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兄弟，借我点钱。”
“多少？”
“两万。”
那天晚上，我看着眼前的赵东，他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跟我描绘着南方的宏图霸业。
我没有一丝犹豫，把准备用来结婚的彩礼塞到了他手里。
他接过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等我回来，事成了咱俩吃香喝辣的！”
听到这话，我立马笑了。
自始至终，我信的不是他那听起来不着边际的生意，我信的是那个在雪地里能把命分我一半的兄弟。
可谁知，他带着我的家当，从此杳无音信。
于是，我只能外出打工填补漏洞。
十五年了，我以为赵东这个名字，连同我那两万块钱，早就烂在了时间的泥里。
要不是身份证丢了必须回老家补办，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踏进这个地方。
我在邮局柜台前不耐烦地等着，那个快退休的大叔却突然拉住了我。
“你是周程吧？有封你的挂号信，我们存了十多年了，你朋友说一定要给你”
说完，他眯着眼，从一堆旧档案里抽出一封黄得发脆的信，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封存了十多年的信？朋友是谁？
我接过那封信，心想：赵东，你这个王八蛋，难道是想告诉我，你用我的钱发了多大的财吗？
01
我和赵东的情分，是用命换来的。
不是说说的那么轻巧，是真刀真枪，用血和汗泡出来的。
我们是同一年进的部队，分到了同一个班。
我这个人，闷，话不多，训练起来像头犟牛，除了死力气什么都没有。
赵东不一样，他脑子活，眼睛里总闪着一股贼光，像是能看穿所有人心里在想什么。
指导员给我们新兵训话，指着我，又指着他，对全班说：
“你们都看看，周程，赵东！一个负责埋头干，一个负责抬头看，你们要是能把他俩的优点合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个完美的兵！”
赵东听了，在队列里偷偷冲我挤眉弄眼，嘴型比划着：
“听见没，咱俩是绝配。”
新兵连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
每天天不亮就被人从被窝里踹起来，跑到天亮，再练到天黑。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冬天，野外拉练。零下二十多度的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们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
走到半夜，我发起了高烧，整个人像一摊烂泥，瘫在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人在背我，那人的骨头硌得我生疼，喘气声像个破风箱。
我闻到一股汗臭味，混着雪地里冰冷的气息。
睁开一条缝，我看到是赵东。
他那张平时总是挂着坏笑的脸，此刻绷得紧紧的，嘴唇冻得发紫，额头上的汗珠子冒出来，瞬间就结成了冰霜。
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我趴在他背上，虚弱地说：
“东子……东子，你把我放下，别管我了，你自己走……”
他没回头，脚下踉跄了一下，然后站得更稳了。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进我耳朵里：
“周程，你他娘的给老子闭嘴。老子背你回营地，你死了，老子也跟着你躺下。咱俩是一个班出来的，要死也得死在一块！”
那天晚上，他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
回到营地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比我还像个病人。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赵东这个兄弟，是能把后背交给他的人。
在部队，能让你把后死后活都交出去的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个。赵东就是那一个。
我们一起在炊事班偷过馒头，一起在禁闭室里挨过罚，也一起在边境线上，缩在一个猫耳洞里，盯着外面黑漆漆的夜空，说着将来退伍了要去干什么。
我说：我想回老家，找个安稳工作，娶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
赵东说：安稳有什么意思？人活着，就得折腾。他说他要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去南方，下海，当大老板。
他说：“程子，等我发了财，我开着小轿车来接你，让你也过上好日子。”
我当时只是笑，觉得他在吹牛。
可我心里，又隐隐地相信他能做到。他就是有那种让人信服的劲儿。
退伍后，我真的回了老家，在县里的纺织厂找了份工作，每天三班倒，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
我还处了个对象，叫小娟，是隔壁车间的女工，人长得白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们商量好了，等我攒够两万块钱，就结婚。在
那个年代，两万块钱，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那是我和我爹妈几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的钱。
那钱不光是钱，是我的婚房，是我的未来，是我后半辈子的指望。
我每天下了班，就骑着我那辆破凤凰牌自行车，去找小娟。
我们俩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县城边上的那条河。
我们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看着河水慢慢地流，说着以后生个儿子还是女儿。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就像那条河，虽然慢，但总是在往前走，充满了希望。
02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的时候，赵东回来了。
那天我刚下中班，浑身都是机油味，推着车子走出工厂大门，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门口的槐树下。
