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舒淇聊原生家庭、伤口与和解

雾蒙蒙的城市里，一个内向、怯懦、迷茫的女孩走来了。她家里有个总是醉醺醺、经常对妻女施以拳脚的爸爸；在婚姻里内耗却无法离婚，再把自己承受的委屈转嫁到女儿头上的妈妈以及敏感于不被爱、只能被迫学会“懂事”的自己。这是舒淇导演、编剧的电影《女孩》中的故事，其中的女主角林小丽身上也有一部分她真实的自己。

十几年前，导演侯孝贤鼓励舒淇写出自己的故事，她认真思考了一下，发现“我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包括我自己，确实挺有故事性”。如何把亲身经历过的痛苦变为力量，或许是很多东亚女孩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舒淇在记忆里提取了那些印刻最深的碎片，花10年时间打磨剧本，用自己经历过的苦难搭建了一座“花园”，在此过程中，与自我、与母亲和解，并用一个女孩的故事，安慰所有女孩——你看，这也许是糟糕的一天，但不会是糟糕的一生，已经有一个女孩从梦魇里一步步逃离，长成了还不错的大人，甚至攒足了勇气，转身拥抱从前的自己，她虽然无法忘记从母亲那里飞来的刀子，但她让自己理解了母亲。

这是舒淇以导演、编剧身份创作的首部电影。凭借这部作品，舒淇拿下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11月初，《女孩》在全国正式上映。

舒淇以导演的身份携电影《女孩》参加多伦多电影节。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你要不要试试做导演？”

最初的灵感来源于2009年舒淇与导演侯孝贤的一次谈话，原本在探讨表演的困惑，侯孝贤突然问：“你要不要试试做导演？写自己的故事。”“哈？这样子……我可以吗？”此前，舒淇从没有当导演的想法。“可以啊，拍一个电影并没有那么多的框框。你想要去拍去做，这才是重点。”侯孝贤的一句鼓励，成为她动笔的契机，最初不懂怎么写剧本，那就按侯孝贤告诉她的，从最熟悉最想表达的内容开始。断断续续10年，剧本不断被推翻、重新修改。“一度想过放弃，还好最终没有。”舒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3年，舒淇以评委的身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接连观看众多佳作后，突然感受到一股冲动，决心不再拖延：“我觉得如果再不拍，这个戏可能就不会拍了，我就不会做导演了，必须一鼓作气赶快弄出来。”担心自己做不到，舒淇特意找了个监督者——她拨通监制过《大佛普拉斯》等影片的好友叶如芬的电话：“我要做导演拍一部戏了，你来帮我吧，明年暑假开拍。”“真的假的？”叶如芬有点不敢信，“那等剧本写好再说。”舒淇回答：“给我半个月时间。”

话说出去了，非倒逼自己写出来不可了。完成评委工作后，舒淇留在意大利，住进米兰一家酒店闭门不出，原计划15天完成，最终在13天内完成了这部断断续续拖延了10年的剧本。

最终呈现的影像里，有很多向侯孝贤致敬的符号，有些是有意为之，例如从小丽妹妹书包里飘出的红气球，它从地下隧道一路飘摇，慢慢向着自由广阔的天空而去，既是小丽心情的伏笔，也是向侯孝贤《红气球之旅》致意。还有一些细节，在舒淇看来，则像是冥冥中的某种“天意”。拍摄几个机车少年载小女孩们出去玩时，舒淇原本想让他们去溜冰场，她很喜欢溜冰的意境。“在那里，人和人的触碰很微妙，溜冰又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感。”她说。可是如今，已经找不到可以体现40年前状态的冰场，如果搭一个出来，又太浪费钱，于是改成骑机车夜游山路，拍到这部分，舒淇猛然想到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中摩托车行驶在乡间小路的长镜头。

舒淇凭借导演电影《女孩》斩获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1年，舒淇曾参演侯孝贤导演的《千禧曼波》，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从这部电影开始，她逐渐摆脱早期的商业标签，转向更具艺术深度的作品。其中有一场经典戏份在“曼波桥”上拍摄，这座“曼波桥”，在舒淇拍摄《女孩》时，以出乎她意料的方式出现了。舒淇记得，那时她正在为小丽母女间追逐的一场戏选景，希望找到一段岔路，让妈妈和小丽争吵之后一前一后经过那个地方，随后两人再分道扬镳，母亲转下楼梯回到自己家庭的原点，小丽继续向前，暗示两人交错的宿命和女孩勇敢奔向自己的人生。

