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敲打着老旧的铝合金窗框。
我拧干温热的毛巾，轻轻擦拭着母亲李冬梅枯瘦的手背。
她的手指微微蜷曲，皮肤薄得像一层脆弱的宣纸，透着青紫色的血管。
二十年了，阿尔茨海默病像一场缓慢的流沙，早已将她生命里大部分清晰的记忆吞噬。
她只是安静地躺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嘴唇偶尔无声地翕动。
有时她会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音节。
我知道那不是我名字，或许只是一个溺水者在混沌深渊里本能的呼救。
父亲宋长江总说，妈妈只是太累了，睡着了，说不定哪天就醒了。
可这一觉，睡得实在太长，长到我已从垂髫稚子长成了需要独自面对风雨的大人。
直到三天前，父亲因突发心梗猝然离世。
那个一直为我遮风挡雨、默默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的支柱，毫无征兆地塌了。
在压抑得令人窒息的灵堂里，我抱着眼神懵懂、甚至不明白死亡为何物的母亲。
巨大的悲伤和无助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口鼻。
而就在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母亲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过后。
她浑浊了二十年的眼睛，竟奇迹般地闪过一丝短暂的清明。
她枯瘦的手指死死攥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
她用尽全身力气，气息微弱却异常清晰地吐出几个破碎的词语：
“北京…胡同…咱家…四合院…三百五…平…”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惊涛骇浪。
然后，那点光亮迅速熄灭，她再度陷入那片我熟悉又绝望的混沌之中。
留下一脸震惊、满头雾水的我，和一个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般的巨大谜团。
北京？四合院？三百五十平？这一切，是真的吗？
01
湿漉漉的毛巾搭在搪瓷盆边缘，水滴缓缓坠下，在寂静的房间里发出单调的嗒、嗒声。
母亲李冬梅的呼吸很轻，胸膛几乎看不出起伏，像一尊被时光遗忘的雕像。
我握着她的手，指尖能清晰感受到她腕骨突兀的轮廓。
“妈，今天天气不太好，又下雨了。”我轻声说着，明知得不到任何回应。
“不过也好，凉快，你怕热。”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雨水顺着斑驳的窗玻璃蜿蜒滑落，留下扭曲的水痕。
这间位于城南老居民楼二楼的屋子，采光一直不好，即使白天也显得有些昏暗。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一种属于久病之人的、难以形容的气息。
父亲宋长江在世时，总会把窗户擦得锃亮，说多透点光进来，妈妈也许会感觉暖和些。
可现在，这扇窗也像蒙上了一层灰翳。
我起身去换一盆热水，脚步踩在老旧的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父亲没喝完的半杯浓茶，茶叶已经沉底，水色浑浊。
仿佛他只是临时出门，很快就会回来，端起杯子呷一口，然后皱着眉头说：“凉了。”
三天前，他就是在这个客厅里，抱着突然剧痛的胸口倒下的。
救护车尖锐的鸣笛声划破了平常的黄昏，邻居们惊愕同情的目光，医院走廊里冰冷的灯光…
那些画面碎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冲撞。
我端着热水盆回来，继续为母亲擦拭。
动作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要轻，要慢，水温要恰到好处。
他照顾了母亲整整二十年，从青丝到白发，从步履矫健到腰身微驼，没有一句怨言。
我常常觉得，父亲对母亲的爱，早已超越了爱情，变成了一种融入骨血的习惯与守护。
记得我上初中那年，母亲病情加重，开始完全不认人。
有一次父亲给她喂饭，她突然挥手打翻了饭碗，热粥溅了父亲一身。
父亲只是默默收拾干净，重新盛了一碗，吹凉了，像哄孩子一样轻声说：“冬梅，乖，再吃一口。”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眼角有泪光闪动，但很快就被他粗糙的手背擦去了。
“你爸啊，就是头倔驴。”隔壁张阿姨以前总这么说。
“厂里效益不好，让他提前内退，他非要熬到正式退休，说多拿点退休金，给你妈看病。”
父亲退休前是化工厂的工人，常年在车间，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化学品味。
他话不多，脾气有点倔，但手很巧，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鼓捣鼓捣总能修好。
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甚至有些木讷的男人，用他并不宽阔的肩膀，扛起了我们这个多难的家。
母亲偶尔会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比如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惊恐地大叫。
或者深夜里毫无缘由地哭泣，声音像受伤的小兽。
父亲总是第一时间醒来，紧紧抱住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哼着连调子都不太准的老歌。
直到母亲在他怀里慢慢安静下来，重新睡去。
那些夜晚，我常常缩在自己的小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酸楚。
