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区合一：一场资源整合的现代化治理实践

重庆三区合一：一场资源整合的现代化治理实践

2025年11月6日，重庆两江新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撤销江北区、渝北区，纳入北碚区部分区域，新建两江新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绝非简单的行政版图重组，而是一场关乎城市治理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战略落地的深刻变革。当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强调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版图中塑造新优势、争创新地位"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雄心，更是中国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鲜活样本。

行政区划调整的本质是破除行政壁垒，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长期以来，江北、渝北、北碚三区虽地理相邻，却因行政分割导致产业同质化竞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三区合一后，两江新区将拥有1200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GDP总量突破1.5万亿元，常住人口超过500万。这种规模效应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通过消除行政边界带来的乘法效应——统一的规划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整合的财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的政策将形成发展合力。正如袁家军所言，这是"提升国家级平台能级和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其核心逻辑正是通过行政资源的整合释放发展潜能。

从更深层次看，重庆的这次区划调整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智慧。不同于西方联邦制下的行政区划相对固化，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其扩容升级直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这种"行政区"与"功能区"的融合发展模式，既保持了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又赋予了功能区足够的制度弹性。袁家军强调，要"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主阵地"，正是这种国家战略导向的鲜明体现。在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中，行政区划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

民生导向是这次区划调整的鲜明底色。任何行政改革如果忽视民众切身利益，终将失去生命力。重庆在此次调整中特别强调"确保民生服务高效衔接"，要求"妥善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从社保医保的跨区接续，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从公共交通的互联互通，到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这些民生细节恰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罗蔺同志提出"全力以赴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这道考题的最大分值就写在老百姓的获得感上。当500万居民不再因行政区划而享受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当企业和群众办事不再受地域限制，区划调整的民生价值才能真正彰显。

从历史维度审视，重庆的区划调整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逻辑。从深圳特区扩容到雄安新区设立，从上海浦东开发到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国通过不断的行政区划创新探索区域发展新路径。重庆两江新区的这次调整，既是对既往经验的借鉴，也是对新发展格局的适应。袁家军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实现新突破"，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空间规模上，更体现在治理理念上——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发展，从同质竞争到优势互补，从分散发力到集中突破。这种治理理念的升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区域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

面向未来，整合后的两江新区将面临更艰巨的发展任务。如何在超大规模行政区中实现精细化管理？如何在保持发展速度的同时提升发展质量？如何在扩大开放中维护经济安全？这些问题考验着重庆的治理智慧。袁家军提出"统筹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与发展服务安全治理"，实际上指明了"发展—服务—安全"三位一体的治理路径。当两江新区成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当它能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开创新局面"，重庆的这次区划调整就将从行政变革升华为发展范式的创新。

重庆三区合一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区域治理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新阶段。这种成熟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精准对接，对市场规律的充分尊重，对民生诉求的深切回应。当袁家军强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其深层含义正是要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地方治理的实际效能。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的区划调整不仅是一个地方事件，更是观察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整合后的两江新区肩负着为全国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的使命。这场改革能否如预期那样释放出"1+1+1>3"的效应，关键在于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当重庆以"干字当头、唯实争先"的精神推进这项改革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雄心，更是一个大国在区域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步伐。这场改革的价值，终将由历史来评判，但此刻已然可以确定的是，重庆正在书写中国区域治理创新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