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笔 | 高洪波：记者生涯忆趣

万万没有想到11月8日居然是记者节，为什么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11月8日还是我女儿的生日，换句话说也是我当父亲的纪念日。

报社的朋友让我这个老记者说点什么，的确，关于新闻、关于记者的话题多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履历是《文艺报》记者部副主任，当年《文艺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再改为周报，周报意味着每周一份报纸，于是记者部成立了，我被调到了记者部，成为记者部的第一任负责人。记得当时《文艺报》的记者部“兵强马壮”，整整8个人。我们之前主要是做期刊，对新闻比较陌生。当时《文艺报》的领导请来了新华社赫赫有名的记者郭玲春，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新闻采访的课。郭玲春的文笔煞是了得，她笔下的许多新闻报道都成为诸多大学新闻专业学习、研讨的重要资料。

既然是报纸，必须要有头版头条。头版头条自然要由记者部的记者们不断地奉献出来。我记得《文艺报》改成报纸后的第一个头版头条是我对王蒙先生的采访，横栏标题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这个通栏标题没有经过王蒙先生的认可，我就贸然发出了，王蒙先生也默默认可了我的这篇采访。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跟我说，发表前你应该先让我看一下。

为了使《文艺报》头版的栏目更加丰富多彩，我当时提出了一个向大西北采访的选题，《文艺报》的领导批准了我的选题任务。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乘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了我的西行之旅。我先到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包明德先生，领着我采访了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先生。我采访的内容当时不太“时尚”，近些年却有了影响，是什么呢？是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乌兰牧骑。布赫先生是乌兰牧骑的创始人，我请他谈的就是“乌兰牧骑的前生后世”。布赫先生开心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回答了我一系列问题，于是《文艺报》又一个头条就这样随着我的笔端诞生了。

接着我到了宁夏银川，采访了当地的宣传部长。我记得当时银川的诗友们还把我请到了腾格里沙漠，进行了一夜的野营，那是个难忘的记忆。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夜走腾格里》，记叙了那次记者生涯中的诗意经历。在银川我完成了有关张贤亮的报道，由《文艺报》的内部刊物发表后被《光明日报》内参转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腾格里沙漠天鹅湖。图片来源：阿拉善盟文旅

离开银川，我继续西行到了甘肃兰州。在兰州，我采访了负责文教的省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听他们讲了一系列关于当时兰州文化艺术诸多新鲜的话题和现象，比如舞剧《丝路花雨》的诞生，还有当时兰州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很多激烈的争论，这也引发了我的兴趣。

离开兰州，继续西行，我抵达了青海西宁。为什么要到西宁呢？因为西宁有一位作家从北京来到青海当了文化厅长，他是谁呢？就是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孟伟哉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第一本儿童诗集《吃石头的鳄鱼》序的作者。伟哉先生认真地接待了我，同时把我引荐到当时的省长黄静波先生那里进行采访。黄静波先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的思想很新锐、改革很大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属于“网红省长”。黄静波很开心地接待了我，跟我谈了一系列关于大西北文化体制改革以及青海省彩陶文化发展的设想。那个时候彩陶文化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瞩目的文化现象了。

在青海的时候我见到了一批作家，出席了若干座谈会，同时由于我的老同学王泽群的推荐，我跟随他的弟弟王沛东和中央电视台《唐蕃古道》摄制组走到了青海湖，参观了鸟岛。途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比如小黄鸭的妈妈伪装受伤，引诱我们离开它的孩子们。在那次采访中我写下了一批散文，比如《鸟岛纪行》《小黄鸭们》等。青海的壮丽，青海湖的辽阔，以及当时青海湖布哈河的湟鱼们活泼、泼辣、无所畏惧的身影，也让我产生极大的向往和迷恋。

从大西北归来，从西安回北京的卧铺车厢里，下铺对面坐着一个同样和我来自北京的客人，他告诉我自己是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从大西北进行调研回来，要拿出关于大西北生态改造的报告。这个旅伴说起当时有些贫困地区农家的穷困状态惊心动魄、感慨万千，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也让我觉得一个记者眼界固然开阔，但与这些为高层制定政策的智囊们相比，差得太远了。这就是我记者生涯有趣的一幕，贡献给年轻的记者朋友们。

希望大家记住记者节，记住记者这一无上光荣的职业。因为一张记者证上面承载的是人民的信任，是舆论的监督，也是时代赋予我们无法推卸的崇高责任。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作者：高洪波

文字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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