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95岁裸模王肃中，妻子儿子双双自杀，孩子称死了都不给他收尸

2012年初春的一个午后，成都锦江边的四川师范大学校园里阳光稀薄。83岁的王肃中拄着拐杖慢慢踱步，他原本只是路过，却被画室里一排专注的素描学生吸引。美术老师随口问了一句：“想试试吗？”老人愣了几秒，轻轻应声：“可以。”一句对话，彻底改写了他余生的轨迹。

第一次站上模特台，他脱下全部衣物，只剩岁月在皮肤上雕刻的褶皱。静默十五分钟，他的心跳却异常平稳。灯光、炭笔、擦拭声交织，仿佛让他短暂忘记家里的冷清。那一年起，他成为成都高校里年纪最大的裸体模特。有人惊讶，有人不屑，他却觉得，自己总算再次“被需要”。

外界的掌声没有传到客厅。大女儿从校展墙上认出那具消瘦却熟悉的身体，立刻打电话召集兄妹。质问声不断：“我们没钱养你吗？丢不丢人！”大儿子怒到拍桌：“你要再去，死了我也不收尸。”老人低着头，没有顶嘴。他明白，传统家庭观念与艺术裸露之间的裂缝，早就不是几句话能弥合。

决定当裸模之前，他已经把人生几乎过到尽头。1997年，患抑郁症的妻子纵身河中，连一张遗书都没留下；几年后，最疼爱的小儿子酗酒成疾，自缢于出租屋。接连的白事让王肃中一夜苍老，他曾亲手缝好寿衣，默默躺进棺材试了尺寸。那段时间，他常对邻居说：“活下去，像针断在布里，拔不出也缝不了。”

如果把时间拨回1929年，故事显得更为曲折。那年冬天，他降生在遂宁市西眉镇，三岁丧父，母亲靠替人缝补衣衫撑着全家。十三岁那年，为了少让家里挨饿，他背着蒲包去成都投靠舅舅，白天打杂，深夜偷学量体裁衣。熬到十八九岁，他的剪刀下已经能裁出合体的中山装，邻里都喊他“小师傅”。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红旗服装厂招工，他凭手艺拿到正式工号，算是捧上铁饭碗。领导人来厂定制服装，他负责量体；外宾到访，他赶夜班赶工。一身本事，却忽略了家中那个包办的妻子。两人虽生了四个孩子，却像同屋两条平行线，渐行渐远。妻子长期独处，情绪一次次沉到谷底，遗憾积累，终于酿成悲剧。

1983年退休，别人想着遛鸟打太极，他却跑去民办制衣厂当厂长。忙着制定工艺流程、盯质量、跑上海学新款，生意是红火了，家里却愈发荒凉。改革开放初期，他又开了私人裁缝店，月收入在当时已是高不可攀。可成功的代价，是父亲角色的空缺——孩子们长大后，对这个“缺席者”敬而远之。

妻儿的接连离世，让王肃中对生命价值产生剧烈动摇。走进大学画室那天，他本打算消磨时间，却意外找到一种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存在感。学生们专注的眼神、老师的肯定，都让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孤独的老头，而是艺术创作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意思的是，一小时不过百元酬劳，他却从未迟到早退，“像返厂上班一样守规矩”，熟识他的美术生常这样评价。

儿女的不理解始终横亘在前。亲情裂痕能否弥补，无人知晓。邻居偶尔好奇问他后悔不？他摆摆手：“年轻时拼命挣钱，其实亏欠更大；现在拼命站着，只是想把余下的日子撑得体面一点。”这句带着四川口音的回答，说得云淡风轻，却透出几分无奈。

95岁的他仍活跃在画室。腿脚不灵时，学生扶上台；感冒时，多披一盏暖光。他说人体素描课最难的是“静”，十分钟不动，比裁衣时握剪刀更考验意志。老师笑称，他的坚持，比上课铃声还准。不可否认，有争议，也有尊重，社会评价早已多元化。遗憾的是，血脉至亲却隔绝于门外。

裁缝、厂长、老板、裸模，王肃中前后跨越了几个身份，但每一步都与“用身体做工”有关。过去双手服务布料，如今身体本身成了布料。技术的刀口变成了时间的刻痕，依旧精确，依旧真实。有人说他顽固，其实他只是选择了最能让自己喘气的方式——站在灯光下，安静地被观察，被记录。

未来如何，无人能给答案。画室的炭笔会继续落下，子女的怒火会不会熄灭也难预料。但至少，当他一步步走上那块木台，抬头、收腹、闭目，周围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此刻，老人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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