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能做到吗？教育部发文手机禁入校园，倡议家长和学生一起“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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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规范青少年用网习惯的重磅举措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措施明确提出，严格规范智能终端产品入校管理，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同时，在校园之外则积极倡导家长与学生携手开展“息屏行动”，共同破解网络过度依赖的困局。

青少年数字健康危机在全世界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校园手机使用限制到社交媒体年龄准入红线，全球多个国家已先后出台相关政策。

然而，疑问也随之而来：限制令这道“硬隔离”，真的能为孩子们构筑起安全洁净的网络空间吗？要求家长在繁忙工作之余共同参与的家庭“息屏行动”又能否真正落地生根？

上海校园：电子产品的“准入门槛”已筑起

在上海，众多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早已率先行动，对课堂上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亮出“红牌”。

大多数学校都明令禁止学生将各类智能产品带入学校。上海市宝山第二实验学校的“学生手机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学生将手机、电子手表、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校园，若在校期间遭遇特殊或紧急情况，学生可使用学校门卫室电话或教师手机与外界联系，保障应急需求。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茂小学在“学生校园手机使用规范”中特地强调科学用网理念，而且同样明确未经申批，学生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入校。确有特殊情况需带手机的，须由家长向班主任提交书面申请，并郑重承诺遵守校内使用规范。

而在一些学校，培养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更是被纳入家校联合育人的重要内容。上海市天山第二中学的“养机场”管理模式就颇具代表性。该校每个年级的教师办公室都设有专门的“养机场”。每天早自习时段，班级里的“智能媒体小管家”会统一收集同学带来的手机、智能手表等设备，集中存放在“养机场”，放学后再逐一归还。校长施雯表示，设立“养机场”的目的，就是希望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养成科学合理的智能媒介使用习惯。作为数字化转型试点学校，天山二中还为学生配备了平板电脑，教师会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规范使用这类电子产品。

注意力之争：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声博弈

其实，社交媒体使用不规范对儿童青少年社交能力、专注力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上海市进才中学东校校长郑钢在教学一线对此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他坦言，随着智能媒介全方位融入青少年生活，初中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比例日渐上升，许多孩子难以沉下心来深度思考问题，这一现象已显著影响他们认知能力的正常发展。

另一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回避线下社交，即便是同学、同龄人之间，也更习惯于通过网络传递信息、表达情绪。长此以往，这些青少年与真实世界的联结会逐渐弱化，一旦他们困在单一维度的虚拟空间里，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会大幅度增加。

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智能媒介滥用引发的青少年情绪失衡、心理问题频发、注意力涣散以及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也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去年发布了《关注欧洲、中亚和加拿大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和游戏情况》报告。研究人员对4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8万名11岁、13岁和15岁青少年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青少年“不健康”使用社交媒体的现象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呈激增态势：出现社交媒体使用问题的青少年比例从2018年的7%攀升至2022年的11%，另有12%的青少年面临游戏沉迷风险。

现实困境：家庭“息屏”为何比校园管理更难

“在学校，统一管控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并非难事，真正的挑战在于让家长和孩子在家庭场景中也能理性使用这些设备。”施雯的这番话，道出了当前青少年电子产品管理的难点与痛点。

教育部此次发布的新规中，明确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旨在从家庭层面减少网络过度依赖。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一倡议的落地面临诸多现实阻碍。

不少中小学生的作业通知通过手机软件传达，部分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作业要求家长拍摄视频打卡提交，而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各类信息传递也常常通过手机。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许女士表示，由于一年级没有笔头作业，学校常要求家长拍摄孩子在家读写背的过程，再反馈给教师，“一周下来，这样的视频作业大概有1到3次”。这意味着，让家长完全放下手机陪伴孩子，在客观上难度不小。

此外，家长自身工作与休闲的需求，也成为“息屏”的主要障碍。家长于先生坦言，如今年轻父母的工作节奏快、强度大，上班和休闲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陪伴孩子写作业或玩耍时，能短时间不看手机电脑，但如果一连几个小时不碰这些设备，又会担心遗漏重要工作消息。”

还有部分年轻家长表示，白天繁忙工作结束后，晚上回家希望刷刷手机放松身心，若强行要求“息屏”陪伴孩子，自身的压力与疲惫感也很难缓解，长期下来也难以坚持。

破局关键：从“一刀切”到供应端的科学治理

尽管在学术界，智能媒介的出现与青少年各类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尚存争议，但对于加强网络平台与产品治理，加强媒介内容供应端的管理，各方已形成高度共识。

近日，一款在学龄前儿童中流行的App，因开机画面出现不适宜未成年人的低俗广告遭到家长集中投诉，也再次凸显了供应端治理的紧迫性。教育部此次发布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将联合有关部门压实网站平台的监管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坚决杜绝向学生推送危害心理健康的信息，严厉遏制“贩卖焦虑”“诱导内卷”等违规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净化工作，全面推广“未成年人模式”，加强对动漫、短视频、微短剧、网络综艺、网络游戏及网络文学等内容的规范管理。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认为，单纯通过“硬隔离”的方式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更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互联网上那些对青少年成长不利的内容，从源头为青少年构建更安全的数字环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张治也一直在积极呼吁建立严格的算法治理体系。他认为，青少年智能媒介使用管理不应局限于使用端的规范，更要从供应端发力，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保护。在智能时代，尤其要加强AI教育产品的准入审核，推动算法公平、价值观对齐和教育推理的可解释，避免有违公平和伦理安全的产品、有违身心健康和育人规律的产品通过社交媒介影响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