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今天，星星之火在此点燃，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的征程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借地望志路106号，一群充满斗志的年轻人正在秘密集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13名党代表，代表全中国五十多名党员，在这里起草党的建设纲领。

这十三人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淑恒，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归来的周佛海和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中共一大会议油画

十三名年轻人，十三颗热血澎湃的赤子之心。他们平均年龄都是二十多岁，一腔热血，斗志昂扬，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去挽救当时风雨飘摇的祖国。

其时中华大地内忧外患，外面列强环伺，内部军阀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面对困境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屈服，老百姓人人思变，年轻知识分子们努力寻求新的出路。新闻报纸上每天刊登最多的，就是讨论祖国出路的报道。各种各样的新思想爆发，引领着人们去探寻救国救亡的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新思潮，让年轻的革命者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分别在报纸上发表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深深影响了当时遍布中华大地的年轻学子，其中也包括一位还在湖南长沙读书的年轻人——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和好友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早些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等人也分别在上海、北京、武汉建立了他们的共产主义小组。

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并不统一，有叫“共产党”的，也有叫“共产党支部”的，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互相独立，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于是到了次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党组织。

当时党内成员不多，全国发展的共产党员不过五十余人。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小党派，不过是当时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无数大小党派之一，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小党派会在未来某一天发展壮大，带领中华民族拜托困厄，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党的两位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未能出席，原因是二人在北洋政府承担要职，政务繁忙，无法抽身。这里面有遗憾，也有无奈，毕竟当时形势复杂，这两位都是当时党的灵魂人物，不得不小心谨慎。

十三人的代表团队到达上海，借住在当时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李达夫人和博文女校创办者黄绍兰女士关系极好，而董必武李汉俊也和黄绍兰熟识。并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离会议举办地点——李汉俊兄长家很近。

回忆在李汉俊兄长李书城家客厅举行，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出席会议，分别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会议开始后，两名代表分别发表讲话，欢迎中国加入共产国际，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保持紧密联系。

中共一大会议遗址

会议期间，各方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发展工作，确定会议的任务和主题。随后的几天里，分别举行了多次会议，代表们就党的建设纲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5、26日休会，27、28、29三天，每天一次会议，对未来发展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达成了许多共识，也有部分问题没有统一思想。

7月30日，第六次会议举行，原计划通过党的纲领，选举中央机构。不料会议刚开始没多久，一名法租界巡捕房密探忽然闯入。此人名叫陈子卿，是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的把兄弟，凭借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担任华人探长。

陈子卿对房间里巡视一番后，并没有多说人，就带人离开了。有着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刻意识到，这是巡捕房的探路人，便建议停止会议，大伙儿分头离开。

法国租界老照片

果然没过多久，法籍警官就带人包围了这栋宅院，警察上门搜查，幸而众人已经撤离，并没有任何证据，警察警告一番后离开。虽然躲过一劫，但会议无法在原址举行，众人不得不重新选择回忆地址。最后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提出，不如到她老家嘉兴南湖去，那里既隐蔽，离上海也近，众人都表示赞成。

次日，代表们分别乘火车前往嘉兴，在鸳鸯湖旅馆稍作休息后，就登上了南湖画舫。南湖风景秀丽，代表们泛舟湖上，继续讨论着建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和制度，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随后又对党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作出部署。

下午五点左右，湖面一艘汽艇疾驰而来，代表们立刻提高警惕，收起文件，在桌面摆出麻将，装作优秀打麻将。直到打听得知游艇上的是当地乡绅，众人这才松了口气。会议结束时，众人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大会议南湖画舫油画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或许微不足道。除了以毛泽东为为首的信念坚定党员外，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南湖画舫里宣誓的这十三个年轻人，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连党内的部分成员也不例外。

在其后几十年曲折的奋斗历史中，十三人中有人脱离了党组织，有人背叛了党组织，还有人在背叛与回归之间摇摆不定。当然，也有的人在革命道路上，不幸过早地牺牲了。

张国焘原本是党内风云人物，却因为过度右倾，在面对抗日大势时，主张退缩，甚至不惜分裂党组织，最终被开除党籍。1938年，张国焘投奔陕甘宁边区国民党，49年移居香港，之后辗转巴西和加拿大，客死他乡。

