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学 | 文化载体创新为文化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

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固有的传统文化传播载体难以适应新时代传播需求。为此，我们亟须从情感共鸣、双向互动、轻量化三个维度创新文化载体，助力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传统文化载体制约国家形象构建

中国国家形象长期面临着“他塑”与“自塑”的偏差格局，在当下复杂的国际舆论生态中，传统的文化传播载体在表达方式、传播模式、载体形态上逐渐失效，制约着国家形象的提升。

在表达方式上，传统文化载体与受众接受习惯之间存在错位，这一矛盾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尤为凸显。文化传播载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若与受众既有的认知图式脱节，将直接影响信息的有效解码。宏大叙事框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术语的频繁使用、机构视角的单一呈现，表现出高度抽象化的特征。这种脱离日常生活场景的叙事逻辑，难以与海外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生活经验相关联，无法实现文化价值的有效传递。在此情境下，对外文化传播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传播僵局，信息传播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上，文化载体采用“单向灌输”方式，在社交媒体催生的“参与式文化”时代，其已逐渐丧失有效性。自上而下的内容分发机制将受众等同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阻断了受众反馈与情感联结路径。在这一模式下，海外受众的真实反应难以回流至传播系统，用户参与和社群共创的需求被严重压制。在表达层面，由于缺乏对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文化传播内容的编码过程出现失真，无法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在传播层面，单向传播模式使得解码通道阻塞，受众即使接收到信息，也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相互叠加，形成了“传而不通，通而不感”的循环，使中国国家形象难以在目标受众群体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在载体形态上，传统文化载体与数字时代碎片化的传播逻辑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以典籍译介、学术交流为代表的深度内容，因其系统性与复杂性，需要受众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理解。然而，在短视频主导的注意力经济环境下，这种深度内容难以适配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习惯，导致优质内容的触达率持续衰减。而为追求传播效率而进行的碎片化尝试，又很容易陷入表层符号拼贴的误区。这不仅不能准确传达文化的深刻内涵，反而可能因信息的过度简化，引发目标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误读，加重刻板印象。

创新文化载体赋能国家形象构建

基于文化传播规律与国家形象构建需求，情感化、互动性、轻量化三者共同构成创新文化载体的核心维度，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构建与认同。

情感化传播在于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为桥梁，实现价值共鸣。情感是人类认知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理性信息，带有情感色彩的内容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尽管不同国家存在语言与习俗差异，但情感认知具有普遍性。将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贴近生活、可感知的具体表达，能够提升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在国际舆论场中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如2025年初，海外用户涌入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由此引发的现象级跨文化传播事件就是典型例证，这表明情感化的新兴文化载体可以高效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

互动性是对传统单向传播模式的革新，旨在重塑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即时性、去中心化的特点。设计开放性与参与性兼具的文化产品，鼓励海外受众进行本土化再创作，能够有效激发其参与热情。这种参与不仅是对文化的被动接收，也是主动的二次传播，形成传播的裂变效应。双向互动模式打破了单向传播的局限，赋予受众更多能动性，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的传播生态，从而增强文化传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让海外受众根据多维立体的角度形成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轻量化是文化载体在数字传播环境下构建国家形象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短平快”的传播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长篇幅、高密度信息传播方式已难以吸引受众。其创作策略需要在内容创作上精心打磨，既要保证信息的精练准确，又要保留文化的深度内涵。同时，可以借助AI、VR等前沿技术，突破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与认知障碍，让历史与现代的中国形象都变得可感可知。例如，2025大阪世博会的中国馆，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大型多媒体动态影像的数字化呈现，彰显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这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轻量化的尝试，增强了文化的趣味性和沉浸感，使中国国家形象在海外传播生态中占据一席之地。

国家形象推动文化载体创新发展

国家形象的提升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目标，更能反向推动文化载体在需求、合作、渠道等层面革新，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

首先，文化载体在需求驱动下创新。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是吸引外界关注的重要引力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认知会直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的探索需求。随着全球数字化消费习惯的形成，传统的文化载体已难以满足受众接收需求。海外受众对中国历史底蕴、现代科技成就等文化载体的兴趣，会促使文化生产者顺应趋势，创新载体形式。通过载体形态的迭代升级，使中国文化传播更贴合当代国际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

其次，文化载体在国际合作中融合。国家形象是开展国际文化合作的重要通行证。当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获得国际认可时，其在国际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吸引力和信任度将会显著提升，这为跨国文化项目的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际文化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与传播优势产生深度碰撞与融合。例如，将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与国际流行的游戏叙事模式相结合的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或是融合东方美学理念与现代动画制作技术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都催生出全新的文化表达形式。通过对不同文化特质的提炼整合，创造出既有中国文化内核、又符合全球审美趋势的新型文化载体。它们将以更具普适性的表达方式，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更广泛的价值共鸣。

最后，国家形象的提升有助于拓展文化传播渠道，为新兴文化载体的诞生创造条件。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时，其文化传播必将获得更多的展示平台和传播机会。这种渠道资源的拓展，为新兴文化载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成长空间。从传播实践来看，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对优质中国文化内容的推广，国际文化展会对中国创新文化项目的展示，为新兴载体提供了破圈机会。这些新兴形式借助拓展的传播渠道，实现了从小众探索到大众传播的跨越。国家形象的提升，实质上为中国文化传播搭建了更广阔的舞台，让新兴文化载体得以在全球视野下成长壮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