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之子，对越反击战中，冲进敌人阵地，大声喊：向我开炮

1979年2月18日凌晨，广西那片被山雾紧紧裹住的高地格外寂静，偶尔传来的犬吠声提醒人们，这里距离越南边境不过数公里。黑暗里，12军36师106团副团长李和平伏在泥土中，额头碰着冰冷的岩石，腕表指针指向五点，他在等最后十分钟。

山坳里的越军工事被北风刮过时会发出簌簌声，那是饭勺磕碰军盅的动静。李和平琢磨了三夜，确认敌方换岗、就餐几乎同时进行，警惕性骤降。前两夜他曾潜近暗堡屏息聆听，确定暗堡呈放射状分布，若能在第一分钟封住射击孔，这场夜袭就有戏。

“走！”他低喝一声，二十多名突击队员如脱兔般扑向目标。手榴弹沿着射孔滚入，爆声此起彼伏。对面士兵端着钢盅刚想回身就被火苗吞没，仅七分钟，越军表层火力点全部哑火。紧接着，李和平让人抢过敌机枪反向压制，战士们顺势掩埋射孔，用沙袋临时垒起半人高的胸墙，动作干脆。

夜色尚未消散，敌援军已从三面涌来，密集喊杀声像闷雷沿山谷扩散。估算兵力后，李和平判断己方不足敌军五分之一。他把备用弹药堆到最薄弱的西侧，却仍挡不住持续推进的冲击。短促火拼过后，子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刺刀肉搏终于发生，尸体很快堵住了外侧通道。

再拖下去结果可想而知。李和平抬眼，看见坡下敌军排成暗色浪潮，中央位置最为拥挤。他突然生出疯狂念头：若能一轮炮火直接覆压敌群，或许能把对方气焰砸碎。他抓起步话机，向炮兵观察所报出自己所在坐标后只吐出一句：“给我开炮！”步话机另一端短暂迟疑，答复只有三个字：“坐标正确？”李和平咬牙：“正确！”

几十秒后，剧烈爆炸撕开夜幕，第一发炮弹精准落在敌军核心。火光把他整个人掀上半空，随后又摔进弹坑，耳边嗡鸣不断。第二轮、第三轮紧接着覆盖，山坡仿佛被翻了个面。等硝烟垂落，他猛地爬出弹坑，血迹与泥浆黏在面颊，嘶声吼道：“冲！”残部战士跃出暗堡，拿起还在冒烟的AK，对着惊魂未定的越军撵杀下山。

援兵赶来时，阵地上仅剩不到四十名106团将士，李和平被战友架着下山，一条裤腿几乎被血浸透。他憋着痛，看见脚下厚厚一层越军尸体，嘴角反而勾起，“一个团副换他们一个营，值。”这是他那晚留下的唯一一句玩笑。

伤情稳定后，师部追授他为36师副师长。到此时，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他是李德生将军的长子。有人私下嘀咕：“难怪刀口上不眨眼，将门基因啊。”李和平摆摆手：“我爸只教我别怕死。”

时间线往前拨十一年。1968年春，十八岁的李和平手提铺盖卷站在部队大门口。李德生简单说一句“到了连队，忘了你姓李”，便转身上车。新兵以为将军儿子肯定进机关，不想他被分去偏远山沟通信连，天天背着三十多斤线拐子翻山布线，晚上住漏雨土屋。那份锻炼让他练出惊人耐力，也磨掉“将军公子”的棱角。

再往前，李德生还只是红军小号手时，就把“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当成规矩，他的孩子也得守。三年困难时期，部队配给的细粮他全送给周围困难户，家里陕西杂粮做成糊糊，孩子一边喝一边掉泪。李和平后来回忆：“那时候以为父亲无情，其实是真想让我们记住艰苦日子。”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军部曾想把李和平调去师部作参谋。这个决定在团部传达时，他当场掀掉茶缸子，随后写请战书按血印，交上后埋头收拾背包。夜里他给妻子留字条：任务完成就回，不用等电话。副团长的资格在战场上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意味着责任堆到肩头，李和平很清楚这一点。

战后复员的越军老兵曾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晚对面炮火落在自身阵地上，我们以为自己听错坐标。后来才知道，指挥那片阵地的中国军官在炮火笼罩圈里。”这段回忆被越南军史档案收录，军方评语写着“敌军非典型战术，令我军惊愕”，字里行间透出难以掩饰的忌惮。

80年代中期，李和平已是军中的年轻师长，依旧习惯住简易营房，喜欢在夜间查铺。一次查哨时他发现哨兵躬身打瞌睡，未作声便自拿步枪顶在对方背后低语：“岗哨睡着，后果自负。”哨兵惊醒一身冷汗，转头却认出师长。第二天全团会议上，他谈的不是连队防务，而是上一仗倒在山坳里那批兄弟，“想想他们，别再犯这种错。”

李德生退出现役后，偶尔会跟朋友聊起长子。话不多，只淡淡一句：“敢把炮火招到自己头上，这小子没丢我脸。”老人晚年整理从红军时代到抗美援朝的旧照片，夹着一张越南边境的彩色冲印，那是李和平获准进京休整时送的。照片上，他笑得很轻松，可左腿包着厚厚绷带，背景纸条只有五个字：暂时不能跑。

父子二人鲜少写回忆录，也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荣誉。对他们而言，功绩最终都归零，唯独那条“把弟兄们活着带回来”的准则不容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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