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孙师傅，车上没你家孩子名字，上不了。”
校车司机当着全村人的面，把我八岁的儿子推了下来。
我没去闹，默默地拿出所有积蓄，买了辆面包车。
后来，一场大雪封了路，校车停运。
全村人都来求我，我摇下车窗，平静地竖起一根手指。
“坐我的车？可以，一个座位，一百块。”
他们都骂我疯了，可没人知道，这只是我反击的开始。
01
我叫孙海涛，今年三十八岁，是我们卧牛村一个地地道道的，靠着几亩薄田和一身力气吃饭的农民。
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嘴也笨，不会说那些场面上的漂亮话。
为人老实，甚至可以说，有些木讷，不善言辞。
但我心里，有自己的一杆秤，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卧牛村，坐落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像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村子离镇上的中心小学，有十几公里的，蜿蜒崎岖的山路。
我们村里的孩子们，每天为了上学，都要天不亮就起床。
成群结队地，打着手电筒，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
夏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路上结冰，孩子们的小脸总是被冻得通红。
所以，当镇里终于批下来，决定给我们卧牛村，也专门通一辆校车的时候。
全村人，都沸腾了，比过年还要高兴。
那辆漆着明黄色，画着卡通图案的，看起来崭新又安全的大鼻子校车，成了我们村所有孩子和家长们的希望。
为了庆祝这件“天大的喜事”，村长王大柱，甚至自掏腰包，在村委会的大院里，摆了好几桌丰盛的酒席。
全村人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之中，除了我，我们一家人。
因为我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知道，这辆能给全村带来便利的校车，很可能，没有我儿子孙亮的座位。
开学第一天，我还是怀着那么一丝微弱的侥C幸。
我起了个大早，给我八岁的儿子孙亮，换上了他最喜欢的新衣服。
然后，我带着他，和村里其他兴高采烈的孩子们一起，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等校车。
崭新的黄色校车，在一片欢呼声中，准时地停在了村口。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快乐的小麻雀，排着整齐的队伍，准备上车。
校车的司机，是村长王大柱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我向来都不喜欢的，二十多岁的，总是斜着眼睛看人，满脸都写着“不好惹”的年轻人。
他从车上跳下来，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名单，像个钦差大臣一样，开始一个一个地，高声地核对着名字。
当轮到我那个满脸都写着期待和兴奋的儿子孙亮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故意抬起眼皮，轻蔑地瞥了我们父子俩一眼。
然后，用一种非常不耐烦的，甚至带着一丝明显侮辱性的语气，大声说：
“下一个，王小虎！孙亮的名字没在名单上，上不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兴奋又安静的清晨，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八岁的儿子，孙亮，那张原本充满了阳光和期待的小脸，瞬间就垮了下来。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立刻就噙满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我感觉我的脸，在一瞬间，像被一盆滚烫的开水从头浇下，烧得火辣辣的，无地自容。
我强压着心头那即将要爆发的，滔天的怒火。
我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包好烟，抽出一根，陪着笑脸，递了过去。
“师傅，您辛苦。是不是…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家亮亮的名字，早就报上去了啊，村长亲自登记的。”
“麻烦您再仔仔细细地看看，是不是不小心给漏掉了？”
那个年轻人，连看都懒得再看那份名单一眼。
他一把推开我递过去的烟，非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听不懂人话吗？”
“这名单是镇上教育办直接定下来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有本事，你去找镇里去！”
“别在这儿耽误大家上车的时间！后面的孩子还等着上学呢！”
说完，他就像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粗暴地，把我们父子俩，从排队的队伍里，推到了一边。
孙亮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当着全村所有孩子的面，在他所有的小伙伴面前，嚎啕大哭起来。
我站在那里，在村民们那些或同情，或怜悯，或幸灾乐祸，或事不关己的，复杂的目光中。
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当众扒光了衣服，任人围观的小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羞辱和愤怒。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村那个一手遮天的“土皇帝”，村长王大柱，在背后搞的鬼。