那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脚上的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心想：这是哪个城里来的干部，跑到我们这破厂子来干嘛。
我推着车子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开口了：“程子。”
我浑身一震，这个声音，我化成灰都认得。
我猛地回头，那人把烟掐了，冲我咧嘴一笑。
还是那口熟悉的白牙，还是那种带着点坏笑的眼神。
是赵东。
我扔下车子就冲了过去，一拳捶在他肩膀上：“你小子，混哪去了？”
他哈哈大笑，也给了我一拳：“混出个人样，回来看看你。”
我们去了县里最好的饭店，叫“迎宾楼”。
赵东点了一桌子菜，都是我平时听都没听过的硬菜，还开了一瓶好酒。
他给我讲他在南方的见闻，说那里的高楼大厦，说那里的车水马龙，说那里的钱就像大风刮来的一样，只要你敢去捡。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种光，我在部队里见过，是在冲锋号吹响时，他眼里才会有的光。
酒过三巡，他突然严肃起来，握着我的手说：“程子，哥这次回来，是想拉你一把。”
他说他看准了一个生意，做电子配件，现在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找到了货源和买家，就差一笔启动资金。
他说只要两万块钱，一年，最多一年，就能翻好几番。到时候，别说在县城买房，就是在省城，也能安个家。
他拍着胸脯，脸因为激动和酒精涨得通红：
“程子，我赵东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坑谁，也不能坑你。这钱，算我借的，也算你入股。你信我，就跟我干！”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真诚得不掺任何杂质的眼睛。我想起了那个在雪地里背着我，说要死一起死的夜晚。
我信的不是他那个听起来天花乱坠的生意，我信的是他这个人。
对他来说，信任这两个字，是多余的。
小娟的脸，父母的叮嘱，那两万块钱对我意味着什么，在那一刻，全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对他说：“东子，我信你。”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银行取钱。
银行的柜员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她数了两遍那两万块钱，用牛皮纸袋给我装好，问我：
“小伙子，取这么多钱干啥用啊？可得当心点。”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把那包沉甸甸的钱交到赵东手上的时候，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重重地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说：“等我回来。”
他走了。像一阵风一样，来得突然，走得也干脆。
起初的几个月，他还会给我打个电话，说生意很顺利，让我放心。
我每次都跟小娟炫耀，说我兄弟有出息，我们很快就能住上大房子了。
小娟总是笑我，说我傻。她说：
“哪有做生意稳赚不赔的？你连个借条都没让他打，万一……”
我总是打断她：“没有万一。他是赵东。”
然后，电话就断了。
起初是一个星期没打，我安慰自己，他肯定是太忙了。
后来是一个月，两个月。
我往他留下的号码打过去，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那个冰冷的女声：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慌了，我按照他留下的地址，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全都石沉大海。
赵东，我过命的兄弟，带着我全部的家当和未来，就这么消失了。
03
赵东消失的消息，像一场瘟疫，迅速在我生活的小圈子里传开了。
最先发难的，是小娟的父母。
那天晚上，他们二老直接堵在了我家的门口。
小娟的父亲，一个在镇政府干了半辈子的小科员，背着手，官腔十足地指着我的鼻子：
“周程，我问你，那两万块钱，是不是真的给了你那个什么战友？”
我爹妈在一旁赔着笑脸，说小孩子不懂事，让他们别生气。我梗着脖子，点了点头。
“连借条都没有？”他声音又高了八度。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小娟的母亲“哎哟”一声，一屁股坐在了我家门槛上，拍着大腿就开始哭嚎：
“我的天哪，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我女儿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傻子！两万块钱啊，说给人就给人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这婚还怎么结啊！”
那晚，我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老周家这儿子，真是个憨子。”“
什么战友，我看就是个骗子。”
“是啊，现在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还信这个。”
那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耳朵里，扎在我心上。
我爹一辈子老实本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给了我一巴掌。
那一巴掌不重，但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娘则在一旁抹着眼泪。
最终，我和小娟的婚事，黄了。
她来找过我一次，哭着对我说：
“周程，不是我不愿意跟你，是我爸妈……他们说，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家当都守不住，怎么守住一个家。”
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
说赵东不是骗子？说他一定会回来？连我自己都不信了。
从那以后，我成了县城里的一个笑话。一个活生生的，关于“轻信”与“愚蠢”的反面教材。
