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全球化中心创始人邱震海：中国将为世界提供良治方案

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闭幕，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处于怎样的重要历史方位？将面临怎样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发展如日中天，又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哪些新挑战？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和变化？

为更深刻理解全会最新部署，南都湾财社特推出《洞见“十五五”》系列专访。香港全球化中心创始人兼主席、香港科技大学兼任教授邱震海在接受南都湾财社采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时期，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更加如日中天的同时，地缘政治战略格局也会更加错综复杂，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言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十五五规划实施后，中国为世界提供在风云动荡下的良治方案，将是中华民族开始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起点。

香港全球化中心创始人兼主席、香港科技大学兼任教授邱震海

希望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南都·湾财社：十五五时期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

邱震海：十五五时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这五年结束以后，人类就进入到了2030年代，在科技革命发展更加如日中天的同时，地缘政治战略格局也会更加错综复杂。

我们在2019年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大概1000多年的中外历史后，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每个世纪的20年代都是特别复杂的，它会奠定世纪中叶，即30年代到50年代左右的很多矛盾。

我们看19世纪的30年代、20世纪的30年代都会不寒而栗，但同时也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19世纪30年代，科技革命在欧洲奠定了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基础；20世纪的3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发生、各种矛盾累积的时候，彼时法西斯的势力开始抬头，但也是科技迅速发展，反法西斯力量凝聚、团结起来的时候。

未来“十五五”规划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是最近100年没有过的，它当然是跟过去14个五年计划完全不同的。如果要类比的话，只能类比于100年前的1930年代和200年前的1830年代，它是以百年和200年的维度来进行观察。这样说并不是说2030年代就会灰暗，而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

我们当时做出这个观察以后，新冠疫情暴发，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冲突也逐渐升级，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场从人类健康危机到地缘战略冲突的深刻危机，三年疫情过后，我们发现中美关系某种程度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是过去五年发生的情况。

另一方面，过去五年，科技革命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DeepSeek横空出世，扭转了很多当时社会上对经济发展低迷的担心，经过八个月时间，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已经蔚然成风，已经进入到了每个行业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相信未来五年，人工智能一定会势如破竹地进入更多领域，甚至还会产生很多颠覆性的变化，改变游戏规则。例如说未来的通用型人工智能会具备思考力，它会超越乃至颠覆人类自己本身的思考力，它会暗中改变我们的工作流程，让很多东西在悄悄当中消失。当这一幕来临的时候，恐怕是人类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忧愁；一方面狂欢，一方面悲切的时代就会来临。

正如200年前狄更斯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冬天”。狄更斯是在第一次科技革命进入尾端、第二次科技革命还没来临的时候做出了这一思想论断，现在到了2025年，第四次科技革命就是未来5年将要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环境也会更加错综复杂。

未来5年对于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十五五规划时期就非常重要，在十五五规划结束后，我们就将进入2030年代，这既是一个希望与挑战并存、错综复杂的时代，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言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

从中国实践出发，为世界提供良治方案

南都·湾财社：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和变化？

邱震海：我深信这必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是对我们自身而言，这将帮助我们突破美国的封锁，催生更多创新产业和创新产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自身既能实现诸多创新，我相信届时中国将真正有能力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当前全世界都面临迷茫：科技高速发展，治理却高度滞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为明显，过去80年，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身上，因为他们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他们的自由民主体制也相对稳定，科技革命如日中天，也没有重大战争爆发，但现在不是了。最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遇到挑战，开始一筹莫展。

回顾历史，1830年代世界出现第一条铁路，英国开启第一次科技革命，全球化进程起步，但同时也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伏笔。当今世界在更高层面上重演200年前的逻辑——虽然科技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底层发展规律一脉相承——人类在智能发展上取得惊人成就，却在智慧层面仍受200年前规律制约，世界期盼能否走出这种历史循环。在此背景下，世界期盼着包含中国智慧在内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以破解这个200年难题。

公元前800年到200年这600年间，世界的东方和西方虽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大家。东方有老子、庄子、孔子，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直面世界共同的问题。那时候没有任何交通技术手段，现在虽然我们有如此发达的交通和技术手段，但还是出现很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近十年来西方智慧贡献度明显下降，而东方实践经验不断丰富。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行业对生态，对既有规则具有极大的重写和颠覆能力，在带来国民生产经济总量，人类的财富巨大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破坏性，造成工作岗位的丢失。这不仅对企业家和个人形成挑战，其实对政府治理也提出了挑战。

未来五年一方面是政府引导国民生产，使国家繁荣富强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在新技术建设性、破坏性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前瞻性地去规避、防止这些破坏因素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使发展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

现在大家都在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最后就看谁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处理好，实现长治久安。从这意义上说，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实践出发，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风云动荡之下的良治方案其实就非常重要。

十五五规划实施后，我们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至少可以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供各国参考，当然，到那时可能还不够完善；待到2035年，即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际，我们将拥有一套更为完整的方案。中华民族拥有这样的胸怀，我们致力于构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提供解决方案。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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