02
这件事的根源，要追溯到几年前的那次，我们卧牛村的村长换届选举。
当时，在任多年的老村长因为身体原因，主动退了下来。
王大柱，作为村里唯一的，也是最有势力的候选人，几乎所有人都慑于他的权势，不情不愿地，把票投给了他。
只有我，我这个在村里人眼中，不识时务的“犟驴”，那个死脑筋的傻子。
在选举结束后，公布唱票结果的时候，我当着所有村民和乡里派来的监督员的面，站了起来。
我实名地，质疑他，在担任村会计的那几年里。
村里那笔由上面拨款，用来修缮村里那条唯一出山公路的专项资金，其中有好几万的账目，对不上。
我要求他，向全村人，清清楚楚地公布那笔款项的，每一笔花销的详细明细。
那件事，让他当着乡里领导的面，下不来台，颜面尽失。
虽然，因为他背后的关系，那件事最终还是被强行压了下去，不了了之。
但从那天起，他王大柱就彻底地把我当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些年，他明里暗里，给我家使了无数的绊子，穿了无数的小鞋。
前年，村里评选低保户，我们家明明是全村最困难的几户之一，却连个候选资格都没有。
去年，镇里给村里统一发放改良的农用物资和种子，他总是最后一个才通知我。
等我急急忙忙地赶到村委会的时候，那些好东西，早就被和他关系好的人，领得一干二净了。
甚至连我家的那块位置最好的自留地，都被他以“响应国家号召，统一规划村容村貌”为名，强行划走，给了他自己的小舅子盖了新房。
而这一次，他更是把这卑劣的，公报私仇的手段，用到了我那只有八岁的，无辜的儿子身上。
我带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要喘不过气来的儿子，回到了家。
妻子看到我们父子俩这个狼狈的样子，再看看窗外那辆已经远去的，黄色的校车。
她立刻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眼圈，也一下子就红了。
当天下午，我就揣着一包我平时都舍不得抽的好烟，去了村长王大柱家那栋全村最气派的两层小洋楼。
我不是想跟他吵架，我不是想跟他理论。
我知道，跟这种人，是永远也讲不通道理的。
我只是想，作为一个父亲，为了我的儿子，去低一次头，求一次情。
我低声下气地，把那包烟，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
想跟他，求个情，让他高抬贵手，放我儿子一马。
可他，连正眼都没有看我一下。
他只是舒舒服服地，靠在他那张据说价值不菲的太师椅上，悠闲地，喝着他那顶级的龙井茶。
用一种官腔十足的，阴阳怪气的，充满了嘲讽的语气对我说：
“海涛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这个校车的名单，是镇上教育办公室直接定下来的。”
“座位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这个小小的村长，也说不上话啊。”
“再说了，谁让你家亮亮，学习不好呢？要是他回回都能考个全班第一，镇里还能不让他坐？”
他的话，每一句，都虚伪到了极点。
也恶毒到了极点，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一下一下地，来回地，割着我那颗正在滴血的心。
我忍着那几乎要喷涌而出的怒火，又去给镇上的教育办，打了一整天的电话。
电话打了无数次，终于有一个人肯接了。
接电话的人，态度倒是很客气，但说的话，却和王大柱如出一辙，充满了官僚的腔调。
他们只是让我留下联系方式，说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会派人下来“调查情况”。
然后，就让我回去等消息。
再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任何的下文，石沉大海。
我知道，这条路，也被王大柱那个在乡里当领导的亲戚，给彻底地堵死了。
妻子看着愁眉不展的我，劝我说，要不算了，干脆去给王大柱送点实在的礼，说几句好话，服个软。
她说：“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你跟他硬扛，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还是咱们的儿子啊。”
我沉默了，我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我心里那个坎，那个关于对错和尊严的坎，无论如何也过不去。
我没错，我只是说了实话，我凭什么要向他这种卑鄙的小人低头？
就因为他手里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权力，就可以这么无法无天，这么颠倒黑白吗？
03
可那天晚上，我那一直都很乖巧，很懂事的儿子孙亮。
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我发了火。
他把他那崭新的书包，狠狠地摔在了冰冷的地上。
他哭着，对我，对他这个没用的父亲，大声地喊道：
“爸！我不想去上学了！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我蹲下身，抱着他，问他为什么，在学校里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
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同学，现在都在嘲笑他。
他们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坐不上新校车的人”，说他家太穷了，连坐车的几十块钱都交不起。
他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难听的外号，叫“孙瘸子”。
因为我每天只能用那辆破旧的，时不时就会掉链子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他去上学。
那十几公里的，崎岖不平的山路，我们每天都要骑一个多小时。
