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弟口述9：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一经败露，便需严究

"捉拿犯官周福清"

大约在10月，忽然黄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我母亲和长妈妈便带我们走上小堂前楼上。在楼梯口，我听出这喊声是："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这好像是万里晴空，忽然听得一声霹雳，使全家万分震惊。

我到了楼上，从楼窗口看，两个衙门的差役从黄门走进廊厦，又从廊厦走出来，到桂花明堂站着，四面张望，还在喊："捉拿犯官周福清……"

天气还不很冷，但他们穿着皮袍子，大襟以下都没有扣上，腰间系了一条很阔的腰带，所以里面的皮毛有一溜翻出在外面，是雪白的羊皮，头上戴的是红缨帽，各人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旱烟管。

可能祖母在楼下招呼，他们进小堂前坐下了。

我伏在楼板上，从缝隙里向下张望，只见衙役坐在太师椅上，一个吸着烟，一个歇一定的时间喊一声："捉拿犯官周福清……"

这两个差役坐了有小半天的工夫，总是这个姿势，也总是这么叫喊。除了他们的声音以外，台门里似乎是死一般的静寂。

他们是怎么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但只知道他们终于走了。我们才下楼来。

这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间里吃饭，似乎每一个人都不能下咽的样子。在饭桌上，只剩下女人和孩子了。

吃完饭以后，我听得祖母对我母亲说，她要去找俞知县。

第二天，我祖母租了一乘轿，穿戴整齐，在仪门上了轿。

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小堂前有一口自鸣钟，我不时走到钟前去看看，只见它的指针移动得很慢很慢。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祖母又坐着轿回来了。

潘庶祖母、母亲、长妈妈、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里，只听得祖母说她见了俞知县了。"俞知县怎么说？"我母亲关切地问。

"我对他说，周介孚是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会来了结的，决不会连累别人。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请差役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祖母是吸旱烟的，一支乌木细竿，很长，我母亲给她装好烟，她就吸了一口，又接下去说：

"俞知县倒还客气，他说，他是奉命办事，既这么说，他就不再派差役来了。但他说，希望周福清早日投案，要不然他也不好交差。"

以后，衙门里的差役果真不来了。

他们不来了，台门里才恢复了一点活气，子传公公、玉田公公、慰农伯等人都走拢来，在议论祖父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原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考场舞弊行贿，最通行的莫如枪替，就是雇人代考，代考的人叫枪手，再是照等定价，童生一名议价银子大约三四百两，可以考取秀才；秀才一名议价银子一二千两，可以考取举人。至于考官到达地方，不管行踪如何秘密，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收到的拜帖夹带着银票，也是司空见惯。所以族里人左思右想，认为一定有人公报私仇，他们说我祖父恃才傲物，好批评人，与他无关的事，也要出头管，结怨太多。这次把柄在人手里，人怎么肯轻易放过？有些贿赂舞弊的败露，往往是这样造成的。他们就想到一个陈秋舫，那是六四伯伯的姑父。据说陈秋舫结婚以后，曾到岳家来居住，就住在百草园的三间头里，那里房间宽敞，环境幽静，他住着不想回去了。别人也都不管这闲事，只有我祖父挖苦他说："躲在布裙下，是没有出息的。"陈秋舫知道了，便立即告辞，并且对别人说，今后如果不出山，就不上周家的门。后来，他果然中了进士，但是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做了师爷，而且我祖父科场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苏州知府王仁堪那里，力主法办。

有人还想到，当年我祖父在江西金溪做知县时，俞凤冈曾求过亲，想我的大姑母做他的继室，碰了我祖父一鼻子灰，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俞凤冈怀恨在心，时候一到，便乘机报复了。

这些说法，不一定可靠，也许因为这样平常的事情，会闹出这样大的风波，是很奇怪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奥妙文章。想不出别的，就想到陈秋舫和俞风冈身上。

