海租界开过裁缝店，每一次失败都让她更清醒：真正的独立，不是依靠谁，而是自己能站起来。
抗战爆发后，她创办“锦江菜馆”，专做外卖盒饭，服务抗战将士与沿街百姓。
她首创一次性筷子，干净卫生，迅速走红，战后，她创办“锦江饭店”，靠着她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标准，成为上海最有声望的民族饭店之一。
她在饭店里挂上鲁迅、张大千的字画，亲自设计菜品，甚至聘请外籍厨师做西餐。
这个从青楼走出的女子，最终成了上海滩的商业传奇。
她没有等那个“白马王子”来拯救，而是自己写下了命运的剧本，她知道，要想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就不能被买、被救、被安排。
她要的，是选择权，她用那三个条件，设下了命运的三道防线：平等的婚姻、知识的武装、家庭的主导。
她的选择，后来证明一点都不“浪漫”，她所嫁之人终究没能与她并肩一生。
可正是当初的那份自觉，让她即便在婚姻破碎之后，也能带着尊严离开，带着孩子重新出发。
如果她当年接受了三万赎金，她的人生或许会安稳一些，但她不愿用一张收据，换一生的低头。
她不是被命运垂青的幸运儿，她是自己挣出一条路的勇士。
董竹君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极少数女性能走出的路径，当命运抛出一根看似金光闪闪的绳索时，你是抓住它，被拉出深渊，还是转身自己爬上去？
她没有让自己成为“被救的人”，她让自己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赎身。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