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葬礼一人专门来送葬，三鞠躬后转一圈，泪流满面匆匆离去

【1986年3月26日，北京八宝山】“永贵，你放心走吧……”一声低沉的叹息掺着山西口音，在清冷的灵堂里格外刺耳。说话的人正是已卸任多年的华国锋，他脱下呢帽，深鞠三躬，又缓缓绕棺一圈，泪水啪嗒落在地板上。旁人怔住：两人政见裂痕众所周知，谁料最后告别，华国锋反而执意独来。

灵车外，松柏阴沉。华国锋匆匆走出殡仪馆，没有接受媒体的追问，只同陈家人握了握手就离开。他的背影在细雨里显得单薄，仿佛把未说出口的歉意统统压在肩头。有意思的是，现场的大寨乡亲并不意外——在老乡眼里，这对昔日战友的情分，比政治风向更牢固。

时间拨回1914年初春，昔阳县李家庄一个寒碜土窑洞里，长子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名“永贵”，却无奈于贫穷依旧。六年后，为了活命，父亲卖妻女、带着小永贵逃到大寨。风言风语像沙砾一样磨人，父亲想不开，自缢于槐树。那天夜里，小永贵蹲在荒地，雪花落在肩头，他却死死攥住饿得咕咕作响的肚子。

放牛、打短工、替地主推石碾，他什么都干。进不了私塾，他就盯着账本上的符号猜意义。日本人占领昔阳后逼他当翻译，他表面答应，暗里把情报悄悄塞给八路。一次挨皮鞭二十下，他咬破舌头也没开口。抗战胜利，1948年他正式入党，从此认定“翻身”两个字要靠干。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推广互助组。别家挑壮劳力，他偏把老弱病残全揽进来，还拍着胸口说：“咱们要是干不过他们，我名字倒着写。”那一年，他们组亩产反超青壮组三十斤，县委干部啧啧称奇。1952年，他当选大寨党支部书记。

虎头山沟壑纵横，石头多、土层薄。1953年起，他带着全村炸石、垒坝、修梯田，一蓑烟雨四年，硬是把“狼窝掌”变成一百五十亩良田。1963年洪水冲毁房屋和地头，他站在瓦砾堆里吼一句：“救济不要，交粮不少！”灾后第二年，大寨亩产突破三百五十公斤。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大寨精神”四个大字。

1964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过七十一岁生日，只请来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席间他向陈永贵伸出手：“永贵，好！”随后补一句：“有了成绩，尾巴得夹起来。”这句叮嘱成了陈永贵的座右铭。两年后，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山西偏僻小山村骤然成了镁光灯中心。

1975年，周恩来病重，需要人分担农业口。有人嫌陈永贵“目不识丁”，毛泽东却决断：“干活要看实绩。”于是，一个头裹白毛巾、裤脚沾泥的农民，坐上国务院副总理的椅子。第一次进京，他被安排在接待外宾的玉泉山宾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给总理打电话：“住这么好，心里发毛，离群众远了。”不久，他把行李搬进普通集体宿舍。

那年协助周总理抓农业的正是华国锋。两人都说一口湘赣方言，见面没几句就熟络：一个讲经验，一个补政策，车里常能听见他们哈哈大笑。1976年春，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陈永贵是第一个鼓掌的。可改革开放启动后，他对部分政策转向难以适应，和华国锋意见渐行渐远。

1979年，他退出中央一线，回大寨耕地。干了三年，又写报告要求“再给点力气活”。中央让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0年冬天，他胸口疼得喘不上气，被确诊肺癌晚期。华国锋赶到病房，握着那双粗糙大手说：“你安心治病，别想别的。”陈永贵苦笑：“农民命，见土就踏实。”两人沉默良久，再无言语。

1986年3月，病情恶化。临终前，他交代丧事从简，别给国家添麻烦。葬礼当天本拟只有亲友和大寨同乡，却来了那位“脱离权力中心已久的老朋友”。三鞠躬，一圈缓步，大颗泪珠，这场告别没有华丽词藻，却把“情谊”二字刻得极深。

骨灰回到虎头山，埋在郭沫若墓旁。土丘不高，松树刚及腰。每年春耕，大寨农户走过都会摘帽子，轻声道一句：“永贵，咱们今年收成还行！”人们未必记得他曾是副总理，却记得他带头用双手和黄土地较劲。对农民而言，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