我祖母和母亲足不出黄门，不去参与这些议论。但在家也不太平，潘庶祖母和升叔相处得不大融洽。天冷了，升叔没有穿棉裤，冻得拉肚子。我祖母问他为什么不穿棉裤，他就哭了起来，说潘庶祖母不给他穿。祖母又问潘庶祖母为什么不给他穿棉裤。潘庶祖母说升叔眼里没有她，不肯叫她"娘"，而叫她"喂"。祖母又问升叔为什么不叫娘，因为当初说好升叔是给她做儿子的。升叔又哭起来，说潘庶祖母骂他是"众生"，他抽抽咽咽地说："我明明是我父亲生的，她骂我众生，她是在骂我死去的亲娘。"

事情总算弄明白了，我祖母对潘庶祖母说："潘姨，孩子不懂事，骂他训他都可以，但不能冻着他，冻出毛病怎么办呢！"

我祖母说了话以后，升叔才穿上棉裤了。

不久，我们的近房子传公公生起病来，他说肚里不舒服，渐渐地，肚子胀了，得了膨胀病。有一次，我走进他们的灶头，看见子传奶奶把蟑螂放进洋铁罐，封紧后放在火上烤，启封后倒出炭粒一样的死蟑螂，又研成粉，给子传公公吃。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祖父，子传公公曾到衙门奔走。有一次，他腰里缠着五百银元，白天不便，就夜里去。一到夜里，街上是一片漆黑，也很少行人，可是他听得后面有声音，似乎有人在追他，他因为身上有钱，又惊又急，走得很快，后面的声音也追得快。到目的地时，他回头一看，才知道是一只狗，但他已是冷汗一身，疲惫不堪了。

关节没有打通，因为据说周福清是钦犯，没有谁能够援手，就拒绝了他。子传公公还是腰缠五百银元回来，又惊吓一路。他从出世活到40来岁，还没有这么辛苦过，平时抽鸦片，身体早虚弱了，哪里禁得起这番风浪，就此一病不起。子传奶奶说他的腰子给银元压坏了。

升叔要求替斩

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又忙碌起来，舂年糕、裹粽子、杀鸡、宰鹅，可是我们家却冷冷清清。

祖父的不在家，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出了事了，可是父亲和哥哥都到哪里去了？问起父亲时，母亲回答："大概就要回来的。"

"大哥二哥呢？"

"他们也就要回来的。"

然而他们都被送到舅父家避难去了，没有回来过年。外面大厅在掸扫了，准备半夜里的祝福，我们家却没有人去参加。

除夕夜，小堂前多了曾祖母的神像，母亲供上了祭品，但吃年夜饭时，大家却是无精打采的，默默地心事重重地吃着饭。吃完饭，祖母和母亲不再忙到半夜三更，大家早早地睡下了，只在半夜里，被震耳的鞭炮声惊醒，知道在接神过年了。

第二天早上，本来是要给曾祖母拜年的，可是曾祖母已死去一年零一天了。我给祖母、潘庶祖母、母亲各磕了一个头，大家的脸上没有多少笑影。客人也不上门了，只有嫖媾仍旧来拜年，但她也不必来烧茶送茶，所以坐一会就走了。

过了年，是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消息传来，说我祖父被光绪皇帝判了一个"斩监候"，大家都吓呆了。我祖母和母亲还明白，自首投案是要减刑的，自首投案而要杀头，那么，不自首投案，又该是什么罪了呢？

潘庶祖母也呆了，她也没料到有这么严重，她一直不当作什么事，嘻嘻哈哈的。

升叔听了以后，却号啕大哭起来，说："爹杀头，我怎么办啊！我活着做什么，不如替爹去死吧！"

升叔虚岁才13，他似乎已经饱经忧患了。祖母安慰他，说难得他有这样的孝心，不过，这还要等秋审，到时候再说罢！

三台门的族人听了，也都摇头晃脑，说："奇杀人哉！奇杀人哉！"都不明白，对这件没有成为事实的犯罪，又是自首投案的，为什么光绪皇帝竟如此重判。有的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想必介孚命中有这横祸。有的说：介孚是三台门最出山的人了，尚且这么下场。正如俗语所说，"来归三尺土，难保百年身；已归三尺土，难保百年坟。"世界上的事情，是太难预料了。有的说，天无绝人之路，福人自有天相，秋审的事，谁能预料？说不定皇上还能回心转意呢！