厂里的同事，见了我就绕道走，生怕我跟他们借钱。
以前一起喝酒的工友，也开始疏远我。
我走在路上，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他们的眼神里，有同情，有嘲笑，但更多的是一种“看吧，我就知道”的幸灾乐祸。
我从一个勤劳踏实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避之不及的“冤大头”。
对赵东的感情，也从最初的担忧和焦虑，慢慢变成了怨恨。我恨他为什么一声不响地消失，恨他为什么要把我的人生搅得一团糟。
那个在雪地里背着我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他在迎宾楼里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样子。
那样子，现在看来，多么虚伪，多么可笑。
我把我们俩在部队唯一的合影，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从相册里抽出来，撕成了碎片。
在这个小县城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让我感到窒息。
我辞掉了工作，不顾父母的劝阻，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囊，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绿皮火车票。
临走前，我对我爹说：“我出去闯闯。”
我爹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塞给我：
“出去也好，省得在这里遭人白眼。记住，外面不比家里，凡事多长个心眼。”
我拿着那几百块钱，头也不回地踏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站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地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
从今往后，我周程，再也没有兄弟，再也不相信任何人。我只信我自己。
04
十五年的时间，能把一块石头磨圆，也能把一个人的心磨硬。
我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里扎下了根。说是扎根，其实也就是飘着。
我换过好几份工作，在工地上扛过水泥，在饭店里端过盘子，后来在一家物流公司当了司机，每天开着货车穿梭在城市的血管里。
生活不好不坏，饿不死，也发不了财。
我挣的钱，一部分寄回家里，剩下的，够我一个人吃喝拉撒。
我没再谈过恋爱，也没交过什么朋友。
每天下班，我就回到我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喝点闷酒，看看电视，然后睡觉。
日子就像我车上的里程表，数字一天天在跳，但窗外的风景，永远都是差不多的高楼和马路。
我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没人知道我来自哪里，没人知道我过去发生过什么。
同事们都说我这个人闷，不好相处。我不在乎。
对我来说，孤独是一种保护色。它让我安全。
关于赵东，关于那两万块钱，关于那个我逃离的家乡，我把它们打包，锁进了记忆最深处的柜子里。
偶尔在深夜喝多了，柜子会裂开一道缝，那些怨恨和不甘会像鬼魂一样飘出来，纠缠着我。
但天一亮，酒一醒，我又会把柜子牢牢锁上。
十五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麻木了。
直到上个星期，我那只用了好几年的旧钱包，在拥挤的地铁上被偷了。
钱不多，就几百块。银行卡挂失补办也方便。最麻烦的，是那张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我寸步难行。
我去了离我最近的派出所，想办个临时的，顺便把正式的也补了。
窗口里的小警察看了我的户籍信息，敲了半天键盘，然后抬起头对我说：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你的二代证是第一批发行的，之后没有更新过信息。按照规定，你必须回你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本人亲自办理。”
“不能在这里办吗？”我问。
“不行，”他摇摇头，“系统里有规定，我们这没权限。必须本人回去，现场采集指纹和照片。”
我拿着那张写着“办理须知”的纸条，站在派出所门口，太阳晒得我有点发晕。
户籍所在地，那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眼睛里。
那个我发誓永不回去的地方，最终还是用一张薄薄的卡片，把我无可奈何地拽了回去。
我买了最快的一趟火车票。
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没有一丝近乡情怯，只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烦躁。
对我来说，这趟旅程，不是回家，是出差。一项我极其不情愿，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只想用最快的速度办完手续，然后立刻买票离开，就像十五年前那样。
我甚至提前想好了，如果路上遇到熟人，我就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这个地方，它承载的不是我的乡愁，而是我的耻辱。
火车到站，我走出那个陈旧的小火车站。
十五年了，这里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拉了拉衣领，快步走出了车站，就像一个急于逃离犯罪现场的罪犯。
05
事情总是不像你计划的那样顺利。
我到了派出所，取了号，排了半天队。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情况跟窗口里的民警说了。
那是个年轻的警察，比我当年离开时遇到的那个还要年轻。
他查了半天电脑，皱起了眉头：
“你这个档案有点老，信息不全。系统显示，几年前我们做户籍地址核对的时候，给你寄过一份确认函，你一直没签收。你得先去邮局把那份函件取回来，我们才能给你办。”
“邮局？”我愣了一下，“什么函件？我从来没收到过。”