张国焘和毛泽东

刘仁静是当时最年轻的党代表，年仅19岁。一大会议后前往莫斯科学习，因为思想不够成熟，受苏联托洛茨基的影响，回国后不再听从党的指挥，之后被开除党籍。1948年，刘仁静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宣传部御用枪手，在报刊上大肆发文攻击我党。解放后，党组织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并没有追究他过去的错误，让他在人民出版社任职，从事编译工作。

李达因为受到张国焘排挤，又在国共合作期间与陈独秀政见不合，反对合作，于建党三年后自动脱党。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起义，建国后经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

李汉俊因为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于1923年离开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李汉俊在武汉被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为李汉俊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光荣纪念章”，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烈士李汉俊

陈公博在一大召开后不久，因受到惊吓，回广州后就公开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两年后被开除党籍，之后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国，成为第一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跟随日军叛逃日本，后被国民党引渡回国，判处死刑。

周佛海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党代表，性格摇摆不定，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受日本思潮影响深重，抗战时期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任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判处“通敌”罪名，之后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特派代表，同样缺乏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48年离开国民党，举家迁往澳门，直到解放后回到北京。

包惠僧

除了上面这些叛逃者外，另外还有四人在革命道路上不幸牺牲，他们分别是陈谭秋、王尽美，邓恩民、何叔衡。

陈谭秋于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折磨致死。王尽美在发展党组织的道路上积劳成疾，1925年病逝于青岛。邓恩铭在王尽美牺牲后，继续领导青岛的工人阶级作斗争，1928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这里必须重点说一下何叔衡，他和毛泽东是同乡，都是湖南人。何叔衡比毛泽东年长十七岁，也是一大会议里最大“长者”，二人却是至交好友。何叔衡当过旧社会的秀才，却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日子里，深受器重，被毛泽东评价“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35年，长汀突围战役中，何叔衡不幸牺牲，时年59岁。

背叛者令人不齿，牺牲者更让人悲痛。从他们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一件事，那就是党的创立着实不易。从1921年，到1949年，这二十八年里，经历了太多腥风血雨，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很难走到最后的。

从南湖上小小的画舫，走到天安门巍峨城楼的，最终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忠实的革命战士董必武，另一个便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董必武一直保持着高度乐观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直至终老。

毛泽东在一大会议时，并不受重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为革命的事业奋斗的决心从未动摇。

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正是董必武（后排右二）

当最初的十三名创始人中，有人屈服国民党淫威，选择了背叛，有人对党的前程感到绝望，选择了退出，还有的人不幸落入敌手，牺牲了宝贵生命时。

毛泽东内心的革命信仰却愈发坚定，他始终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最佳出路。

党的内部斗争时，毛泽东数次被打压，被排挤，被“夺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动摇革命意志，而是选择沉默隐忍，并且在党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利用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一次次挽救了党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从小酷爱读书，无论是早年在家乡种田，还是后来行军打仗，从来都手不释卷。丰富的学识培养了他高超的智慧，而出身底层的身份，也让他深切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劳动人民的需求。

毛主席在读书

共产党创立初期，党内部分领导人坚持一味照搬共产国际的方针，试图依靠中国工人阶级推翻反动政府。但毛主席敏锐意识到这条道路行不通，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工业国家，工人阶级少之又少，而真正值得依靠的恰恰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

1927年，秋收起义后，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毛泽东果断带领队伍登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事业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在毛主席带领下，井冈山发展出十万人的红军队伍，成了日后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

然而1933年，上海中央政治局在遭受国民党围剿后，被迫迁移到革命根据地。以李德、博古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言人过分依赖于苏联方面的指挥，无法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战略，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

井冈山会师

此时中央各级指挥都不得不反思失败的原因是，对比之前毛泽东在井冈山作出的突出贡献，很多人都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充满愤怒。长征之前，博古李德为了排挤毛泽东，想把他留在后方，在周恩来的强烈反对下，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中央红军到达乌江时，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在遵义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对之前的失败作出了深刻反思，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右倾错误行为。张闻天在会议上点名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二人错误指挥。

遵义会议（油画）

王稼祥也力挺张闻天：“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朱德也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判断。

最终，在参会的绝大多数党员支持下，撤换博古的职位，改由毛泽东领导。正是这次会议后，在毛泽东英明领导下，红军突破重围，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