我父亲在开春以后，回到家来，先在小堂前坐下。他本来不大有笑容的脸，显得更加阴郁。我母亲把四弟抱给他看，我赶上去叫"爹爹"，跪下磕了一个头，他也只是呆呆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他到自己的房间，就不大出房门了。有一次，我到他房里去，向他请安，听见他向我母亲说："'用吉'这名字多不好，把'周'拆散了！奇怪！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这我到不久的后来才知道，他的秀才因我祖父出事而被革了。我知道我父亲的心情不愉快，所以特别的乖，不去吵闹和纠缠他们，总是在廊厦玩我的两副象牙和紫檀的七巧板，或在桂花明堂里踢毽子，独自玩。

黄门在白天总是敞开着的。有一天，从黄门里进来一个人，这人的身上有一个两三尺长的背裕，插满了信，饱鼓鼓的。这人进门以后，从里面抽出一封信来，大声喊："周伯宜，有信！"

我赶紧跑上前去，接过信来。我认得出，这是祖父的笔迹，因为他教我认字，他在信封上写着："福盆桥新台门周伯宜先生启"。

哈！他把"覆"字写成"福"字了。

我父亲拿了十二文钱，走了出来，那送信的人还在黄门口等。原来他是信局里的。信局是民办的，从杭州到绍兴的信是十二文，寄信的时候要付十二文，收信的时候也要付十二文。这是规定。

以后，我经常听到黄门口有人喊："有信！"我总是奔出去收信。从春天到炎夏，又到秋凉，又到严寒。庚子年（1900)，我看到送信的人从信差变成邮差，知道绍兴已办起邮局。但没有变化的是我祖父的信，并且我发觉，他总把"覆盆桥"写成"福盆桥"，不是偶然写错，而是故意的。因为在每一封信上，他都这么写。

我想，他可能很忌讳这个"覆"字，他怕我们房族的覆灭，因此改成"福"。他是祈神降福给我们家族罢！

有一次，我父亲看了祖父的来信，便和祖母、潘庶祖母、母亲，商量什么事。

不久，从乡下来了一个年轻的农民，他生得漂亮，讲话风趣，应对敏捷，很能干的样子。他叫阮标，是庆叔妻子阮太君的内侄，运水的表兄。我父亲看了很满意，便打发他到杭州服侍我的祖父了。

不多久，潘庶祖母和升叔要走了，听说在杭州花牌楼租到一幢房子。他俩也要去服侍祖父。

我的升叔比我大六岁，他和二哥一起读书一起玩，和我玩的时候不大多，但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他来绍兴后不久，就讲得一口道地的绍兴话，几乎使人以为他出生在绍兴的。他不仅聪明，而且身材魁梧健康，也很明白道理，对祖母、母亲都很好，对我们侄辈也极和蔼，不欺侮人。但他似乎也觉得自己的不幸，生母很早去世，生父比他大45岁，不可能照管得很周到，继母比他只大14岁，对这样的大孩子，还产生不出母爱，他的环境经常变化，在绍兴一年光景，刚刚和我们混熟，便又走了。

我父亲虽然被革了秀才，郁郁不乐，但台门里的人倒对他很好，子传奶奶比以前更殷勤地要他去谈天，抽烟，他慢慢地上瘾了，这多少能使他暂时忘忧。玉田公公也很亲切；五十伯还是满脸笑容，凑上来说一些令人宽慰的话；即使是被我祖父拿了八角铜锤追打的四七，也绝没有幸灾乐祸，他已落魄成"破( pa ）脚骨"（流氓或瘪三的意思）相了，他也许会想：八叔落得杀头的命运，我们还有啥活头？伯文、仲翔、谦叔等人，也都是这样，大概是兔死狐悲吧！我祖父的下场，和父亲的遭遇，是他们的前车之鉴，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亲友们也都不歧视我父亲。寿镜吾老先生更加相信乱世不能出来做官的哲学，在他的小屋里教书，不但自己不赶考，不做官，还告诫他儿子涧邻、洙邻不要赶考。