“地址是你家的老地址，估计是没人接收，退回邮局了。你去问问就知道了，这是规定。”年轻警察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
我心里骂了一句，但没办法，只好转身出了派出所。
乡邮局就在派出所斜对面，一栋两层的苏式小楼，墙皮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
门口挂着一块绿色的牌子，上面的“中国邮政”四个字已经褪色发白。
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旧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邮局里很安静，只有一个柜台。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叔，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着头，用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整理着一堆信件。
他听见我进来，头也没抬，只是问：“办什么业务？”
“大叔，我来取个件。”我报上了我的名字，周程，还有我家的老地址。
听到“周程”两个字，那个大叔的手突然停住了。他慢慢地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我，就像在辨认一件出土文物。
“你叫周程？”他问。
“对。”
“从外地回来的？”
“是。”我有点不耐烦了，“大叔，能帮我找一下那个函件吗？派出所要。”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站起身，说了一句“你等等”，然后转身走进了柜台后面的一个里间。
那里面堆满了各种发黄的档案袋和包裹，像个小山一样。我站在柜台外，心里嘀咕着这破地方办事效率就是低。
等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他才从里面出来，手里没拿什么函件，而是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夹。
那夹子已经旧得不成样子，边角都磨烂了。
他把档案夹放在柜台上，吹了吹上面的灰，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封信。
看样子，那是一封挂号信。
信封已经黄得发脆，像是随时都会碎掉。
上面的地址是我家的老地址，字迹是用钢笔写的，很用力，笔锋都透着一股子劲儿。
邮戳上的日期，已经模糊不清，但能隐约看出来，是十五年前。
“大叔，这是……”我懵了。
“这个不是你要的那个函件。”老黄，也就是那个大叔，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这封信，是十几年前寄给你的。”
“寄信人是个男的，口音不是本地的。他当年寄了信之后，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问，问你收到了没有。”
“我说你出去打工了，家里没人。他说，这信比他的命都重要，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亲手交给你。”
“按规定，这种无人签收的挂号信，早就该退回或者销毁了。可我听他那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就想，万一真是什么要紧事呢，就一直给你存着。没想到啊，”他看着我，感慨地摇了摇头，“我都要退休了，你才回来。”
我呆呆地看着那封信，心里翻江倒海。一封存了十几年的信？寄信人是个男的？
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但唯独没有闪过赵东。
一个存心骗钱跑路的人，怎么可能还会费尽心机寄一封挂号信，还说什么比命都重要？
这太荒唐了。
我猜，这可能是某个早就断了联系的远房亲戚，或者是我忘了名字的老同学。
签了字，我从老黄手里接过了那封信。
信很轻，但拿在手里，却感觉有千斤重。
它带着一股时光的霉味，也带着一个尘封了十五年的谜团。
06
我没有回旅馆，而是捏着那封信，鬼使神差地走出了县城。
沿着一条满是杂草的小路，我一直走，走到了城外的那条河边。
十五年了，这条河好像一点都没变。
河水还是那么缓慢地流淌着，对岸的杨树林还是那么茂密。
只是河边的草，长得比我记忆里更高了。这里，是我和赵东以前最常来的地方。
我们曾经在这里钓鱼，一坐就是一下午，一句话不说。
也曾经在这里喝得烂醉，躺在草地上，对着满天星星吹牛，说将来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这里也是我和小娟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埋葬了我的兄弟情，也埋葬了我的爱情。
我找了块还算干净的草地坐下。
夕阳正挂在西边的山头上，把整个河面染成了一片金红色。
我看着那封躺在我手心里的信，黄色的信封在夕阳下显得更加陈旧。
我反复摩挲着信封上那几个用钢笔写的字，地址写得歪歪扭扭，但“周程（收）”这三个字，却写得异常用力，笔画的尽头，像是要刻进纸里去。
会是谁呢？我还在想。
我实在想不出，除了赵东，还有谁会给我写信。
可如果是赵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炫耀他骗到了钱，过上了好日子？还是说，他良心发现，想把钱还给我？
如果想还钱，直接寄钱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写信，还说什么比命都重要？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有些害怕打开它。
我怕里面是我无法承受的真相，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最终，我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我用有些颤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沿着信封的封口，一点一点地撕开。
经过时间的沉淀，信封的纸质已经很脆了，稍微一用力，就碎成一片。
可等打开后，信封里掉出来的，不是我想象中的信纸，更不是钱。
第一件东西，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我展开它，上面竟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