我曾经问过父亲，妈妈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那时正低头修理母亲扯坏的床单，闻言动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一种很遥远的神情。
“你妈啊…以前可是个文化人。”他笑了笑，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
“说话轻声细语的，喜欢看书，还会写钢笔字，写得那叫一个漂亮。”
我很难把父亲口中那个“文化人”的母亲，和眼前这个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的病人联系起来。
我关于母亲清醒时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只依稀记得一个温暖的怀抱，和哼唱摇篮曲的温柔声音。
但具体是什么曲调，歌词是什么，早已想不起来了。
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小木头盒子。
盒子很旧，漆皮剥落了大半，锁也是老式的黄铜锁。
我找遍了家里所有可能放钥匙的地方，都没找到匹配的钥匙。
当时只觉得是父亲放些重要证件或者私人物品的地方，并未特别在意。
现在想来，那个盒子里，是否藏着一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包括母亲今天突然说出的，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北京，四合院，三百五十平…这些词汇，与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实在相距太远了。
像是一个荒诞的梦呓。
可母亲抓住我时，那双短暂清明的眼睛里，分明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急切和肯定。
那不是糊涂的眼神。
我俯下身，凑近母亲耳边，用极轻的声音问：“妈，你说北京的四合院…是真的吗？”
母亲毫无反应，目光涣散地望着虚空，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无意义的声响。
窗外，雨还在下，密密地织成一张网，笼罩着这个令人困惑的黄昏。
02
父亲的灵堂设在狭小的客厅里。
他的黑白照片摆放在桌子正中，照片上的他抿着嘴，眉头微蹙，似乎拍照时正为什么事操心。
那是几年前办退休手续时拍的标准照，也是他最近几年唯一一张像样的照片。
花圈层层叠叠地靠着墙，白色的挽联在穿堂风里轻轻晃动。
亲戚和邻居们进进出出，低声交谈着，脸上带着悲戚和惋惜的神情。
“老宋是多好一个人啊，怎么说走就走了…”
“可不是嘛，辛苦了一辈子，眼看着梦洁都工作了，该享福了…”
“唉，就是放心不下冬梅吧…”
我穿着一身不合身的黑色孝服，跪在灵堂一侧的草垫上，机械地往火盆里添着纸钱。
橘黄色的火苗跳跃着，吞噬着单薄的黄纸，腾起一股呛人的烟味。
母亲李冬梅坐在我旁边的一张靠背椅上，身上也套了件宽大的黑色外套。
她似乎不明白周围为什么会这么吵闹，也不知道眼前那张黑白照片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眼神惶恐地四处张望，嘴里发出含糊的“啊…啊…”声。
有时她会试图站起来，被我轻轻按住。
“妈，坐好，别动。”我低声对她说，喉咙干涩发紧。
她茫然地看着我，似乎认不出我是谁，但又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变得格外焦躁。
一个远房表姨走过来，往火盆里扔了一沓纸钱，叹了口气。
“梦洁，以后就全靠你了，照顾好你妈。”她红着眼圈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被我硬生生憋了回去。
父亲不在了，我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不能倒下。
母亲突然伸出干瘦的手，抓住了表姨的衣角，眼神直勾勾的。
“饿…吃…”她含糊地吐出两个字。
表姨愣了一下，有些无措地看向我。
我赶紧从旁边的桌上拿过一块早上邻居送来的蛋糕，小心翼翼地掰了一小块，递到母亲嘴边。
“妈，吃点东西。”
母亲顺从地张开嘴，吃了下去，但目光依然没有焦点，蛋糕屑沾在她的嘴角。
看着她这个样子，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痛得无法呼吸。
父亲在世时，总是把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虽然旧，却总是熨帖的。
他说：“你妈爱干净，不能让她邋里邋遢的。”
可现在，只是短短几天，母亲就显得有些憔悴凌乱。
我意识到，照顾好她，远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葬礼持续了三天。
最后一天下午，天空飘起了细雨，和今天一样。
送葬的队伍默默走向墓地，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感觉那一方小小的木头盒子沉重无比。
母亲由一位姑妈搀扶着，跟在我身后。
她走得很慢，脚步蹒跚，时不时停下来，好奇地看着路边的花草，或者被什么声音吸引。
在墓地，当父亲的骨灰盒被缓缓放入墓穴时，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哭声。
母亲似乎被这哭声惊到了，她突然挣脱了姑妈的手，踉跄着扑到墓穴边，低头往下看。
雨水打湿了她花白的头发，一缕缕贴在额前。
她盯着那个深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抬起头，环顾四周哭泣的人们。
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极其困惑的表情，嘴唇哆嗦着，仿佛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她只是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茫然地，指了指那个即将被黄土掩埋的盒子。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也许在母亲那片混沌的意识深处，某个角落依然感知到了永恒的别离。