我的姨父阮士升、郦拜卿，小姑父金雨辰，舅父鲁怡堂、鲁寄湘，都是父亲的考友，每当大比之年，都是一起进考场，大家都是身历其境，深知甘苦，对我父亲的被褫革，也只是感叹而已。

住在城里的郦家姨母和她的女儿郦永平也来安慰我母亲。平表姊是个美丽的姑娘，我母亲没有女儿，她过继给我母亲做女儿的。我父母都很喜爱她。

我的小舅父、小舅母带了他们的四个女儿到我家来住了几天，他们的四个女儿，大的叫琴姑，老二叫意姑，老三叫林姑，老四叫昭官。一个个都生得很端正，老三林姑特别漂亮。因为没有儿子，我小舅父也就教她们读书，所以她们都有文化，琴表姊还能看医书。她们的年龄，琴姑和我大哥（鲁迅）相仿，昭官和我相仿，意表姊比我二哥大，林表姊比我二哥小。由于年龄相仿，虽然我大哥不过13岁，二哥不过9岁，但男女已回避了。我大哥二哥都住到我大舅父家，大舅父有一子一女，女儿珠姑比我大哥大好多岁，主要由表兄佩绅作伴，一起读书游玩。

我和四弟都还小，所以他们带四个女儿来，陪伴我父母，给他们解解闷。小舅父说起，大姨父阮士升在去年祖父出事那年，发呆病去世了。发呆病的事，我们听说过，说有一年大姨父赶考回来，神色异常。他说，在考试时，突然发台风，把考棚顶吹掉，把他的考卷也吹得无影无踪，他很伤心，因为这次考试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是肯定会中的。虽然大家劝慰他，但他的呆病越来越严重，终于死了。

我已到了虚岁7岁，虽然家里发生种种不幸，还是要给我开蒙。我父亲选择玉田公公的儿子谦叔为我开蒙。开蒙一般要请秀才，谦叔已23岁，可能已进了学吧！

这天，早上起来，长妈妈给我穿得整整齐齐，吃过早饭，给我用蓝布包上一本《鉴略》，一本课本。意表姊在头一天就教我，怎么向老师四跪四拜，拜完以后，老师一定给你上书，教两句《鉴略》，读几遍，你背出了，然后给你对课，而且他一定说"元"字，你一定得对"相"字。对完课，这第一天便算完事了，不会再有别的事情，嘱我切记切记。这天临走，她又来嘱咐我一遍，免得我忘记。

虽然是大白天，长妈妈准备好一盏灯笼。灯笼上写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灯笼里点一支状元红的蜡烛，灯笼外倒挂一株葱，是取其音"聪"，点了的蜡烛，是取其意"明"，读书聪明的意思。

长妈妈带我到大厅中间，谦叔也来了。他在上首端坐着，我站在下面行礼。大厅里没有什么"至圣先师"的牌位，但也算是有孔子在，因为学生跪下去磕头是向孔夫子行礼，老师不答礼；等站起来作揖，是向老师行礼，所以老师才回礼。

四跪四拜礼毕，他坐上桌沿，我站在他的右手桌边，他翻开《鉴略》，教我读，教了几遍，我会读会背了。接着，他又在我的课本上，写上"课本"二字，下面写上我的名字"松寿"（这课本是对课的本子，不是后来学堂里的教科书）。便给我对课，果然写了一个"元"字。我好容易把四跪四拜记住了，却忘记了对课，想来想去，想不出意表姊教我的是什么，但老师看着我，我觉得不能再等下去，急中生智，对了一个"凯"字。谦叔就在课本上"元"字旁边，并排写下"凯"字，用银硃圈了一下，说："对，就这样罢！"这一天就顺利通过了。