风里来，雨里去，每次到了学校，我们父子俩的身上，都像是从泥水里刚刚捞出来一样，狼狈不堪。
儿子的眼泪，和他那双充满了委屈、羞辱和倔强的，通红的眼睛。
像一根烧红了的，带着倒刺的铁钎。
狠狠地，彻底地刺痛了我这个做父亲的，最柔软，也最脆弱的心。
那一刻，我所有的犹豫，所有的退让，所有的瞻前顾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看着儿子那张哭花了的，满是泪痕的小脸。
我在心里，暗暗地，发了一个我这辈子最重，也最坚定的誓。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做出了一个让我的妻子，甚至让全村所有的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
他王大柱不是有权吗？他不是不让我儿子坐那辆破校车吗？
好！
那我就自己买一辆车！
我天天自己开车，接送我儿子上学！
我的这个决定，在我的妻子看来，是彻底的，不可理喻的疯狂。
她哭着对我说：“孙海涛！你疯了吗？我们家哪有钱买车！”
这个决定，意味着，我们要拿出家里所有的，辛辛苦苦，一分一毫攒下来的，本是准备给儿子将来上大学用的全部积蓄。
甚至，还远远不够。
我还必须去信用社，背上好几万的，利息不低的贷款。
可我看着因为激动而浑身颤抖的妻子，又看了看旁边那间屋子里，还在睡梦中，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儿子。
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容置喙的，坚定的语气，对她说：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已经决定了。”
“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大不了，我再去外面工地上，卖几年力气。”
“可我儿子的尊严，要是现在就没了，那就一辈子，都再也找不回来了。”
一个星期后，我从县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开回了一辆银白色的，车况还算不错的，半旧的五菱面包车。
这辆车不贵，只花了我四万多块钱。
但它，也彻底地，花光了我家里所有的积蓄，并且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可当我把这辆车，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一样，开回村里。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孙亮，眼睛里，那重新燃起的，无比明亮的光芒时。
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值了。
从此以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在我们卧牛村那条唯一通往镇上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上。
就会出现一道奇怪的，又带着那么一丝悲壮的，独特的风景线。
那辆崭新的，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充满了孩子们打闹和欢声笑语的，黄色的，威风凛凛的大鼻子校车。
总会和一辆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乘客的，破旧的银白色面包车，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沉默地，擦肩而过。
这辆小小的，不起眼的面包车，成了我，孙海涛，与我们村的“土皇帝”王大柱之间，一场无声的，也是倔强的战争。
他觉得，我是在公然地，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挑战他作为村长的，至高无上的，不容侵犯的权威。
他没少在背地里，在村里那个聚集了所有长舌妇的小卖部。
或者在那些总是围着他转的，酒桌上的马屁精面前，说我的风凉话。
“你们看看那个孙海涛，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打肿了脸充胖子。”
“就为了跟他老子我赌一口气，把家底都掏空了，还背了一屁股的债。我看他那辆破车，能开到什么时候！”
04
那个开校车的，他的远房亲戚，也经常会在村口那段最窄的路上。
故意地，别我的车，或者在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用一种极其刺耳的方式，长长地，挑衅地按着喇叭。
对于这一切的挑衅和风言风语，我从不理会，也从不反击。
我只是默默地，准时地，开着我那辆虽然破旧但却很干净的车。
接送着我那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至高无上的乘客——我的儿子，孙亮。
渐渐地，孙亮的脸上，又重新有了那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灿烂笑容。
虽然他的这辆“专属座驾”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乘客，显得有些冷清。
但这辆只为他一个人服务的，独一无二的面包车。
让他在那些曾经肆无忌惮地嘲笑过他的同学面前，重新地，骄傲地，抬起了头。
他甚至会有些骄傲地，对他的同桌说：“我才不稀罕坐那辆破校车呢，我爸爸每天都开专车接送我，比你们所有人都舒服多了。”
而村里，也开始有一些，同样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受到过村长王大柱排挤和打压的村民。
或者是一些家离村口比较远，每天也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坐上校车的村民。
开始在私下里，偷偷地，找到我。
他们有的提着一篮子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蔬菜。