她只是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走过去，紧紧抱住了她瘦削冰凉的身体。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受惊的孩子。
雨丝凉凉地落在我们身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回到那个再也没有父亲身影的家里，空旷和寂静变得格外刺耳。
我把母亲安顿在床上，盖好被子。
她很快就睡着了，呼吸渐渐均匀。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孤独和无助。
未来该怎么办？我才工作不久，收入微薄。
母亲的病需要持续的药物和看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父亲留下的积蓄寥寥无几。
生活的重担，就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在了我的肩上。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必须坚强。
为了父亲，也为了眼前这个需要我照顾的母亲。
无论如何，这个家，不能散。
03
父亲去世后的头七，按照老家习俗，亲人要在傍晚时分准备一些饭菜祭奠。
我提前下了班，去菜市场买了条父亲爱吃的鲤鱼，又称了点五花肉。
回到家，厨房里冷锅冷灶，再也没有那个系着围裙忙碌的背影。
我系上父亲常用的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开始淘米洗菜。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袖口。
母亲李冬梅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那是父亲生前常坐的位置。
她怀里抱着一个印着牡丹花的旧枕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枕套上的绣线。
窗外夕阳的余晖给她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偶尔，她会抬起头，茫然地看向厨房的方向，或者墙上挂着的旧日历。
我一边切着肉，一边不时回头看她一眼，确保她安好。
锅里炖着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浓郁的香味渐渐弥漫开来。
这香味似乎吸引了母亲的注意，她抽了抽鼻子，目光转向厨房，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
“妈，饿了吗？再等一会儿就能吃了。”我扬声对她说。
她当然听不懂，但我的声音或许能让她感到一丝安心。
祭奠的饭菜摆上桌，一副空碗筷放在主位。
我点燃三炷香，插在香炉里，烟雾袅袅升起。
“爸，吃饭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母亲坐在桌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手指在桌上轻轻敲打着。
我给她盛了碗饭，夹了几块肉和一些青菜。
她拿起勺子，有些笨拙地往嘴里送饭，吃得很香。
看着她吃饭的样子，我忽然想起父亲以前总说：“你妈年轻时候可爱讲究了，吃饭细嚼慢咽的，现在…”
现在，她吃得很快，有点狼吞虎咽，汤汁沾到了下巴上。
我拿纸巾给她擦干净，心里一阵酸涩。
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我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
父亲的东西不多，几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几双磨破了边的皮鞋，还有一些零碎的工具。
衣柜最底层，放着一个牛皮纸包着的相册。
我拿出来，吹掉上面的灰尘，坐在母亲旁边翻看起来。
相册里大多是黑白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卷曲。
有父亲和母亲年轻时的合影，两人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军便装，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
照片上的母亲梳着两条粗黑的辫子，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含着羞涩的笑意。
父亲站在她身边，身姿挺拔，一脸严肃，但眼神里透着光。
还有一张是我满月时的全家福，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父亲站在身后，手搭在母亲肩上，笑得一脸满足。
我指着照片上的年轻母亲，对身边的母亲说：“妈，你看，这是你，多年轻，多漂亮。”
母亲的目光落在照片上，似乎停滞了一下。
她那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淡的、难以捕捉的波动。
她的手指颤抖着，慢慢地抬起来，似乎想去触摸照片上那个鲜活的影像。
但指尖刚碰到冰凉的相纸，就又缩了回去。
她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照片，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显得有些焦躁。
“这是你，这是我爸，这是我。”我耐心地指着照片上的人，一遍遍告诉她。
她不再看照片，而是扭过头，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恢复了那种茫然的、与世界隔绝的状态。