意表姊也许在大厅外面偷听，后来，她问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我也说不出道理。她说，这样对也可以，"相"是文的，"凯"是武的，武将打胜仗，就叫凯旋。

虽然祖父已经犯罪入狱，但对我们的教育，还是严格按照祖宗的规定进行。我们覆盆桥周家三台门，都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而是读《鉴略》。

不久，我的舅父舅母和表姊们都回安桥头去了，而我的哥哥们也回家来了。

分别了半年多，在我们的感觉上，好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看他们好像都长高了，也老成了。

我的大哥回家来，就去三味书屋上学了。我也因为经常生病停学，没有再请谦叔教下去，只是自己看看，不懂的地方问问两个哥哥。潘庶祖母和升叔去杭州以后，他们住的房间空了出来，我大哥在那朝北的后房窗下放了一张桌子，放学回来，他便在这张桌子上描起画来。《花镜》是从中房兰星兄那里买来的；《野菜谱》是从家里的大书柜中找出来的，里面画着穷人充饥度荒的各种野菜；家里藏书还有任渭长画的《于越先贤像传》《剑侠图传》，画得很别致好看。《毛诗品物图考》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买来后发现有污墨或有一页订得歪斜了，就立即赶去调换。即使是完好的，他也都用绢线自己订过。因为书坊店里订得粗糙。

晚上，为了节省油灯，他到母亲房里来，把四仙桌揩得干干净净，搬出画谱来，一张一张翻开来看。翻的时候，先看看手指是不是脏，然后用指头拿住书页折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而最恨用指甲在书页上刮过去，使书的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的翻书办法，使纸面留下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我们伏在桌子旁边看，他不许我们用手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把他的书弄脏，所以我们已习惯用眼睛看，而不是用手摸了，即使四弟也是这样。他一页一页地看完了，放到母亲眠床旁边的一只红皮箱里去。这只皮箱里不放衣服，藏的都是他的书。因为木板书箱容易生虫，所以放在皮箱里。书当然叠得很整齐，大空处放大书，小空处放小书。缝里插进小包樟脑，以防蠹鱼来蛀食。

各家有各家的伤心事。在这一年里，六四伯伯的女儿阿云死了。

阿云只有十二三岁，生得并不漂亮，不大得人欢喜，但却是六四伯母的心肝宝贝。阿云一死，她也不想活了。住在一个台门里，母亲总免不了要去看望她，安慰她，看她眼泪鼻涕、顿脚捶胸的，也都替她悲伤。可是任何人的劝慰，都没有什么用，她听都不想听，只是号啕大哭。她几乎不吃不睡，也要跟女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后来，她遇到一个"夜牌头"，即走阴差的女人，她说阿云当了土地奶奶的从神，比在家里还过得舒服哩！于是六四伯母逢人便宣告这个喜信，脸上也有了笑容。大家看了她的笑，比看她的哭，更感到悲伤。大家猜测，这一定是六四伯伯教"夜牌头"这么说的吧！

甲午年，是正常的乡试的年份。

自从去年恩科祖父出了事，我父亲的秀才被褫革，就断绝了科举这一条路。但到了这一年，他习惯成自然地要想到，大比之年，该赶考了。

我母亲早就防到这一着，把他的考篮收拾掉了，把一部科举用书《经策统纂》也藏起来了，免得我父亲触景生情。

然而，这一年秋天，不仅父亲与考场已经绝缘，而且更使人心悸的，是祖父命在旦夕。这一年还进行着中日战争，对战争大事，老百姓是很关心的。

不料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东关我小姑父的家里，派船来把我祖母接去了。不久，又把我的父亲接去了。看大人们那种紧张忧切的神色，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多几天，我的祖母和父亲同船回来了。

我父亲本来郁郁不欢的脸上又增加了一层乌云，我祖母本来是诙谐的性情，也变得痛苦和悲伤。她流着眼泪向我母亲讲，康官这次生了个儿子，婆家人都欢欢喜喜的，却不料产后发起烧来，八月初的天气，碰到秋老虎，比夏天还燠闷。产房里门窗紧关，好人进去，也受不住了。她烧得脸通红，讲胡话，说："红蝙蝠飞来了，来接我了！"

