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广船：遗落岭南的地中海式桨帆战舰（修订重置）

公元16世纪中期，大明朝正因南北两头的威胁激增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为了使退化中的部队重获新生，不少有识之士开始以纸笔充当武器，编纂起各类融汇古今的军事合集。除较为常规的陆军冷热兵器外，免不了包含有涉及海防职责的多种舰船介绍。

其中，就以岭南地区的广船战舰最为显眼！

广船在所有明朝兵书中的形象都是如此

毕竟，任何稍有常识的看客都能靠图片发现：这种只在广东沿海建造的水师座驾，与传统中式帆船有明显不同。不仅更依赖人力划桨推进，甚至有为保护桨手而安排封闭木墙。考虑到该设计风格常见于地中海沿岸，就不免让人对明朝水师的技术来源产生诸多疑问！

事实上，桨帆船作为人类的最早军舰代表，其发展历程本身就相当于一部海军演化史。从公元前13世纪的腓尼基人，到公元19世纪的欧美列强武装，都有使用结构相同或功能类似的特定船型。但大部分记录都集中于欧洲本土，很少有在红海、黑海等边缘水域外被普遍采纳。仅此而言，远在东亚的明军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接触机会，更谈不上吸收技术为自己所用。

公元前1200年的 腓尼基式桨帆船战舰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源自地中海世界的桨帆船技术，至少有3次规模不等的向东传播进程：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化时代的滚滚洪流随亚历山大东征一同涌向亚洲。特别是在从印度河流域去往巴比伦尼亚的返程中，有相当比例的马其顿士兵选择坐船走海路捷径。于是，随军远征的工程师在本地建造地中海式桨帆船，并按计划派部分人员在波斯湾沿线的殖民据点留守。

亚历山大的东征 首次把原始桨帆船带到亚洲

不久，亚历山大大帝也对航海产生兴趣，强令部分腓尼基人由黎凡特老家迁往阿拉伯河口驻屯。目的就是要在波斯湾的尽头建立大型船坞等海军设施，为畅想中的南下阿拉伯半岛计划保驾护航。虽然他本人还来不及等规划落地就驾鹤西去，相关工作却继续由后来者们逐步推进。因而到公元前2世纪，此类基地已在包括巴林岛在内的多个波斯湾沿线区域建成。从而使塞琉古帝国可以直接向东抵达印度，常年与派驻孔雀帝国宫廷的使节保持联络。

由于罗马与帕提亚势力的同步蹿起，这轮桨帆船技术的东渐也随希腊化世界共同后退。几大港口虽能在阿萨西王朝的麾下保持自治，却已没有充沛财力去保障舰队维护。于是，武装商团便满足于使用较为便宜的阿拉伯三角帆船，无需再为雇佣桨手而花费巨额成本。加之帕提亚帝国从没有兴趣发展舰队，就让地中海式军舰在东方水域迅速消失。唯有部分技艺被工匠传承，成为后来萨珊波斯称霸印度洋的最重要载具。

失去国家的强力支持后 单个小邦只能依赖帆船节约成本

另一方面，坐拥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在红海地区建造桨帆船战舰。结果还是因势力衰微而选择放弃，并直接影响到后来重新恢复航道的罗马宗主。因为再有钱的商人都不希望自己要豢养大量桨手，甚至是为他们在横跨印度洋的漫长旅途中供应食宿。至此，桨帆船战舰的首个盛世便悄悄宣告结束。

第二次是在公元13世纪，重整旗鼓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正与有心亲善基督教欧洲的蒙古大汗们你侬我侬。尤其是更早投身十字军事业的热那亚人，已经成功将殖民地扩张至黑海沿岸。接着又以今日土耳其北部的特拉布宗为中转站，抵达伊尔汗国的都城大不里士。

统治西亚大部分地方的伊尔汗国

作为蒙古帝国的重要分支，以波斯为核心的伊尔汗国实际上正为三面受敌而忧心忡忡。他们不仅和西边的马穆鲁克埃及处于战争状态，还进行需要为边界纠纷或政治矛盾动兵，迎战同属于黄金家族的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加之早期的多位统治者都遵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自然愿意同来自欧洲的意大利商人们互惠互利。不仅给予贸易特权，还委派对方替自己执行外交要务，甚至是去波斯湾尽头的巴士拉港建立海军部队。