在取景地基隆中山路附近转来转去，真的在一个菜市场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岔路，正好有一级可以让母亲走下去的台阶，舒淇先走了一遍妈妈的路线，然后继续向前，想看看小丽会走到哪里。才向前走了十几米，她赫然发现，面前正是“曼波桥”。“我当时鸡皮疙瘩整个起来了，浑身发麻。”舒淇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也太夸张了！我觉得这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一个很大的缘分。”

于是，在这座“曼波桥”上，25年前《千禧曼波》里的Vicky（舒淇饰演）回眸凝望，25年后，小丽从这里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时空交错，在有意和无意间，舒淇用数个影像语言致敬了对她影响至深的导演侯孝贤，完成了华语电影两代电影人之间的对话和传承，而她也从镜头前被导演塑造的演员，走到了镜头之后，成为那个掌镜的、独立表达的导演。

“在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是小孩”

和多数初执导筒的新导演的作品一样，《女孩》是一部带有导演自传性质的青春物语。在舒淇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正待起飞，城市都在改造建设中。在她记忆里，小时候从窗户看出去，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整个世界好像弥漫着一层雾气，让人没办法停下来好好休息，更不可能思考生活是什么。父母亲都在为生活奔波，一刻也停不下来，他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家人的感受。舒淇回忆：“那是一个‘新’与‘旧’正在过渡的时期，传统和现代的交界处，最传统的那个社会的影子还没有消失，还处在边缘。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家庭以及孩童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电影《女孩》海报

也许是这个原因，成长期正处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创作者，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存在一位酗酒且对女人和孩子施以暴力的父亲。例如电影《小雁与吴爱丽》，例如周杰伦的歌曲《爸，我回来了》——“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难道你手不会痛吗？”

在舒淇看来，这样的暴力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直到现在，仍然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存在着，只要一个女人没有经济来源，需要依附于男人，那么她就有很大概率遇到暴力，她的孩子就会和她一样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就像影片中的女人和小丽，听到父亲归家的摩托声，小丽马上惊恐地躲进简易衣柜，常被男人拳脚相向的母亲，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辛苦劳作，丈夫的缺席让她全权承担着照顾孩子的职责，她的无助、委屈和苦楚像瘟疫一般传递给了孩子——钱包里少了钱，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体罚小丽，忘记带午餐，她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掌掴女儿。这些情节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舒淇的真实经历。

舒淇1976年出生于台湾一个贫穷的家庭，她曾说自己没有童年，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爸爸妈妈的反应，如果他们今天心情不好，就离远一点，不然很容易挨打挨骂。她小时候常常躲进衣柜，只要听到爸爸的摩托车声，就马上躲起来，“爸爸看不到我，就不会把我抓起来打了”。影片里面小丽的躲避没有成功，仍被爸爸抓住，但舒淇笑着说自己小时候是成功了的，“那时候爸爸喝太醉，看一圈，呃，怎么没有人，也就走开了”。

有没有过恨意？一定是有的。“小时候不懂事嘛，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为什么爸妈要这样对我，我一定不是他们亲生的。”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镜头复现当年经历过的画面，却没有怨怼和责备，而是温柔、同情地凝视，尤其对妈妈。开拍不久，有一个长镜头，女人送两个孩子上学回来，洗衣、洗碗、收拾房间……当舒淇在监视器里看到女人干完所有家务，一瞬间肩膀塌下去的背影，她哭了。她“看见”了当年的妈妈，她一瞬间明白，“妈妈不是不爱你，是她太累了。她不是不想温柔，是没力气温柔”。

舒淇出生时，妈妈只有18岁。“她自己都还是一个小孩！”舒淇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年纪轻轻就承担起沉重而艰辛的母职，妈妈对此毫无经验与准备，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因为她没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更没学会如何表达爱，因为她自己也没被好好爱过。生活太重了，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的青春、梦想和笑容全部被现实消磨，只为撑起这个家。在釜山电影节的记者发布会上，舒淇哭着说，原谅妈妈了，不是因为妈妈变好了，而是她终于懂得，当一个女人成为妈妈，她的命就变了。

电影《女孩》剧照

这种“看见”构成了影片最刺痛的共鸣。小丽母亲的人生是时代女性的典型缩影：只念到中学就离开学校，白天在发廊劳作，有时还得忍受男顾客的“咸猪手”，夜晚做手工贴补家用，面对丈夫的暴力只会默默承受，将生活的重压转化为对女儿的严苛与疏离。舒淇没有将母亲塑造成扁平的“施害者”，而是通过细节勾勒出这个女性的无助与绝望。她对女儿的责罚，其实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否定——不希望女儿成长为另一个自己。