我们兄弟四个和长妈妈也都在听，讲到这里，我的祖母哭得说不出话来，我母亲和长妈妈也陪着落眼泪。我大哥（鲁迅）和二哥也神色黯然了。

小姑母温柔善良，我的两个哥哥小时候都听她讲故事、猜谜语、说童谣、唱山歌，没想到27岁就去世了。

我祖母说，刚生下来的小毛头，一个胖胖的男孩，也没有留下来，和他的娘一起去了。

大家都伤心落泪。长妈妈说："红蝙蝠是从天上飞来的，想是神来接去了吧！"

可是我的祖母还是哀哀地哭泣。在我们家庭里，这女儿是她惟一的亲骨肉，即使是神接去享福，也无法减轻她心头的悲痛。

她又说，伯宜给康官穿了衣服，送她入了殓。接着，好像是感激的样子。

为死者穿衣服是要自愿的，要精细与敏捷，也要亲切和谨慎。我父亲常和慰农伯相搭配，为本家长辈穿衣服，这次，他为自己的异母妹尽了最后的一点心意，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为死者穿衣服了。

我的大哥（鲁迅）写了一篇祭文，说这红蝙蝠到底是神的使者，还是魔鬼呢？为什么不使好人有寿？祖母要求做法事超度亡灵，金家答应打水陆道场，设在长庆寺。

我大哥（鲁迅）虽生出来拜龙师父为师，平时倒不去长庆寺，只有我父亲，有时去长庆寺和龙师父闲谈，龙师父留他吃饭，请他吃火腿炖乌龟。说这是很补的。这长庆寺在东昌坊口北，南边是关帝庙和唐将军庙，对面是土谷祠和穆神庙。长庆寺坐西朝东，赭红色的门，进门是头殿，向左转弯朝里走，有一幢内大殿，殿内有大小匾额50多块，有18尊罗汉、财神菩萨、伽兰菩萨、千手观音。千手观音有一丈多高，每只手里都拿着东西，有一个是骷髅。

我小姑父家是富室，在长庆寺打水陆7天，场面很热闹，附近人家都知道我们家的小姑奶奶去世了。这消息也就传到南街耶稣教堂。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个美国修女，手里拿着一把阳伞和一本福音书，大约50岁左右，却说着一口相当道地的绍兴话："我来看看周太太。"

我祖母就和她在小堂前坐下，她就向我祖母传道了，说耶稣基督的仁慈，凡相信他的人，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升人天堂。

我祖母很耐心地听着她说，修女还劝她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

我祖母回答："我这一世还顾不周全，哪有功夫去管来世呢！"

这修女不再说什么，以后也不再来了。

小姑母死后，我祖母固然不上礼拜堂，可也不去寺院佛殿，香炉峰的香市很热闹，她没有去进过香。只看到她有时候在桂花明堂里点起一对三拜蜡烛三支线香，跪在大方凳上向天膜拜，脸上充满了虔诚、悲痛和寂寞。虽然她的内侄，我叫他玉叔叔的，也来安慰过她，似乎没有什么作用。看来，她心头的创伤是不会平复的了。

祖父还是依旧，然而，却传来战争失败，左宝贵在平壤战死的消息，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失败了。我父亲站在大厅的明堂里，面有忧色地和几个本家谈论国事：国将不国，怎么办？他想到的办法，也对我母亲说了，说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到西洋，一个往东洋，去求学问。这是一个被褫革秀才所能做的，别的他也无能为力了。

升叔等候着秋审后替斩，我们全家真是度日如年。然而，这一年祖父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大家都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

周建人（1888年11月12日—1984年7月29日），鲁迅三弟，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后改名建人，字乔峰，浙江绍兴人。笔名克士、高山、李正、孙鲠等。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周建人迁居北京，潜心研究生物学，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1923年应瞿秋白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六、第七届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