有的拎着几只自己家养的，咯咯叫的老母鸡，想让我“顺路”，捎带一下他们的孩子。
并且，他们都表示，愿意每个月，多多少少地，付给我一些油钱。
但对于所有这些充满了善意的请求，我都一一地，坚定地拒绝了。
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嫂子，三大爷。我买这车，不是为了挣钱的。”
“它现在，只为我儿子一个人开。”
我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得罪一些本可以成为我“盟友”的邻居。
但我心里那口气，那股被无端欺压和集体孤立后所产生的，巨大的怨气。
让我无法做到那么大度，那么“以德报怨”。
凭什么，你们当初在我儿子被当众羞辱，在我们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现在，却又想来心安理得地，占我这份用血汗钱和一身债务换来的便宜？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在校车和面包车的交错行驶中，平静地过去。
秋去冬来。
一场我们这里几十年都未曾遇到过的，巨大的特大暴雪，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就降临了。
整个世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片苍茫的，望不到尽头的白色。
通往镇上的那条唯一的，本就崎岖的山路，被厚厚的大雪彻底封死。
有些地势低洼的路段，积雪甚至有半米多深，连人都很难通过。
第二天一早，村里那只已经很久没响过的大喇叭，又刺耳地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了村长王大柱那充满了官腔的声音。
他郑重地，向全村的村民，通知了一件事。
接到镇里校车公司的紧急通知，因为天气情况极其恶劣，道路已经完全中断，并且出现了严重的结冰现象。
为了所有孩子的绝对安全起见，校车，从即日起，全面停运。
至于具体的复课时间，要等道路抢通之后，再另行通知。
这个消息，让所有家里有即将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孩子的家长，都犯了愁。
这要是停课一个星期，对孩子们的成绩，肯定会有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影响。
所有人都以为，我，孙海涛，在这样恶劣的，连专业校车都望而却步的天气面前，也一定会选择放弃。
毕竟，我那辆破旧的，只有两个轮子驱动的二手面包车，又能怎么样呢。
没想到，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村里那些早起扫雪的人，就看到了让他们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一幕。
我，孙海涛，正拿着一把沉重的大铁锹和一把竹扫帚。
一个人，在刺骨的，如同刀子般凌厉的寒风中。
默默地，一铲一铲地，清理着我那辆几乎快要被大雪完全掩埋的，银白色面包车周围，那厚厚的积雪。
然后，我又从屋里，拿出两条我早就准备好的，又粗又重的防滑铁链。
在冰天雪地里，我趴在地上，冻得满手通红，吃力地，一圈一圈地，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了我那两个驱动轮上。
我决定，就算路被大雪封死了，我也要自己，用我手里的这把铁锹，开出一条路来。
我必须要把我的儿子，准时地，安全地，送到学校去。
不能耽误了他期末前的最后冲刺，更不能耽误了他那重要的，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的期末考试。
我发动了那辆半旧的面包车，发动机在严寒中，发出了一阵如同老牛般痛苦的嘶吼。
但最终，它还是顽强地，成功地运转了起来。
我在那片白茫茫的，几乎看不清道路的雪地里，艰难地，缓缓地起步。
05
我的这个在所有人看来，都如同疯子一般，充满了偏执的举动。
立刻就引来了村里所有人的围观。
那些早起的，无所事事的村民们，都披着厚厚的，笨重的棉袄。
站在各自家的门口，或者路边，对着我那辆像个甲壳虫一样，在雪地里缓慢移动的车，指指点点。
村长王大柱，也披着一件看起来就很气派的，崭新的军大衣。
他的手里，还端着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巨大的搪瓷缸子。
他站在他家那栋全村最气派的，两层小洋楼的门口，抱着手臂，脸上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看好戏的冷笑。
他对着身边那几个总是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的马屁精，吐了口唾沫，大声地，毫不避讳地说：
“哼，真是不自量力！我看他孙海涛今天能开出这个村口不！”
通往镇上的那条山路，比我想象中，还要难走一百倍，一千倍。
有好几处背阴的路段，都因为积雪太厚，车轮陷在里面，疯狂地打滑，根本无法通行。
我就熄了火，跳下车，拿出放在车后座上的那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工兵铲。
迎着那刺骨的，能把人骨头都吹透的寒风。
一铲一铲地，用力地，把那些坚硬的积雪，往前挖，往前推。
我硬是靠着我一个人，一身的力气。
在那片白茫茫的，看不到一丝希望的雪地里。
为我的车，为我那坐在车里，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敬佩的儿子。
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可以勉强通行的，只属于我们父子俩的道路。
就在我累得满头大汗，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汗水彻底浸透。
终于，快要开到村口那段最陡峭的，也是最危险的，被称为“鬼见愁”的坡路时。
我看到，在那个陡坡的下面，黑压压地，站着一群人。