影片没有回避东亚母女关系的复杂，就像舒淇说的，“以前那个年代母女之间的感情非常奇怪，很纠结，很撕裂，明明是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刀刃相向。内心里面的温柔，表现出来却是难听的话语和伤害”。这爱里，带着怨，带着伤，带着不舍和亏欠，爱与渴望由她而生，委屈和压抑也因她而起。舒淇没有刻意放大这种既想逃离又想依赖、挣扎且痛苦的关系，只是平静地注视这份母女之间摇摇欲坠却又坚韧的感情。

写剧本时，舒淇始终站在小丽的立场写一个女孩的故事，可是等到电影拍完，后期完成，再好好回看这部片子，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关注点已经不在小丽，而是放在了母亲身上。

小丽对妈妈并没有真正地怨恨。虽然妈妈打她，惩罚她，她只是觉得疼痛，而不是恐惧。隔着一道铁门，小丽问妈妈：“妈，你和他离婚好不好？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我以为我好了，其实伤口还在”

妈妈没有和小丽一起走，因为爱，她把孩子送去了亲戚家。而舒淇是自己离家出走的，16岁那年，为了逃离家庭中的暴力，她开始了独自谋生之路。如今回看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像一条漂泊小船，哪里可以靠岸就靠岸，但好在并没有迷茫。可能因为很早就出来谋生，舒淇觉得自己一直是个活在当下的人，离家出走需要赚钱养活自己，那就马上找个咖啡厅端盘子，内耗没有用，有用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第一次当导演也是这样，她怎么都记不起来第一次坐在监视器后的导演椅上是什么感觉了，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忐忑，甚至没顾上感受什么心情。“一喊action就马上进入那个世界，喊cut后，又要马上调整各种细节。第一次坐导演椅？完全忘记这件事了。”在舒淇看来，作为演员，只要待在人物的状态里就好，但是导演不行，导演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太多事情要处理，站在一个更抽离的角度，眼睛里全是问题，“这个碗不对”“那个时钟不行”……给演员讲戏的时候需要感性，处理现场问题又需要理性，好像“一边做语文题一边又解数学题一样”，“快要精神分裂”，在不断“解题”中，第一部戏就这样拍下来了。

第一个版本剪完，长度近4个小时，舒淇给小丽的父母都建立了完整的故事线。9m88（汤毓绮）饰演的母亲在学校被霸凌，被原生家庭抛弃，不得已早早进入社会，婚后又受家暴，是一个可怜却仍勇敢面对生活的女人；邱泽饰演终日酗酒的父亲也并非单一的恶人，而是原本家境殷实却因为意外而阶层滑落，又被社会压力压垮的男人。但因为篇幅限制，只能舍弃那些故事，回归到最主要的女孩身上，影片长度也压缩到2小时。

最难处理的部分，是尾声，舒淇记得侯孝贤告诉过她，“拍电影只是揭露故事的冰山一角”。她的剧本结束在男人出车祸，但是制片人叶如芬觉得停在这里太突然了，之后妈妈怎么样？小丽过得好不好？影片需要一个更“好”的结尾。舒淇苦苦思索了两个月，眼看开拍在即，某一天，她坐在书桌前，盯着窗外摇晃的树影，灵感突然来了。

最后一幕，已经成年的小丽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守着无甚变化的家庭陈设，还有已故丈夫的灵位，独自在家。尴尬的沉默、局促和已经无法跨越的鸿沟，是传统东亚家庭里最真实的距离。可是，小丽仍然忍不住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

没有畅快的彼此倾诉，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和解，仍然是心有不甘的诘问。只是，“过得好不好”，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无法简单地回答。有观众留言说，“正是这种不和解，反而让我有被轻轻抱了一下的感觉”，因为痛苦是真的，只有痛苦被看到，才有治愈的可能，但并不代表，一定要原谅，一定要假装无事发生。

舒淇坦言，整个拍摄过程像洋葱般把自己一层层剥开，直视记忆深处的阴暗面：“我以为我好了，可再次触碰时，伤口还在。”“说不上什么放不放下，只是长大后更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会那样对待自己。”

影片的最后，小丽在眼泪中，吃下一碗母亲为她准备的猪脚面线。她的质问没有得到答案，母亲的道歉或许也永远不会到来，时过境迁，横亘多年的隔阂怎么会在三言两语之间化解，“过去了”不等于“和解了”。可是，既然人生还要向前，那么就这样接受吧，你的痛苦和我的悲伤，都没有答案，更没有谁能拯救谁，但是我们彼此“看见”，那么也许，就胜过了答案。

发于2025.11.10总第121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导演舒淇：从痛苦中长出一点勇气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