不过，这次地中海桨帆船的再度东浙，险些因热那亚人的内部矛盾而彻底作废。由于彼时的意大利因选择支持教权或皇权而分为对立两派，所以在抵达东方的800名热那亚技术顾问中引起激烈冲突。因而原本为进攻红海而谋划舰队，不得不在全部工作完成前就被共和国当局叫停。但蒙古贵族很快就找上了威尼斯人，转而将自己的生意持续下去。本不应该扎根于亚洲的桨帆船技术，便以半继承的方式得到最大化传承。

源自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人

此后，造型酷似中世纪前期桨帆战舰的小船，便在阿拉伯海沿线的俾路支到古吉拉特半岛间流行起来。由于使用者多居住于资源有限的贫困地带，所以建造者纷纷尝试将有限功能压缩至迷你空间内。但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海盗座驾的技术特征、使用方法和性能优缺点都与欧洲原本是如出一辙。甚至能在船艏配备15世纪水准的小型火炮，足以对缺乏此类配置的普通商船造成严重威慑。划桨手们亦如地中海同行那样全民皆兵，不必像贸易经营者般精打细算。

第三次则是在公元13世纪，由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先驱和传统竞争者们联手推动。前者以处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交界处的葡萄牙人为代表，主要是为控制西印度、霍尔木兹与红海入口而新建的巡航舰队。后者以逐步向外扩张的土耳其人为代表，因本土位于东地中海而对桨帆船有结构性依赖。

俾路支沿海的小型地中海式桨帆船

值得一提是，这次发生在近代的桨帆船技术东渐，因技术进步而具有很大影响力。尤其是作为挑战者的奥斯曼土耳其，不仅自己定期派舰队去往亚洲战场，还非常乐于将相关技艺输出给盟友运用。于是，大批依照地中海风格建造的新船，开始活跃于印度与南洋群岛。其中又以苏门答腊岛的亚齐苏丹国最为卖力，几乎将整套工艺流程都复刻到本土基地。

最终，连远在苏拉威西或摩鹿加群岛的土著都依葫芦画瓢，建造出各类大小不等的山寨战舰。直至风帆战列舰的统治力水准无法被撼动，才有很大批量活跃于各小岛之间。而且和前两次的模仿者不同，近代的南洋穆斯林几乎能仿造出大小不等的90%型号。只是苦于各类其他因素，才没能用这些船创造出辉煌记录。

西方观察者笔下 南洋群岛的地中海式桨帆船

作为这次技术输入的终点，明朝治下的中国就有复制记录，战国时代的日本亦有成功效仿。奈何使用地为远在海外的暹罗，并没有让墨守成规的幕府有所心动。因而所造成的蝴蝶效应也渺小许多。

那么，明朝广船战舰的地中海设计风格，究竟是上述哪次的东渐成果？我们细究局部，便会发觉渊源是来自13世纪的第二次传播可能性最大！

从三列桨开始 希腊罗马式桨帆船都配有封闭式木墙

首先，地中海式桨帆船的技术细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时代需要而做局部调整。比如明朝广船两侧的封闭式木墙，就最早可见于公元前5世纪后的希腊三列桨战舰。随后还被体量不断放大的其他型号所继承，却不见于轻型的1-2列桨船身上。罗马人也大体继承了这一技术风格，却为节约成本而在公元4-6世纪倾向于使用小型战舰。乃至6世纪起重新做放大处理，还为机动性考虑而选择用1-2列桨船为蓝本。受其影响，崛起于公元9-10世纪的意大利人也没有在舰体两侧安排封闭木墙，又进而左右着脱胎于此的近代列国标准。

因此，剔除公元前那次传播范围及其有限的技术东渐，始于16世纪的第三轮风潮同样没有对明朝产生影响。毕竟，无论葡萄牙征服者还是土耳其志愿兵，都是在以小单位规模活动。由他们驾驶的桨帆船自然以轻型品种居多。一旦形势变化所迫，几乎所有乘员都必须丢下手中的木桨，拿起武器参与甲板肉搏。根本没需要也无条件为桨手布置封闭掩护。

葡萄牙与土耳其人的轻型桨帆船 几乎是全民皆兵

15世纪初的大型地中海式桨帆船

倒是13世纪末的热那亚人，在与伊尔汗国的外交蜜月期内奉行全面扩张。为此，他们几乎同步与威尼斯竞争者们爆发军备竞赛，用较短时间便将主力船型做放大处理。至此，一种处于中间态的桨帆船便孕育而生。不仅有别于前代东罗马风格，并且不是后来那种近代简化量产版本。这样既能将放大的空间用于货运，还可以靠吨位和更多人力进行水面决战。早已消失多年的封闭式木墙，便以这种唐突的逻辑重现天日。