是我那些“亲爱”的乡亲们。
是村里那些同样因为孩子上学问题，而焦急万分的家长，和他们那些穿着厚厚的棉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
他们看到我的那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像是在无边的黑暗和绝望中，看到了唯一的，可以拯救他们的救星一样。
他们挥着手，不顾脚下那深及膝盖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我的车，疯狂地跑了过来。
“海涛！海涛！好兄弟！行行好！看在咱们一个村的份上，把我们家孩子也捎上吧！”
一个平日里和我关系还算不错的，本家的一个堂哥，跑在最前面。
他扒着我那冰冷的车窗，气喘吁吁地，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
“这该死的大雪，还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可千万不能耽误了娃的期末考试啊！”
“是啊海涛！我们给你油钱！双倍！不，三倍的油钱都行！”其他的家长也纷纷附和。
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平日里我从未在他们脸上见过的，真诚的，甚至是卑微的恳求。
就在这时，村长王大柱，也闻讯赶了过来。
他拨开那拥挤的人群，走到我的车前。
他沉着脸，用一种他惯用的，高高在上的，命令式的语气，对我颐指气使地说：
“孙海涛，既然你非要逞这个能，那你就做件好事，做件积德的事！”
“把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带上！这是你作为我们红旗村的村民，应尽的，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我停下车，熄了火，然后，缓缓地，摇下了满是雾气的车窗。
凛冽的，如同刀子般的寒风，瞬间就灌了进来，刮得我的脸生疼。
我看着眼前这些，曾经在我最需要帮助，在我儿子被当众羞辱的时候，对我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乡亲们”。
我又看了看那个，直到现在，还在用那可笑的“义务”这两个字，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和权力压迫的村长。
我那张被刺骨的寒风，吹得通红皲裂的，布满了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平静得像一块石头。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们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会像以前无数次一样，选择默默地，屈辱地妥协。
然后，我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被压得有些变形的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朝着窗外，吐出了一个白色的，很快就消散在了冰冷空气里的烟圈。
我伸出了一根因为寒冷而有些僵硬的，食指，对着车外所有的人。
用一种不大，但却无比清晰的，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一样，能重重地砸在每个人心上的声音，说出了一句让他们所有人都当场愣住的话：
“坐我的车，可以。”
我顿了顿，看着他们脸上那瞬间燃起的，如同看到了救世主般的，希望的火光。
我又接着，用一种更冰冷，更不容商量，也更具侮辱性的语气，补充道：
“一个人，一百块。”
06
“孙海涛！你疯了！你怎么不去抢！你这是趁火打劫！”
我的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刻就有一个家长当场就炸了，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说我没人性，说我发国难财，说我掉进了钱眼里。
王大柱更是气得脸色铁青，他上前一步，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跳着脚地吼道：
“孙海涛！我以村委会主任的名义，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所有的孩子们，都拉上车！”
“不然我…我就让你在咱们村，彻底地，永远地待不下去！”
还没等他说完，我却突然就笑了。
那笑容里，充满了压抑了多年的，无尽的嘲讽，和一种彻骨的，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的寒意。
我没有再跟他多废一句话。
我只是直接弯下腰，从副驾驶座的下面，那个我早就准备好的，有些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我隔着还没有摇上去的车窗，狠狠地，把它摔在了王大柱的脚下。
那是一本颜色暗红的，因为年代久远，边缘已经严重卷曲破损的，陈旧的荣誉证书。
王大柱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当他看清楚那本证书的封面上，那几个用烫金的，正楷字体印着的大字时。
他那张总是写满了嚣张和跋扈的脸，瞬间就变得惨白，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他整个人，如同被一道看不见的，来自地狱的闪电，狠狠地击中了一样。
他踉跄着，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退了两步，嘴唇哆嗦着，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巨大的惊恐。
他喃喃自语：“不…不可能…这…这东西，怎么会…怎么会在你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