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羽尧｜我的母亲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

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

（节选）

口述｜施羽尧

撰文｜李菁

选自｜《往事不寂寞》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图源｜（同文源）

编辑｜策山

（本文约7300字）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而在儿子施羽尧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充满慈爱的母亲。

家 仇

我的哥哥名叫“佥刃”，我叫“羽尧”，我们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剑翘”，正是母亲的名字。

其实“剑翘”也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我和哥哥原来分别叫“二利”“大利”，母亲也全给改了过来。她说她在世上两袖清风，没什么可留下的，就把名字留给儿子吧。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他们兄弟四人，生活极端困难，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围着一个猪头过年，要账的人上门，把猪头取走，他们只能空对着一锅汤。外祖父最终带着几个弟弟出来闯荡，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但张宗昌坚持让他入皖，并允诺一旦攻下安徽，将以安徽都督做酬劳。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虽然他的部队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战，但仍抵不过孙传芳的部队。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客观地说，参与军阀混战的外祖父也是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张宗昌名声不好，有“酒肉将军”之称（见《》），外祖父在前线为他卖命时，他还在后方花天酒地。外祖父是在张宗昌手下，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点点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对张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当时军阀混战，杀人无数，孙传芳杀外祖父，杀了也就杀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她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心情：

被俘牺牲无公理，

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

誓报父仇不顾身！

母亲带着外祖母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来往；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母亲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希望首先寄托在我大舅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外祖父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外祖父。外祖父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张宗昌兑现诺言，将他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他劝母亲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老母下有孩子，母亲性子也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母亲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外祖父的手下，也跟外祖父一起被俘，因官位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母亲并提出求婚，母亲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父亲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我哥哥。5年后，我又出生了。这期间母亲时常提起复仇的事，父亲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父亲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她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 刺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母亲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

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

结果仍需自出头。

也许是天意，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母亲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母亲原来缠过小脚，这样行动起来肯定不方便，她到处打听，找到一家可以放脚的医院。但骨头都已经长成型了，脚趾要一个一个做手术，把它拉直，然后再长好。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时候不像现在传媒这么发达，通过报纸或电视就可以熟识一个人的面孔。虽然“孙传芳”这个名字像根一样生在脑海里，但下一步是如何“认识”孙传芳。有一天母亲从医院里出来，路过一个算命摊子，看见摊上有一个玻璃镜子，上面贴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赶紧停下来在里面找，结果还真发现了孙传芳，她如获至宝，买了下来。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也是条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亲那时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时有一笔抚恤金，二来大舅施中诚和父亲也时常寄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我们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送又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然后三个人一起进了汽车。母亲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叫了辆车又去了。

15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

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

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

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 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

出狱那天，媒体拍到了一身男装打扮的母亲（见题图），其实这也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举动。孙传芳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之辈，他还有很多党羽，母亲被特赦后也收到过匿名信和恐吓信。

母亲被释放，但社会还存在一些猜测：施剑翘哪来的枪，她怎么学会开枪的？等等。外界普遍觉得这么一个刺杀行动，不可能由她独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实这些疑问，母亲在庭审时都曾一一解答过：行刺用的手枪，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朱其平买的，一直暂存于施家；因为从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头下的枪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装子弹、如何射击等。

但是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问。孙传芳的一位部下曾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刺杀孙传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施中诚给了母亲一笔钱，然后让母亲以替父报仇之名刺死孙传芳。

这种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就因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而被军统人员杀死。孙传芳当时也是日本人极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想除掉孙传芳也顺理成章。沈醉196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这更加重了“中统”或“军统”参与刺杀孙传芳的怀疑。至今还有一些文章在提及这段往事时，称它为“民国谜案”，意指母亲只是台前活动，真正的谜底、幕后策划人还没有浮出水面。

时至今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母亲的刺杀行动很简单，她就是要为父报仇，从没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对于沈醉的文章，母亲很是气愤，1963年，她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说明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后来母亲的干女儿沈渝丽专门找过沈醉询问此事，沈醉回忆，戴笠在训练手下那些女特工时，经常拿施剑翘做榜样，所以他误以为戴笠和施剑翘很熟。其实母亲与戴笠从无交往，戴笠只是赞赏她的气度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现在也有一些人对母亲的复仇行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径报仇，显然是不现实的；选择刺杀这种方式，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吧。

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与外祖母一起住在长沙的舅舅家。这时，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母亲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封信，只有8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母亲，安排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

施剑翘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

1941年7月，我们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合川县（现属重庆）。那里被日本轰炸得很惨，母亲又在那里开始募捐工作，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当时母亲已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靠着她的影响力，短短几个月，她就筹集到了足可以购买3架崭新战斗机的钱。当时主要负责筹建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特别感动，为此还特地约见母亲，让母亲参加空军的工作。

余 音

小时候经常有亲朋好友上门，都会让母亲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我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摆放着外祖父的像，小时候哥哥淘气，学习不好，母亲并不打他，只是让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母亲那段特殊的经历。但若非外人提及，母亲很少主动讲自己的故事，当年田汉还要为母亲写剧本，但都被母亲拒绝。

印象中的母亲衣着朴素，生活非常俭朴。我记得她平时连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时也没有车，走回家腿都肿了，后来改为两个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学，有时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庙里，半夜醒来害怕极了。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极严，但我们也并不怕她。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决意自己动手刺杀孙传芳，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坦率地说，母亲当年同意与父亲结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结婚之后，父亲常年住在部队，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会成见，她始终未同父亲离婚。

1947年，已是少将参谋长的父亲到南京开军事会议时，顺便看母亲，但母亲一直对他冷淡。母亲后来又让我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我记得那天穿着布鞋去见他，虽然和父亲10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未置一词，也没给买任何东西。相比之下，父亲对大哥比较好，哥哥比我大5岁，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几年，长得也像父亲。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关在济南解放军训练团。那时我已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母亲让我写信劝他，以为这样效果会更好。但父亲的回信不到50个字，说得很冷淡：你进步了，以后别来信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那批战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释放前他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说想重回那种“有妻有子”的生活，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向父亲提出离婚。那时候离婚要开组织介绍信，她到北京市政协去开，组织上说：现在他马上就要被释放了，你不能再把他推到另一边去。母亲没离成。之后来消息说父亲病重，让母亲赶紧去，母亲没去，不久我们收到了济南来的父亲的遗物，母亲又给退了回去。父母亲的恩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当年母亲一怒之下，写信与兄长施中诚断绝关系。她把孙传芳杀死后，施中诚有些内疚，另外他对外祖母一直极尽孝心，母亲后来又原谅了他，两人又互相来往。1945年，任74军军长的施中诚，在湘西大会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同日军三个师团血战雪峰山下，毙敌数千，重创日军先头部队。1945年12月，74军接收衡阳一线日军投降时候，蒋介石指名要他发言，也是威风一时。第二年，施中诚任南京警备司令。南京解放前夕，施中诚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做到台北警备司令。1959年离开台湾，偕妻长住美国洛杉矶，1983年逝世。

上世纪40年代，母亲曾筹款为贫苦孩子办了一所小学，学校以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母亲的叔叔施从云的名字命名——“从云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没了工作，她虽然想尽办法为学校捐款，但都不是长久之计。1952年，母亲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捐给国家，她则从苏州到了北京，跟姨母生活。

后来，母亲当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协委员，每个月有固定的120块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收入了。

1952年母亲被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因为摘除得早，病情稳定了几年。母亲后来也成了一名佛教徒，佛教也给晚年的母亲很大的心灵慰藉，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力衰竭，8月27日，74岁的母亲带着她的传奇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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