我合上相册，心里有些失望，又觉得理所应当。
如果能被几张老照片唤醒，那就不叫阿尔茨海默病了。
除了相册，父亲还有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放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几张存折，以及一叠泛黄的票据。
存折上的数字少得可怜，最大的一笔是去年底发的退休金补贴。
票据里夹杂着几张更老的照片，还有一枚用红布包着的、刻着复杂纹样的印章。
那印章质地像是玉石，触手温润，上面刻的字迹弯弯曲曲，我不太认得。
当时只觉得是父亲的私人物品，或许有些纪念意义，便又小心地包好放了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句关于四合院的话，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让这些看似平常的旧物，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天晚上，母亲睡下后，我又拿出了那个上了锁的小木盒。
借着台灯的光，我仔细端详着那把黄铜小锁。
盒子做工很精细，边角打磨得圆滑，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父亲会把钥匙放在哪里呢？
我回忆着父亲生前的习惯，他喜欢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卧室衣柜顶上的一个铁皮饼干盒里。
我搬来椅子，踮起脚，摸到了那个落满灰尘的饼干盒。
打开盒子，里面有几枚建国初期的纪念币，一沓全国粮票，还有几颗生锈的子弹壳（父亲年轻时当过民兵）。
盒子角落，用橡皮筋捆着一把小钥匙，看起来和木盒上的锁很是匹配。
我的心跳莫名加速了起来。
04
第七天，父亲的头七刚过，母亲李冬梅的状况就开始不对劲。
先是凌晨时分，她在卧室里发出压抑的、类似呜咽的哭声。
我惊醒过来，跑过去打开灯，发现她蜷缩在床角，浑身发抖，额头烫得吓人。
她发起高烧了。
我立刻慌了神，父亲在世时，母亲虽然身体虚弱，但很少生病。
我手忙脚乱地找出体温计和退烧药，用温水化开，想喂她喝下去。
但她牙关紧咬，药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根本喂不进去。
她的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些完全听不清的音节。
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恐惧，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只好用冷毛巾不断敷在她额头上，给她进行物理降温。
天刚蒙蒙亮，我就赶紧给社区卫生站的医生打电话。
医生赶来后，给母亲打了退烧针，开了些药。
“老年人发烧不能大意，尤其是你母亲这种情况，抵抗力差，很容易引发肺炎。”
医生叮嘱道，“密切观察，如果温度降不下来，或者出现咳嗽气促，马上送医院。”
整整一个白天，我都守在她床边，隔一会儿就给她量一次体温，用棉签蘸水湿润她干裂的嘴唇。
她的烧时退时起，意识一直处于昏沉状态。
有时她会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指甲深深陷进我的肉里。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神里似乎有千言万语，但那团浓雾般的疾病，阻挡了所有的表达。
我只能轻轻拍着她的背，像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哼着不成调的歌谣，试图安抚她。
黄昏时分，她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汗湿了睡衣和床单。
我帮她换上一身干爽的衣服，她又沉沉睡去。
我累得几乎虚脱，靠在床头，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充满了担忧和后怕。
如果母亲再有什么闪失，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晚上十点多，我正迷迷糊糊打着盹，忽然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抚摸我的脸颊。
我猛地惊醒，发现母亲不知何时醒了，正侧着身，静静地看着我。
床头灯昏黄的光线照在她脸上，那双原本浑浊不堪的眼睛，此刻竟清澈得让我心悸。
那不是平日里的空洞和茫然，而是一种深沉的、带着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怜爱的目光。
就像…就像我记忆中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温柔的母亲。
“妈？”我试探着轻声叫她，声音因紧张而有些颤抖。
她的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但发出的只是气流摩擦的嘶嘶声。
她用力地吸了几口气，枯瘦的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指甲掐得我生疼。
“北…北京…”她极其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这两个字。
我屏住呼吸，心脏狂跳，一动不敢动，生怕惊扰了这奇迹般的清醒。
“胡…同…咱…家…”她的眼神急切，仿佛在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传递信息。
“四…合…院…”每个字都像是从沉重的石磨下碾出来的，含糊，却异常清晰。
她停下来，剧烈地喘息着，胸口起伏不定。
我的手心全是汗，浑身紧绷，等待着。
“…三…百…五…十…平…”她终于说完了最后一个字，然后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整个人瘫软下去。
