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春的一个午后,成都锦江边的四川师范大学校园里阳光稀薄。83岁的王肃中拄着拐杖慢慢踱步,他原本只是路过,却被画室里一排专注的素描学生吸引。美术老师随口问了一句:“想试试吗?”老人愣了几秒,轻轻应声:“可以。”一句对话,彻底改写了他余生的轨迹。
第一次站上模特台,他脱下全部衣物,只剩岁月在皮肤上雕刻的褶皱。静默十五分钟,他的心跳却异常平稳。灯光、炭笔、擦拭声交织,仿佛让他短暂忘记家里的冷清。那一年起,他成为成都高校里年纪最大的裸体模特。有人惊讶,有人不屑,他却觉得,自己总算再次“被需要”。
外界的掌声没有传到客厅。大女儿从校展墙上认出那具消瘦却熟悉的身体,立刻打电话召集兄妹。质问声不断:“我们没钱养你吗?丢不丢人!”大儿子怒到拍桌:“你要再去,死了我也不收尸。”老人低着头,没有顶嘴。他明白,传统家庭观念与艺术裸露之间的裂缝,早就不是几句话能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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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当裸模之前,他已经把人生几乎过到尽头。1997年,患抑郁症的妻子纵身河中,连一张遗书都没留下;几年后,最疼爱的小儿子酗酒成疾,自缢于出租屋。接连的白事让王肃中一夜苍老,他曾亲手缝好寿衣,默默躺进棺材试了尺寸。那段时间,他常对邻居说:“活下去,像针断在布里,拔不出也缝不了。”
如果把时间拨回1929年,故事显得更为曲折。那年冬天,他降生在遂宁市西眉镇,三岁丧父,母亲靠替人缝补衣衫撑着全家。十三岁那年,为了少让家里挨饿,他背着蒲包去成都投靠舅舅,白天打杂,深夜偷学量体裁衣。熬到十八九岁,他的剪刀下已经能裁出合体的中山装,邻里都喊他“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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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红旗服装厂招工,他凭手艺拿到正式工号,算是捧上铁饭碗。领导人来厂定制服装,他负责量体;外宾到访,他赶夜班赶工。一身本事,却忽略了家中那个包办的妻子。两人虽生了四个孩子,却像同屋两条平行线,渐行渐远。妻子长期独处,情绪一次次沉到谷底,遗憾积累,终于酿成悲剧。
1983年退休,别人想着遛鸟打太极,他却跑去民办制衣厂当厂长。忙着制定工艺流程、盯质量、跑上海学新款,生意是红火了,家里却愈发荒凉。改革开放初期,他又开了私人裁缝店,月收入在当时已是高不可攀。可成功的代价,是父亲角色的空缺——孩子们长大后,对这个“缺席者”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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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儿的接连离世,让王肃中对生命价值产生剧烈动摇。走进大学画室那天,他本打算消磨时间,却意外找到一种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存在感。学生们专注的眼神、老师的肯定,都让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孤独的老头,而是艺术创作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意思的是,一小时不过百元酬劳,他却从未迟到早退,“像返厂上班一样守规矩”,熟识他的美术生常这样评价。
儿女的不理解始终横亘在前。亲情裂痕能否弥补,无人知晓。邻居偶尔好奇问他后悔不?他摆摆手:“年轻时拼命挣钱,其实亏欠更大;现在拼命站着,只是想把余下的日子撑得体面一点。”这句带着四川口音的回答,说得云淡风轻,却透出几分无奈。
95岁的他仍活跃在画室。腿脚不灵时,学生扶上台;感冒时,多披一盏暖光。他说人体素描课最难的是“静”,十分钟不动,比裁衣时握剪刀更考验意志。老师笑称,他的坚持,比上课铃声还准。不可否认,有争议,也有尊重,社会评价早已多元化。遗憾的是,血脉至亲却隔绝于门外。
裁缝、厂长、老板、裸模,王肃中前后跨越了几个身份,但每一步都与“用身体做工”有关。过去双手服务布料,如今身体本身成了布料。技术的刀口变成了时间的刻痕,依旧精确,依旧真实。有人说他顽固,其实他只是选择了最能让自己喘气的方式——站在灯光下,安静地被观察,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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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无人能给答案。画室的炭笔会继续落下,子女的怒火会不会熄灭也难预料。但至少,当他一步步走上那块木台,抬头、收腹、闭目,周围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此刻,老人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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