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鳄鱼》获文华表演奖：让戏剧“拥有”社会现场｜新京报娱论

由莫言编剧、央华戏剧打造的话剧《鳄鱼》，在第十八届中国文华奖评选中，首次挑战话剧舞台的赵文瑄凭借单无惮角色获得表演奖。作为中国舞台艺术领域最高荣誉的文华奖，这个奖项不仅肯定了演员个人的卓越专业素质，也标志着《鳄鱼》作为一部原创剧作，在当代中国戏剧版图中实现了突破。它不仅让文学回到舞台，也让戏剧重新焕发“创作活力”，并最终落脚于演员表演与剧作精神的共振。

文学与戏剧的互相成全

《鳄鱼》以一个“生日礼物”——一条不断成长的鳄鱼——作为寓意线索，将人性的欲望、权力的诱惑与社会结构的反噬交织成一幅宏大的精神寓言。在艺术形式上，《鳄鱼》完成了“文学叙事”到“戏剧行动”的高难转译。莫言惯有的魔幻现实主义语言，在舞台上被浓缩成极具节奏与爆发力的对白。导演王可然和央华戏剧团队以视觉设计与节奏控制的方式，将宏大的文本变为可呼吸的舞台空间，使“文学性”不再成为负担，而成为戏剧的精神骨架。它不是一部改编剧，而是一部重新定义“当代文学剧场”的作品——既延续了中国戏剧传统的伦理底色，又以现代结构和心理逻辑开拓出新的叙事疆域。

在艺术形式上，《鳄鱼》完成了“文学叙事”到“戏剧行动”的高难转译。

自2024年5月首演以来，《鳄鱼》完成了全国二十余个城市的巡演。它不仅成为戏剧圈的一次重要创作事件，更以“社会话题”的强度引发观众讨论。观众不再只是看戏，而是参与一场关于“人性与机制”的集体反思。剧中“鳄鱼”的生长寓言，不仅对应个人欲望的膨胀，更隐喻现代社会中权力与资本的失衡结构。鳄鱼越喂越大，最终吞噬饲主——这是寓言，也是现实。《鳄鱼》的社会影响力在于，它让戏剧重新成为公共精神的载体。它不是简单的“反腐剧”或“寓言剧”，而是一场关于人如何被结构裹挟，又如何在欲望中溺亡的当代寓言。让戏剧“拥有”社会现场，成为讨论“现实”的语言——这正是中国戏剧复兴的关键。

结构、节奏与行动的再造

《鳄鱼》的另一大突破，在于其戏剧技法的革新。“长时叙事”要求极高的结构控制与节奏管理。主创团队以紧凑的时间推进与情绪递进保持全程张力，使观众在“不断逼近的崩溃”中持续情感悬置。在剧作对于语言密度与舞台语法的融合中，莫言的语言带有文学的重量，而导演以“鱼缸”“空间限制”“鳄鱼阴影”等物化隐喻完成舞台转译，形成一种视觉与叙事双轨的舞台语法。象征、写实与幻象并行，使舞台成为意识流动的场域。这一切使《鳄鱼》成为中国戏剧在技法与美学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是形式炫技，而是通过结构、语言、节奏的精密控制，重新证明戏剧仍能在工业化语境下保持诗性与冲击力。

《鳄鱼》最深刻的，是它的思想觉悟，单无惮并非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在权力与恐惧中不断漂浮的人。剧作通过他内心的层层剥离，让观众看到欲望的生成机制——一种被纵容、被扩张、被自我合理化的悲剧进程。《鳄鱼》不是要告诉谁对谁错，而是要提醒人类小心那条在心中长大的鳄鱼。这份警觉，是文学的，也是文明的，它让《鳄鱼》从社会写实升华为思想剧作，成为当代中国戏剧精神复苏的象征。

当表演成为剧作的回声

赵文瑄凭借“单无惮”一角获得中国文华奖表演奖，以一种近乎“文学朗诵者”与“忏悔者”合一的方式，完成了舞台表演的再定义。他在结尾独白中实现了角色的“彻底坍塌”：从自信、辩解，到颤抖、崩解，再到绝望的平静，每一层的情绪表现都精准而克制，让观众感受到“人性溃败的悲哀”。

赵文瑄以一种近乎“文学朗诵者”与“忏悔者”合一的方式，完成了舞台表演的再定义。

赵文瑄的这次获奖是个人成就，更是剧作整体突破的回声。《鳄鱼》的成功，是中国原创话剧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活力复苏”，也折射出中国舞台艺术评价体系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未来。它证明，当文学与戏剧重新携手、当思想与技术相互支撑，当演员以真诚与极限投入回应剧作的深度——中国戏剧可以再次拥有穿透时代的力量。而《鳄鱼》，正是那条从深水中浮出的、重新唤醒剧场灵魂的巨兽。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