那双刚刚恢复清明的眼睛，迅速被熟悉的迷雾覆盖，恢复了茫然和无神。
她松开我的胳膊，目光涣散地转向天花板，不再看我。
仿佛刚才那石破天惊的几句话，只是一个短暂的、不属于她的灵魂借用了她的身体。
我僵在原地，胳膊上被她掐过的地方隐隐作痛，印证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是幻觉。
北京，胡同，咱家，四合院，三百五十平…
这些词语在我脑海里疯狂盘旋、碰撞。
它们组合在一起，指向一个令我难以置信的可能性。
我们这个普通的、甚至有些拮据的家庭，怎么可能在北京拥有一套四合院？
而且还是三百五十平那么大？
母亲在意识混沌了二十年后，为什么会在父亲刚去世、自己高烧退去后的这个特殊时刻，说出这样的话？
是疾病导致的谵妄和胡言乱语？
还是…在她记忆深处最隐蔽的角落，真的尘封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看着重新陷入混沌的母亲，心中的震惊久久无法平息。
这个夜晚，注定无眠。
05
母亲李冬梅再度沉沉睡去，呼吸平稳，仿佛刚才那短暂的清醒耗尽了她全部的精力。
而我却像被施了定身术，僵在床边，脑子里一团乱麻。
窗外的月色很淡，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凄清的白光。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
“北京…胡同…咱家…四合院…三百五十平…”
这几个词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我努力在记忆里搜寻任何可能与北京、与四合院相关的碎片。
父亲宋长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年轻时顶替爷爷进了化工厂，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座城市。
母亲李冬梅呢？印象中，她似乎也没什么外地的亲戚。
姥姥姥爷很早就不在了，我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母亲娘家具体是哪里人。
只模糊记得父亲说过一句，母亲是“跟着家人过来的”。
至于“家人”是谁，从哪儿“过来”，一概不知。
父亲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关于母亲娘家的话题。
我以前从未深究，只觉得大概是年代久远，亲戚疏于走动，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
现在想来，这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
我起身，轻手轻脚地走进父亲生前住的房间。
自从父亲去世后，这个房间我还保留着原样，仿佛他随时会回来。
空气中还残留着一点点父亲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我打开衣柜，拿出那个牛皮纸包着的相册，就着窗外微弱的光线，再次仔细翻看。
除了那些常见的家庭照，我在相册最后一页的夾层里，发现了一张更小的、已经严重褪色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婴儿，裹在绣花襁褓里，背景似乎是一个庭院的一角，能看到青砖垒砌的矮墙和一道月亮门。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字迹已经模糊，勉强能辨认出“百晬留念”和“槐树胡同”几个字。
“百晬”是婴儿百天的旧称。
“槐树胡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名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难道这张照片上的婴儿是母亲？这个“槐树胡同”就是她所说的“胡同”？
可单凭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个常见的胡同名，根本无法证明什么。
中国叫“槐树胡同”的地方，恐怕不止北京有。
我又想起了父亲那个上了锁的小木盒，以及那把在饼干盒里找到的钥匙。
之前因为忙于父亲的后事和照顾母亲，我一直没顾上打开它。
现在，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那个盒子里或许藏着关键的线索。
我回到自己房间，从抽屉深处找出那把用橡皮筋捆着的小钥匙。
然后，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小木盒，回到客厅，在餐桌前坐下。
台灯的光线照亮了盒子表面斑驳的漆痕。
我深吸一口气，将钥匙插入锁孔。
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锁簧有些锈蚀，我轻轻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锁，开了。
我揭开盒盖，一股陈旧的纸张和木头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盒子里面铺着一层红色的绒布，已经褪色发暗。
绒布上，静静地躺着几样东西：
一叠用丝带绑着的信件，信封已经泛黄。
一本深蓝色封皮的、类似户口簿的小册子。
还有一枚我先前见过的，用红布包着的玉石印章。
我首先拿起那枚印章，触手温润细腻。
在灯光下仔细看，印章的材质似乎是白玉，雕刻着复杂的螭虎纽，底部刻着四个篆体字。
我对篆书一窍不通，只能勉强认出其中一个字有点像“李”字。
这会是母亲的印章吗？那个“李”字，是指母亲的姓氏？
我小心地放下印章，拿起了那本深蓝色的小册子。
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
翻开内页，是竖排的繁体字，纸张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
