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烽火岁月 赓续文脉薪火

10月26日，“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津沙抗战文化学术座谈会在聚奎书院举行， 30余名来自全国高校和党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通过学术研讨，系统梳理和深化了津沙文化区的抗战历史研究，形成了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成果，推动津沙文化区从地方记忆符号跃升为全国抗战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

今天推出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潘洵发言《铭记烽火岁月 赓续文脉薪火》。

▲座谈会现场

▲潘洵 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在会上发言

铭记烽火岁月赓续文脉薪火

潘洵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抗战大后方作为战略支撑的重要堡垒，不仅护卫了民族生存的物理空间，更守护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文化火种。位于重庆江津的“津沙文化区”，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熠熠生辉的璀璨篇章。江津的白沙坝、与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北碚的夏坝、宜宾的李庄坝，共同构成抗战时期大后方川渝地区的“文化五坝”，形成了抗战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独特的“坝子”文化聚落。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汇聚了无数文化精英、珍藏了万千文献典籍、延续了中国现代教育命脉，以其独特的贡献在抗战文化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江津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一书，系统梳理和辑录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是对一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民族精神根脉的当代叩问和传承弘扬。

一、津沙文化区的历史坐标与独特地位

津沙文化区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战略与地域优势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战略性转移。扼守重庆上游水陆咽喉的江津县及其核心重镇白沙坝，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相对丰饶的物产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被确立为战时核心迁建区。这一决策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内迁浪潮，塑造了津沙文化区的基本格局。

从1938年至1942年，抗战内迁奠定了津沙文化区的历史基底。一是文教机构的战略性转移。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南京内学院（支那内学院蜀院）、国立九中等重要文化教育机构相继迁入，为中华学术命脉提供了难得的庇护之所。二是文化精英的汇聚。陈独秀、欧阳竟无、胡小石、魏建功、劳君展、蒋复璁、张西洛、吴伯超等近200位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流寓于此，在艰难时局中延续思想火种，开展学术研究。三是大规模人口内迁。数万名来自沦陷区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普通民众涌入此地，激活了地域文化的交融与更新。1941年，《新民报》首次提出“白沙文化区”概念；1942年6月，重庆《大公报》设立“津沙简讯”栏目，《新蜀报》开辟“津沙”专版，“津沙文化区”这一称谓因此形成并被社会广泛接受。1944年，《国是》通讯刊载《献金在津沙》一文，称“津沙是陪都附近的文化区”，“白沙文化区”“津沙文化区”作为特定历史称谓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

津沙文化区在抗战大后方具有极其重要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其一，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爱国精神的典范。1942年3月，教育部“音乐月”活动首场万人大合唱在白沙驴溪半岛上演，十三所学校学子唱响《满江红》等曲目，开创中国历史上万人合唱的先河，用旋律凝聚抗战士气。1944年冯玉祥推行献金救国，白沙各界创下1300余万元献金纪录，学生们集体跪地恳请商会追加献金的场景，经《大公报》报道震撼全国，冯玉祥盛赞其为“最爱国的镇市”并赋诗铭记。生产领域同样彰显担当：白沙新运纺织厂以2700台织机成为西南最大布匹基地，生产的擦枪布直供前线；江津民众七年捐献350余箱“雷击散”、“霍香正气丸”等中草药丸，为战地医疗提供支撑，展现全民抗战的坚定意志。

其二，战时教育延续的坚实基地。津沙文化区内迁教育机构林立，形成了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到师范教育的较为完整的体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省立窑业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荟萃。国立第九中学、国立华侨第二中学、国立华侨第一中学等中学为流亡学生提供了求学机会，培养出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计算机之母夏培肃、核动力专家赵仁恺等院士在内的一批国家栋梁和中坚力量。聚奎书院作为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清代书院之一，每周末邀请名人讲学，陈独秀在此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冯玉祥也曾来此动员献金抗日。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则以其独特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基层培养了大量抗战与建设人才。

其三，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枢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文化进步力量通过办报纸、出刊物、开书店、搞展览、搞讲座，使津沙文化区文化氛围愈发浓郁，出版有近10种报刊、15家书店。戏剧家赵铭彝等人则将话剧推向街头，掀起“移动演剧”的救亡浪潮。设于白沙镇卞小吾故居的秘密“文化沙龙”，成为引导文化抗战方向的重要场所，直接促成了《黄河大合唱》修改版在重庆的成功公演。诗人穆旦在此受到感召，从津沙国立华侨二中投笔从戎，奔赴缅甸战场前在《新华日报》发表《出发》一诗，点燃了知识青年的参军热忱。

其四，保存中华文脉的重要堡垒。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战争险恶环境中，精心守护着80万册珍贵文献，并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合作，编印《抗战文库》，传播《论持久战》等先进思想，向大后方输送了大量精神食粮。武昌艺专师生在敌机轰鸣中坚持写生创作，以艺术振奋民族精神；南京内学院则在战火纷飞中守护佛典，传承学术。陈独秀在此完成其最后著述，欧阳竟无讲学不辍，诸多学术巨擘在艰难时局中展现了“弦歌不辍”的文化坚守。

