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圈改、陈伯达添笔！这份神秘名单如何撬动 23 年中央领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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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离开工作岗位，刘少奇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时间长达23年。

在此期间，刘少奇一直是排在教员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教员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少奇多次代理党的主席职务。

从七大到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教员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尽管其间有过“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最终得以平息。

在这段时间里，毛刘的关系应该还不是“接班”与“被接班”的关系，毛刘基本是同一代人，开国初期还都年富力强，考虑接班问题为时过早。

而在进入晚年需要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时，教员的思路已开始偏离了。这种偏离，预示着党将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

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

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

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

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

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

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

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

他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

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3月21日下午7时半，教员、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次议论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

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关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

“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自首叛变和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

康生亲笔在最后注了一行小字：

“1967年3月25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手写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成了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他问康生：设立刘少奇、

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批示？

康生说：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关于专案问题纪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

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

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

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0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

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后才结束。

这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

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很大。1966年12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中有萧华，萧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

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里面说：

“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

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

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专案组在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

据肖孟说：

“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