当然，肯定有读者看到这里要问：以上这些发生在地中海与波斯湾间的联动，如何对更加遥远的明朝产生影响？

伊尔汗国一直走海路向蒙元输送各类技术人才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蒙古四大汗国间的亲疏远近。比较凑巧的是，伊尔汗国的首任君主旭烈兀与建立元朝本部的忽必烈同属拖雷系后裔。所以双方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会与政见不合的其他2汗国发生激烈冲突。同时也不忘以各种手段去互通有无，按需调剂东亚汉地和西亚各头的文明成果。若涉及到非常现实的技术问题，则多为伊尔方面无偿向蒙元宗主输送色目专家。比如被元军用来轰击襄阳城楼的回回砲，就是由来自波斯的军事工程师制造。

更为重要的是，蒙古黄金家族在13世纪中后期处于全面内战状态。前有留守旧都和林的阿里不哥同忽必烈争夺至尊宝座，后有窝阔台系的海都频繁出兵东讨。这些纷争连带着将控制河中等地的察合台汗国也拉扯进来，造成传统丝绸之路贸易的时断时续。因此，大量走南闯北的商贾转向水路，在伊尔汗国的巴士拉和元朝的广泉两州间频繁游走。大名鼎鼎的威尼斯客卿马可波罗，正是为避开内陆混战而选择取海道返回欧洲。稍后从西方赶往中原的鄂多立克与伊本白图泰，同样是靠搭商船实现远游梦想。

鄂多立克与伊本白图泰 都是走海路抵达元朝境内

由此可见，伊尔汗国对蒙元本部的技术支持，也仅有不受阻碍的水路可走。若再考虑到蒙古帝国原先并无常备舰队，那么靠意大利支援输入的地中海船舶技术，自然有极大的扩展空间。某些习得相关技巧的本土匠人，亦能在这条润物细无声的传播链中充当关键因素。只不过在阿拉伯海一带，地方渔民的小船不需要额外负重，而东方帝国的水师必定需要大舰加持。其次，因来的时间太晚，才没能在进攻占城、爪哇和日本的跨海行动中展露峥嵘。但元朝始终将广东、海南两处视为前进基地，安插有专业的水师与回回砲部队，从而让错过历史机遇的地中海式桨帆船得以继续留存。

公元14世纪后期，广东大部分地方随何真投诚朱元璋，由蒙元前朝留下的军事设施也被明朝给照单全收。尽管新朝有严重排外主义倾向，却乐于对掌握高精端技术的色目人群网开一面。乃至几十年后，带队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领航员和翻译官都脱不了回回范畴。

郑和与麾下的翻译官 领航员一样都源于回回色目群体

不过，明朝长时间秉持海禁政策，终归对广东本地的造船业发展有很大限制。卫所军户制的逐步瓦解，更是让水师单位无法获得充足预算。因此，原先的地中海式广船，不得不向现实折腰。除主体船身的解构变化外，就属船桨数量的减少最为亮眼。考虑到当时的广东水师基本没有远征任务，也不需要应付任何强大外敌，如此退化或许不应该遭过多批判。

公元1521-22年，全新的葡萄牙对手终于摸黑找到珠江口。广东水师因规模极其有限，只能靠临时征发的民船抱团取胜，几乎不见广船的出场纪录。后来明朝当局曾计划派舰队南下马六甲，也因为风险大、花费更大而中途作罢。

广东本地的新会船与东莞船 都兼具部分桨帆战舰职能

直到嘉靖帝时期，倭寇风暴席卷东南各省，广船才迎来了可能冒头的最后机会。近例如担任闽浙总督的朱纨，就用1艘特质的大型广船充当旗舰，率领水师进攻双屿港。稍后还计划建造更多类似的桨帆船，用于沿海剿匪事业。奈何广船的技术标准较高，不仅对木材有固定要求，建造和维护费用都高于福船、沙船等竞争者。故而被中途交通，直接选择弃之不用！

当然，以上种种并非桨帆船在中国水域的绝唱。直到19世纪的清朝，广东本地还有更接近西方标准的桨帆船战舰--快蟹。但相关技术应传承自葡澳留居地，已经和画上兵书的广船、蜈蚣船没什么直接联系了......

蜈蚣船：来自南洋的明朝桨帆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