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招兵大家踊跃报名，国军招兵只能靠拉壮丁，为什么会这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年10月3日，为了发动群众，扩编作战部队，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派刘道生、陈宗尧带领300余人的战地救亡工作服务团，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村招兵，扩充兵员。

谁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一声号令，大批平山农家子弟踊跃参军。在报名参军的队伍里，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兄弟兵，有的全家上阵，甚至出现了亲戚排。这就是说，一个徘里大部分都是亲戚。

八路军

短短33天，共计有1700多名平山青壮年相继加入了抗日队伍。他们绝大多数都编入120师359旅718团，首任团长陈宗尧。这支由清一色平山子弟组建的部队，被亲切地称为“平山团”。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团英勇奋战，屡建战功，被聂帅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子弟兵，这个人民军队的代名词，就出自平山团。

除了120师，八路军其余部队，以及后来成立的新四军，都是通过宣传抗日救国理念、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民众生活等一系列措施，激发广大青年的参军热情。

在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感人场景，形成了自愿参军、保家卫国的社会氛围。

这种基于政治动员的志愿兵制度，虽然征召规模相对有限，但确保了兵源的质量和稳定性。新兵入伍时通常已具备一定的政治觉悟，对战斗目的有清晰认识，这为部队战斗力的维持和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强调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的原则，尽管物资条件极为艰苦，但通过民主管理和政治教育，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军队构成。

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招兵情况就截然不同。

根据193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国民政府明确规定18至45岁男性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试图建立现代兵役制度以应对国防需要。然而，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暴露出深刻的系统性腐败。

在基层，保甲长等执行者往往利用职权进行寻租，富裕家庭通过贿赂手段使子弟免于征召，而贫苦家庭则成为征兵的主要承担者，形成了“有钱出钱、无钱出入”的不公局面。

壮丁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兵员需求急剧增加，征兵规模迅速扩大。

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间，国民政府名义上征召的壮丁总数超过1400万人，然而实际抵达前线参战的兵员不足400万。这一巨大差距背后，揭示了兵员输送和管理体系的严重缺陷。大量壮丁在长途押送过程中面临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短缺、医疗卫生保障缺失、管理粗暴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官员还将壮丁视为牟利工具，出现了倒卖壮丁、克扣粮饷等腐败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兵员的非正常损失。

根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的万金裕的回忆，四川省自1939年正式推行“适龄壮丁抽签”征兵制度以来，由于基层执行过程中舞弊丛生，加之壮丁在征召、押送途中常遭虐待，致病、致死情况严重，导致民怨不断积累，最终引发多起大规模社会动荡。

1939年夏季，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就因征兵不公与壮丁待遇恶劣，爆发了规模可观的民变，民众以激烈方式表达对役政腐败的愤慨。

这一矛盾并未随时间消解。至1941年夏季，在广汉、中江、金堂等县，再度因役政舞弊问题激起民众强烈反抗，爆发了又一次民变。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兵役制度在基层的扭曲执行已严重动摇民心，不仅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紧张局势，也从侧面削弱了抗战大后方的稳定与凝聚力。

电影《抓壮丁》剧照

为整顿基层兵役积弊，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于1941年建立兵役视察制度，派遣训练过的视察员分赴各地。1943年12月，四川荣威师管区便迎来这样一位视察员。他训话时姿态严正，宣称代表军政部而来，鼓励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并保证将严肃处理一切违令问题。

然而，这番慷慨陈词最终被证明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据当场记录，全连超过90%的新兵均有冤屈，他们声泪俱下地陈述：大部分人是被拦路强拉的壮丁；有的因乡镇保甲贪污受贿、移花接木而被骗入伍；甚至还有两名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假期回家不幸被强行抓来。

这场看似拨云见日的申诉，并未带来任何公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后不久，该荣威师管区与荣县县政府竟因“兵役工作显有成效”而获得了上级的传令嘉奖。这一结果，使视察制度沦为了对腐败现实最尖锐的讽刺。

不仅如此，在国民党军队中，由于官僚体系腐败和管理制度不健全，普通士兵常常面临被克扣军饷、虐待和忽视的处境，这进一步影响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