开头的几个字是“房地契”。
我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
我强忍着激动，一行行看下去。
这是一份民国时期的房产证明，产权人姓名处，写着“李墨卿”三个字。
房产地址赫然是：北平市（旧称）内一区槐树胡同甲七号。
房屋结构描述中，明确写着“四合院一所，计房屋二十一间，占地三百五十二平方米”。
三百五十二平方米！与母亲所说的“三百五十平”基本吻合！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难道母亲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李家，真的在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拥有过一套三百五十平的四合院？
这个李墨卿是谁？是母亲的祖父？还是其他什么长辈？
我迫不及待地解开那叠信件的丝带。
信件大概有七八封，都是竖排书写，毛笔字，笔画清隽有力，落款也是“李墨卿”。
从内容看，这些信是写给一位叫“守仁兄”的人，信中多次提及“槐树胡同宅院”、“时局动荡”、“托付照看”等字眼。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八年，也就是1949年的春天。
信中有“弟将携家眷南迁暂避，宅院诸多事宜，烦请吾兄多多费心，俟时局安定，再行北返”等语。
南迁？南迁到哪里去了？后来北返了吗？
这个“李墨卿”，看来就是母亲家族的长辈，这套四合院的原主人。
而母亲李冬梅，很可能就是“李墨卿”南迁时携带的“家眷”中的一员，或许当时还是个小孩子。
那么，这套房子后来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们家从未提及？母亲又为什么会流落到这里，嫁给了父亲？
父亲宋长江，他知道这一切吗？如果他知情，为什么几十年守口如瓶？
那个锁着这些秘密的木盒，又意味着什么？
无数的疑问像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望着床上安睡的母亲，忽然觉得她是如此的陌生。
她那混沌的脑海里，究竟埋藏着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家族故事？
而父亲这二十年的默默守护，是否不仅仅是对病妻的照顾，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蒙蒙发亮。
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扑朔迷离的谜团。
0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恰好落在母亲李冬梅的脸上。
她皱了皱眉，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
依旧是那双空洞、茫然的眼睛，对昨晚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周围，喉咙里发出习惯性的“嗬嗬”声，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赶紧上前扶起她，给她背后垫上枕头。
“妈，早上好，饿不饿？我去做早饭。”我像往常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对她说话。
她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没有任何反应。
我起身去厨房熬粥，心思却全在那木盒里的发现上。
槐树胡同甲七号，李墨卿，三百五十二平的四合院…
这些信息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宋长江知道这些吗？他一定知道。
那个木盒是他仔细收藏起来的，还有那把藏在饼干盒里的钥匙。
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一切？整整二十年，甚至在母亲患病后，他从未对我提起过只言片语。
记得我上大学时，有次闲聊说到北京房价高得离谱，开玩笑说要是咱家在北京有套房就好了。
父亲当时正在修一把旧椅子，头也没抬，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用力敲打着榫头。
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声“嗯”里，似乎包含着某种复杂的情绪。
难道这套四合院背后，有着什么难以启齿的隐情？
以至于父亲宁愿我们过着清贫的日子，也绝口不提这份可能存在的巨额遗产？
母亲家族显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书香门第，从那些信件的字迹和措辞就能看出。
而父亲出身普通工人家庭，文化程度不高。
他们两人的结合，在当时看来，或许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中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米香四溢。
我盛了一碗，晾到温热，端到母亲床边，一勺一勺地喂她。
她机械地张嘴，吞咽，目光始终没有焦点。
喂完饭，收拾好厨房，我请了一天假。
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惊人的发现，并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再次打开那个木盒，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仔细研究。
那份房地契是最关键的证据，虽然年代久远，但上面清晰地写着产权人姓名、地址和面积。
印章上的篆字，我用手机拍了照片，上网搜索比对，终于确认那四个字是：李墨卿印。
与房地契上的名字完全吻合。
那些信件，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
