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 | 教授与院士

沈卫威

教授与院士

民国学术的人与事自序

题记：这本在科学共同体内寻求人文精神的小书，即在张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展示学者的人文情怀。正如同“学衡派”成员张其昀说自己创办《思想与时代》，是为了展示“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因此，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史”或“民国史”著作，只是一本对历史事件、情景重新叙事的文史读物。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沈卫威著

《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

团结出版社2026年版

自 序

（一）

2017年的南京酷暑，比以往时间更长。7月在纽约看风景，8月回南京阅档案。躲过7月的高温，没逃出8月的火炉。所幸，第二历史档案馆阅卷大厅，遮挡了一个多月的炎炎赤日，方使我将这册延宕二十多年的小书初稿写出。随后，六秋桂子相伴，百年梧桐掩映，又在翻阅五千多卷档案时陆续补充。

我在2001年第3期《人物》杂志上曾刊发《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对此事来龙去脉有简要介绍，史料主要是依据胡适日记和秘藏书信。夏鼐日记、启功自传和傅斯年遗札等稍后出版的资料，当时尚无法看到。2007年至2008年，我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之约，参与拍摄纪念史语所80周年文献纪录片，负责史语所南京时段部分拍摄。随后十几年，又多次陪同海内外学者，包括已上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汎森等，参观南京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旧址。先后四次到台湾访问研究，有三次专门到“中央研究院”查阅胡适、傅斯年相关文献，对“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及院士选举情况，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史实考察。

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我曾于1997年、1999年到台北，与其有过“科学与人文”两次专题访谈，将他的“科学精神”，与前任胡适院长的“人文关怀”进行比较研究。在科学与人文的比较研究中，我对本文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站在人文工作者的立场，我着重关注1947年—1948年首届院士与民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关联，感受其所散发出的人文精神。

我曾为胡适、茅盾、吴宓等四位独异个体写过传记，现在书写的是一个群体。

民国首届院士，是科学史或整个学术史的话题。丰富的史料和许多有趣的人事，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而我只是透过其中，关注并彰显其人文精神，即从这个科学共同体，追寻人文资源，在个体与民族、国家共同命运的关头，凸显几个兴奋点。同时，将自己熟悉的胡适派文人群体，设定为叙事主线。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奋的节点，往往关联着喜悦和悲伤，如直面花开花落，客观叙事中，不免渲染出几缕悲情。这也正是文学的情感表达。

历史时空中的真情实感，不让我在诗与远方的文学隐喻世界停泊，我越界回到南京鸡鸣寺路1号真实的民国（特指1912年—1949年这一时段）历史现场。正是这个现场，特别是史语所这处民国学术的高地，我带中外学者、朋友、学生，参观过三十多次。

由文入史，关联人事，在历史现场重新叙事时，借助文字走出来，是我的学术路径。这本在科学共同体内寻求人文精神的小书，即在张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展示学者的人文情怀。正如同“学衡派”成员张其昀说自己创办《思想与时代》，是为了展示“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因此，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史”或“民国史”著作，只是一本对历史事件、情景重新叙事的文史读物。

（二）

2013年写作《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一文，刊《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总第25辑）。当时只依据有限的阅读，写出了大概。核心史料，是从台北“国史馆”找回的《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

2017年7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胡适档案后，我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到档案馆。记忆是不可靠的。以我从事传记写作、研究的工作经历判断，人物晚年纯粹的记忆性追忆，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抛开个体有意造假或因意识形态而失真不言，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书信、档案的真实程度，通常情形下，真实性的排名是：档案第一，书信第二，日记第三，自传（回忆录、口述史）第四。也就是说，自传的真实性最差。所以我在引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时，十分小心，需要经二重或三重证据确认后，才敢引用。而日记通常具有记事、自我疗救与文学表现三种功能：记事功能即流水账存真；自我疗救功能表现为骂人发泄私愤、自我安慰、自我解脱；文学功能带有戏剧性，“表演”给自己看是励志与解脱，“表演”给别人看时则是展示自我。为了给别人看，必然在真实性上打折，有取舍即有作伪。正因为写作日记时的“表演”性限制，其“戏剧化”处理事实的做法，就必须将本来真实的心迹遮蔽，或以隐喻的语言修辞方式呈现。所以，日记记录的时间、空间、人物，可以存真，但心迹呈现绝对不实，或只是相对真实。

使用档案、书信、日记及回忆录时，我时常提醒自己，文本是真的，或者说史料是真的，但当事人说的、记录的内容可能是假的，必须加以甄别，将“原始”记录定为绝对“真实”，恰恰上了当事人有意造假的当，即当事人说的、写的可能不是他想说的真话。

2017年9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完成《民国•院士》卷初稿后，即开始《民国•教授》卷的写作。

档案文本的真实性呈现，取决于我对其存在的感知，并通过语言的叙事功能激活历史人物的在场属性。对于历史事件，新的语境，就会有新的解释和表达。民国（特指1912年—1949年这一时段）教授的话题很大，史料丰富，故事更多。我选择三个有内在关联的话题，采铜于山，在档案馆历史现场，用第一手直接史料，重新叙事。叙事的主线是民国教授的学术操守与生存状况，包括月薪米粮、物价住房等，是学术史，更是微观的生活史。以小见大，取舍明确。因此，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只是一本对历史重新叙事的文史读物。对学术评奖的讨论，只是选择点评文科学者及著作，回避了自己不熟悉的自然科学家及获奖成果，有意不加评说，以免妄言。一些引文有适当删节，请读者诸君明鉴。

起初与出版社协商，院士、教授内容分两册，各配80张原始档案图片，后因没能得到档案馆授权，压缩了各册的内容，只好将教授院士合为一册，取名《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

是为序。

（202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