二、编纂《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津沙文化区的历史，编纂出版《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一书，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对抗战历史记忆的抢救性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历那段烽火岁月的老者渐次离去，相关史迹面临自然与人为的侵蚀，史料文献散佚各处。如不及时抢救整理，这段珍贵历史将逐渐模糊乃至湮没。本书编纂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广泛搜集档案文献、口述史料与遗址实物证据，对津沙文化区进行了全方面记录，为后人保存了这段集体记忆的较完整的图谱。书中对津沙文化区三大组团——江津南北组团、白沙南北组团、津东南组团的细致描摹，以及对各类教育机构、文化名流、抗战遗址的系统梳理，构筑了一幅详实的历史画卷，为后续研究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这是对抗战精神谱系的丰富与拓展。抗战精神不仅是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也包括大后方文化教育工作者在艰难条件下“为往圣继绝学”的坚守与创新。津沙文化区的历史表明，文化抗战与军事抗战同等重要，它是民族精神在至暗时刻的璀璨绽放。本书通过大量个案梳理，如陈独秀在津沙的最后岁月与建树、国立中央图书馆保护典籍的努力、各学校在轰炸中坚持办学的事迹、中国音乐月白沙万人大合唱，等等，生动诠释了“万众一心、弦歌不辍”的救亡精神，丰富了我们对抗日战争全面性、复杂性的认识，也使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饱满而深刻。

第三，这是对地方党史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度发掘。津沙文化区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巧妙开展文化统战、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指导下，江津地方党组织紧紧把握统一战线原则，采取“勤业、勤学、勤交友”的灵活策略，通过茶会、公演、沙龙等多种形式，团结凝聚了大批文化名流和知识分子。本书对南方局在津沙文化区的工作机制、策略手段及其成效的梳理，如引导文化界人士参与“抗战文艺方向”讨论、策划《黄河大合唱》公演等，为我们理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提供了鲜活样本。

三、津沙文化区抗战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路径

津沙文化区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记忆，还有众多珍贵的抗战文化遗产。如何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这些遗产，使其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保护是基础，需构建法治化、系统化的保障体系。津沙文化区内有70余处抗战遗址，包括国立中央图书馆旧址、聚奎书院、新运纺织厂旧址、陈独秀旧居等。需要积极推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明确抗战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工作机制、职责分工、保护措施与法律责任。对津沙抗战文化遗址群，应建立详细的数字档案，实施分级分类保护，对重点遗址划定保护范围，设置保护标志，明确保护责任人。同时，建立“津沙抗战文化遗产数据库”，整合史料、老照片、口述史、研究成果，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传承是关键，需开展多层次、互动式的教育实践。津沙文化区的遗产价值，核心在于其承载的抗战精神与学术传统。应将其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发适合不同学段的校本课程、研学路线。例如，可设计“重走迁建路”主题线路，串联张爷庙、卞小吾故居等遗址，让学生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历史；组织“津沙文化名人”专题研究，引导学生了解陈独秀、欧阳竟无等人在烽火中的学术坚守。同时，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运用AR技术重现“剧人号”献机运动、万人大合唱等场景，使历史可感知、可互动，增强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融合是方向，需探索文旅结合、创意引领的发展模式。抗战文化遗产不应只是静态的展示，更应通过创意转化融入当代生活。可依托津沙文化区资源，打造“抗战文化之旅”精品线路，将其与江津的自然风光、古镇风情和革命纪念设施相结合，设计主题鲜明的参观体验，形成复合型旅游产品。同时，鼓励文艺创作，以津沙文化区历史为题材，创作影视、文学、戏剧、美术等作品，让历史通过艺术形式深入人心。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基于抗战时期出版物设计的文具、复制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的仿真文献等，使文化遗产以新颖形式走进日常生活。

协同是保障，需构建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津沙文化区作为抗战大后方川渝“文化五坝”之一，与川渝其他“四坝”，乃至于抗战大后方其他文化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应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大后方各文化区的联动机制，共同加强抗战文化遗产保护，共同策划主题展览、学术论坛、研学旅行等活动。积极参与抗战记忆共享平台建设，实现档案馆、博物馆、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源互通与优势互补。同时，加强与国际二战博物馆、海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将津沙文化区的故事纳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体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四、史料发掘与价值挖掘的不足与展望

《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一书的编纂，无疑是对该领域资料整理与研究阐释的重大推进，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对津沙文化区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史料发掘与价值挖掘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后续深化与拓展。

在史料发掘方面，虽然本书编者下了不少功夫进行了收集，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例如，报刊文献和档案资料收集还极其有限，对于一些民间流传的口述史料和私人档案，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收集和整理，以丰富对津沙文化区的研究。此外，对于一些外文史料，如当时外国记者对津沙文化区的报道等，也应加强收集和翻译，为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在价值挖掘方面，本书虽然对津沙文化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对于一些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如津沙文化区的科学定位，对津沙文化区的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启示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融合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挖掘津沙文化区的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的编纂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它为我们深入了解津沙文化区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史料，也为我们保护和利用津沙文化区的抗战文化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津沙文化区这座由长江哺育、烽火淬炼的丰碑，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难的时刻如何以文化的力量守护文明的尊严，展示了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唤起社会各界对津沙文化区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让津沙文化区的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推动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迈向新台阶，为涵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促进地方发展提供不竭的历史动力。

历史的回声，终将照亮前行的道路。津沙文化区的精神血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绵延流传，生生不息。

编辑：周垣屹 吴刚

值班副总编辑：封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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