信的内容多是谈论时局、家事以及对宅院的牵挂，能看出李墨卿对那套四合院感情很深。
在最后一封信里，他提到“南迁暂避”，将宅院托付给“守仁兄”照看。
这个“守仁兄”是谁？是亲戚还是朋友？他后来履行承诺了吗？
最重要的是，1949年之后，这套房子归属如何？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产权属于谁？
母亲是李墨卿的后人，理论上拥有继承权。
但时隔七十多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想要追索一套远在北京的祖产，谈何容易？
我甚至无法确定母亲是否李墨卿的直系后代，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比如户籍档案等。
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女孩的能力范围。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或许父亲正是预见到了这其中的艰难和复杂，才选择了沉默，宁愿让这个秘密随他而去。
可是，母亲却在那样一个诡异的时刻，清晰地吐露了这个秘密。
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指引？
我看着又陷入呆滞状态的母亲，轻轻握住她枯瘦的手。
“妈，你说的是真的，对不对？咱们家，真的在北京有套四合院。”
母亲当然无法回答我。
但她的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不管有多么困难，不管希望多么渺茫，我都要去北京一趟。
我要去那个“槐树胡同”看看，去找到“甲七号”。
我要弄清楚，那段被尘封的家族历史，以及父亲竭力守护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这不仅是为了可能存在的财产，更是为了解开母亲身世之谜，为了给父亲多年的沉默一个交代。
我拿出手机，开始查询去北京的车票，并向公司申请了年假。
前途未卜，但我心意已决。
07
三天后，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高铁。
临走前，我把母亲托付给了隔壁关系最好的张阿姨，并预付了一笔看护费。
张阿姨红着眼圈说：“梦洁，你放心去办事，你妈交给我，保证给你照顾得好好的。”
“你爸在世时没少帮我们家的忙，这都是应该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又看了一眼坐在窗边、对离别毫无感知的母亲，拖着简单的行李箱出了门。
高铁飞驰，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掠去。
我的包里，小心翼翼地装着那个木盒里的关键物品：
房地契和印章的照片（原件太珍贵，我不敢带在身上），以及那张写着“槐树胡同”的婴儿照片。
还有我从父亲旧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有他记录的几个模糊的北京地址和电话号码，
看起来像是很多年前写的，字迹已经淡得快看不清了。
其中有一个地址，似乎也带着“槐树”二字。
我的心跳随着距离北京的缩短而加快。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却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
终于，列车缓缓停靠在北京西站。
走出车厢，一股混杂着无数人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
车站里人流如织，巨大的指示牌，嘈杂的广播，一切都让我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女孩感到些许眩晕。
我定了定神，跟着人群走出车站，按照手机地图的指引，乘坐地铁前往内城区。
“槐树胡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老北京的味道。
在地铁上，我试着用手机搜索“槐树胡同甲七号”。
搜索结果大部分是旅游介绍和老北京胡同文化，没有具体到门牌号的信息。
也有一些房产中介的信息，显示槐树胡同附近有四合院交易，价格高得令人咋舌。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七十多年过去了，那条胡同是否还存在？门牌号是否早已更改？
出了地铁站，我沿着导航指示的方向步行。
周围的建筑逐渐变得低矮，出现了灰墙灰瓦的胡同区。
初夏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槐树（或许就是胡同名字的由来）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悠闲的、与外面车水马龙截然不同的气息。
我穿梭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仔细辨认着墙上的蓝底白字门牌。
胡同比我想象的要深，也更安静，偶尔有自行车铃铛声和收音机里传出的京剧唱腔。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终于在一块略显陈旧的门牌上，看到了“槐树胡同”四个字。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就是这里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这条狭窄而幽深的胡同。
青石板路面不太平整，两侧是斑驳的灰砖院墙，有些墙头上探出绿色的植物藤蔓。
门牌号从1号开始，我一边走，一边紧张地数着。
5号，6号，7号… 甲7号？按照旧时的编牌习惯，甲号通常是在正号之外的附属或有特殊意义的院落。
我放慢脚步，仔细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