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被彭总撤职的5位师级将领，最后都授予什么军衔？

1950年10月，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就这么打响了。

这场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仗，咱们志愿军拿着简陋装备跟最强的美军硬刚，确实打出了国威。

但战场不是只论输赢的地方，彭老总治军那叫一个严，5位师级将领因为指挥失误或者贻误战机被当场撤职，当时都跟“败仗”绑在了一起。

可到了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这5个人居然都拿到了大校或上校军衔，还有一个后来升了少将。

你说这事是不是挺让人好奇？他们到底是谁？

当年到底出了啥错？授衔又算不算组织没彻底否定他们？

战场上面临的“生死考”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每个指挥员肩上的担子都重得很，一步错可能就是上千人的伤亡。

这5位将领里，郑其贵和他的180师大概是最让人揪心的。

郑其贵是安徽金寨人，16岁就参加红军，长征、打日寇、渡江战役都没落下，妥妥的老革命。

此前第五次战役后期，他带的180师在汉江南岸被美军机械化部队围住了。

本来战场形势就紧张，偏偏电台还被炸了，跟上级彻底失去联系。

他没能及时组织突围，部队被分割开，最后牺牲加被俘的有6000多人，这是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失利的情况。

彭老总听说后气得拍了桌子，直接把他撤职审查，还降成了团级干部。

换成谁处在那个境地都难，但战场不看“难”，只看结果，这个处分在当时真不算轻。

跟郑其贵比，许诚的情况多了点“可惜”。

他是江西宁都人，长征时还给彭老总当过警卫员，按说彭总对他挺信任的。

后来他凭着战功当上了63军189师师长，结果在强渡临津江的时候掉了链子。

当时189师负责右翼突击，他因为担心部队伤亡太大，在关键时刻犹豫了，没按预定时间渡江。

就因为这个迟疑，63军右翼露出了空档，后续部队遭到美军航空兵轰炸，伤亡惨重。

彭老总当场就放了话：“拿不下阵地就撤职”，许诚当天就被免了职，由政委代理师长。

你说这信任归信任，到了战场上，纪律就是纪律，一点不含糊。

还有42军124师的政委季铁中，这人抗战时在冀东就很有名，打仗猛还有文化。

之前第二次战役东线，124师要在大同江阻击美军，卡住人家南逃的通道。

师长苏克之主张马上抢占江北高地，季铁中却非要等125师过来再动手，俩人吵了十多个小时，时间就这么耽误了。

美军陆战1师趁机渡江，还借着航空兵掩护跑了。

彭老总知道后，给了他“迟疑不决、贻误战机”的评价，直接撤职调到东北军区文化干校当校长，说白了就是去后方了。

本来想他能在前线立大功，没成想因为战术分歧误了大事，挺让人惋惜的。

27军88师的师长吴大林和政委龚杰，他俩的问题出在长津湖。

长津湖那地方多冷不用多说，志愿军战士冻得连枪都握不住。

当时他俩奉命穿插到黄草岭切断美军退路，结果因为大雪封山加上敌机轰炸，先后三次推迟出发，最后没按时赶到阻击位置。

美军就这么从缺口跑了，战后88师被点名批评，番号都给撤了，俩人也因为“怯战”的罪名一起被撤职。

后来吴大林晚年总跟家人说“不是怯战，是部队冻伤过半，实在走不动了”，长津湖的自然条件确实超出常人想象，但战场不接受“走不动”的理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955年的军衔答案

说了这么多他们当年被撤职的事，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都犯了错被撤了职，1955年授衔的时候怎么还能拿到校官甚至将官军衔呢？这就得说说当年授衔的规矩了。

其实1955年授衔不是只看某一件事，而是有明确标准的，比如现在的职务、政治表现、业务能力，还有整个革命生涯的贡献，这些都得算进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里写得很清楚，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把之前的功劳全抹了。

这5位将领里，许诚1930年就参加红军，郑其贵16岁就跟着队伍走，他们打鬼子、打内战的时候都立过功，这些总不能不算吧？

而且彭老总虽然治军严，但组织评价人向来客观。

许诚被撤职后调回国内当华北军区军训处副处长，算是降职用了，但1955年还是给了大校军衔，1964年又因为之前的战功升了少将。

季铁中被调到后方后，1952年主动要求去搞东北工程兵建设，1955年也拿了大校军衔。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挺难得的，既守住了战场纪律的底线，又没否定他们过往的贡献。

可能有人觉得，犯错了就该一撸到底，但战场情况太复杂了。

比如郑其贵的180师，后来也有人说当时兵团指挥也有问题，不能全怪他一个人。

1955年他虽然只拿到上校军衔，但1963年也升了大校，组织还是认可他的革命资历。

如此看来，当年的授衔还真不是随便给的，既讲纪律又讲人情，这点挺让人佩服的。

撤职之后的人生

其实看完这5位将领被撤职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他们没一个因为一次挫折就消沉下去，反而在不同岗位上继续做事，这点挺让人感动的。

季铁中是我觉得转变最大的一个，他1955年拿到大校军衔后，没在军队待着，转身去了石油系统。

后来参与大庆石油会战，还当了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听说他在大庆的时候，看到工人挨饿，专门去部队给大家筹措了10万斤黄豆。

本来以为他离开战场就没啥作为了，后来发现不管在哪个领域，他都能扎下根做事。

直到1985年病逝，他还留下遗言，说最愧疚的是大同江那十小时。

你看，他从没忘了当年的失误，但也没被失误困住，反而用后来的工作弥补，这才是真的军人担当。

郑其贵的晚年就安静多了，他升到大校后，没再担任啥重要职务，晚年总喜欢一个人去烈士陵园。

有人说他经常对着无名墓碑喃喃自语，说“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1990年他在合肥病逝，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去见牺牲的战友了”。

180师的阴影可能跟着他一辈子，但他没逃避，而是用这种方式表达愧疚，这份真诚挺让人尊敬的。

许诚后来的路走得比较顺，升了少将后还当了天津警备区政委，享受副军级待遇。

他在回忆录里写“我辜负了彭总的信任，更辜负了那些倒在江边的战士”，从没回避当年的错误。

而吴大林和龚杰，虽然都拿了大校军衔，但吴大林至死都在为“怯战”的罪名辩解，龚杰则因为政治上可靠，1976年还成了毛主席的守灵人员。

俩人的心态不太一样，但都没脱离自己的本分。

说到底，这5位将领的故事告诉我们，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没有“完美将军”，但有“尽责的军人”。

他们当年犯了错，接受了处分，后来又用不同的方式继续为国家做事。

1955年的军衔，既是对他们过往功劳的认可，也是对他们后续表现的肯定。

现在回头看，不管是被撤职的经历，还是后来的军衔，都只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是，他们从没忘记自己是个军人，从没忘记为国家做事的初心。

最后想说一句，咱们记住抗美援朝，不能只记住那些打了胜仗的英雄，也该记住这些曾犯过错但依然坚守的人。

他们跟胜利者一样，都用自己的方式为新中国奠基，都值得我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