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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基于古迪纳夫、吉野彰、威廷汉的研究,推出首款商用锂离子电池,采用石墨负极和钴酸锂正极,解决了安全性问题。锂离子电池正式进入商用时代。从这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日本企业控制甚至垄断了电池、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材料等一条产业链。在那个中国锂电池产业草莽初创的年代,材料领域的困境尤为突出。整个产业链从设备、技术到关键材料都被海外企业所掌控,中国企业只能在低端市场挣扎求生。
今天,中国锂电池占据全球70%以上的份额,这背后的变迁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却辐射至全球的产业进化。其中,负极材料领域的故事,尤为荡气回肠。
2019年,当古迪纳夫、吉野彰和威廷汉因锂离子电池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日本国家电视台采访索尼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位总监在肯定三位科学家的贡献后,出人意料地补充道:如果锂电池产业化可以授予诺贝尔奖的话,应该授予中国的BTR。
BTR,正是深圳光明的贝特瑞(920185)。
在第七届“深圳企业家日”活动现场,贝特瑞董事长贺雪琴首次分享了公司从深圳光明走向全球的历程。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只有平实的叙述,却勾勒出中国锂电池材料产业在全球的“破局”与“扎根”。
贺雪琴说:“贝特瑞是带着‘锂电池材料国产替代’的初心出发。”这家企业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突破,实现了负极材料在锂电池中的大批量产业化应用。
转折点在2006年到来。那一年,贝特瑞遭遇了供应链被“卡脖子”的困境。贺雪琴用“命脉被人捏在手里”形容当时的感受。“那种感觉,让我下定决心,必须把根扎到最上游去!”
自此,贝特瑞开启了供应链的梳理、构建与延伸之路。如今,贝特瑞已构建起从石墨矿到负极材料的天然石墨负极材料产业链,这也是全球首条全产业链。此外还有关键工艺自持、其他重要节点合作共建的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产业生态链,以及废旧电池回收循环利用的正极材料产业链。
更早之前,2007年,贺雪琴做出了另一个关乎未来的决定。
一位留日博士回国探亲到贝特瑞交流,贺雪琴向他提出了想做研究院的设想。大半年多轮沟通后,这位博士提交了一份投资超过1.5亿元的研究院建设方案——这还不包括厂房等固定资产。
当时贝特瑞年营收不到8000万元。面对这一数字,贺雪琴没有犹豫。“既然没有人做,那我们来做。”他很快启动了立项审批,推动研究院落地。“我们内部现在叫中央研究院,是想把它当做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央发动机。”
那位留日博士,就是贝特瑞现在的总经理黄友元。
在贝特瑞刚刚完成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时,贺雪琴就喊出了“要做全球第一”的目标。当时,前面还有两三家海外企业领先。
“但是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愿景和战略去拉动、逼迫自己往前冲,不顾一切地往前冲。”贺雪琴回忆道。
2010年,贝特瑞登上了全球第一的平台,并一直保持到今天。如今,贝特瑞已率先在印尼、摩洛哥布局了中国负极材料企业首个海外项目,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在新能源行业磨砺二十多年,贺雪琴坦言自己“依旧每天都充满激情”。面对行业的飞速发展,他感到必须不断深耕、持续学习。“今天此刻我最深的感受是踏遍青山人未老,光明向前根最深。”这位在锂电池材料行业深耕多年的企业家说。
他眼中的贝特瑞,“不只是面向未来,更要定义未来”。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创新的进程、精进的步伐永不停歇。
从被迫应对“卡脖子”到布局全球,从年营收8000万面对1.5亿元的投资决策到连续十五年保持全球第一,贺雪琴带领贝特瑞走过的路,恰是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从追赶到领先的缩影。在那条看似不可能的路上,他们不仅走出了自己的轨迹,更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格局。
那个关于产业化诺贝尔奖的说法,或许只是业界的一个比喻。但背后蕴含的,是中国企业对全球锂电池产业格局的真实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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