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最早被追认烈士，与他牺牲前提前将全部家人成功转移有关

最近，央视发布了一则新闻：我国官方组织解密了一批重要的档案。虽然这些档案没有标注真正的姓名，但这与1950年牺牲的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等烈士有关。

从1952年颁发的烈士证，到2013年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落成，再到如今对档案的进一步解密，每一次行动都是对英雄们最好的告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英雄中，陈宝仓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这就和他提前将家人都成功转移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宝仓是1900年生人，家里是河北遵化石门镇的，他的父亲是古玩店的一个高级雇员，家境自然也不算差。

可八国联军一打进来，店铺被抢，日子也就这样没落了。上学对陈宝仓来说，更是成了十分奢侈的事情，为了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他年年争考第一，这才得以减免学费，最终顺利毕业。

14岁那年，父母接连病故，他成了孤儿，没办法才报考免费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没想到这一去，就走上了从军路。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陈宝仓学的是工兵科，摸爬滚打两年多，成绩拔尖，还交了不少知心同学，其中就有后来的吴石。毕业后他投奔阎锡山，从排长一步步做到团长，可军阀混战让他越打越没劲：“都是中国人，打来打去图啥？”

一直到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宝仓才算是真正找到了方向。

1937年，他被调到武汉军校当教育科长，还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的防务。那时候国共合作，他常跟周总理、陈毅这些共产党人打交道，觉得这些人跟国民党军官不一样：不摆架子，做事认真，说起抗日来眼睛都发光。

1938年安徽宣城战役，日军飞机轰炸，陈宝仓被弹片掀翻，醒来时右眼已经看不见了，浑身是伤，光大小伤口就有200多处。医生让他休养半年，可听说武汉会战打响，他缠着绷带就上了前线。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见他独眼还敢冲，推荐他给张发奎当参谋长。德安战役里，他带着部队歼灭1万多日军，击毙联队长田中大佐，战士们都对他佩服不已。

养伤的那段时间，成了陈宝仓一生中少有的天伦之乐。大女儿陈佩芳每天给父亲热敷瞎眼，小女儿陈禹方缠着他讲战场故事，儿子陈君亮总问：“日本人啥时候被打跑”。

他还带着孩子们去河滩放风筝，看着风筝飞得老远，他跟妻子说：“等抗战胜利了，咱就回老家，再也不打仗了。”

可他心里清楚，这太平日子，还远着呢。

抗战胜利之后，陈宝仓被派去青岛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10月25日，汇泉路跑马场里，他穿着笔挺的中将军装，接过日军司令长野荣二递来的佩刀，那一刻，他觉得这辈子的荣耀都在这儿了。

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国民党开始搞内斗，到处抓共产党人，这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1946年，陈宝仓调任济南第四兵站总监，管着山东全境的军需物资。看着解放区缺粮少弹，他偷偷用职务之便往那边送物资，几万斤地瓜干、一批枪支弹药，都借着“运输遗失”的名义送了出去。

妻子师文通问他不怕被发现？他却笑着说：“都是中国人，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

纸终究包不住火，王耀武把他告到蒋介石那里，说他“资共”。1948年，陈宝仓被免职，赋闲在家。可他没闲着，偷偷去了香港，见到了中共香港分局的负责人。他说：“我熟悉国民党军队的底细，让我去台湾吧，能为解放台湾做点事。”

这年春天，陈宝仓加入民革，跟老友吴石接上了头。吴石当时已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两人都是保定军校出身，校友关系成了最好的掩护。

1949年，陈宝仓接到命令，带着全家赴台，公开身份是国防部中将高参，实际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

到了台北，他们住进永康街的一栋日式小楼，表面上日子过得挺滋润：陈宝仓每天去国防部上班，孩子们上学，师文通在家做饭。可陈禹方发现，父亲总关在书房看地图，夜里还会偷偷写东西，写完就夹在一本书的书页里。

有时候，他还会跟母亲大吵大闹，声音大得邻居都能听见，他说：“你就知道花钱！”，师文通哭着说要回香港，他还吼：“走了就别回来”。

直到后来，家人才明白，这场家庭闹剧，是陈宝仓精心策划的撤离计划。

1949年深秋，陈禹方放学路上看到军用卡车拉着五花大绑的人，路人说：“这些都是共产党奸细，要枪毙”。她跑回家告诉父亲，陈宝仓听完，默默放下茶杯，当晚就跟妻子说：“你带着孩子们走，越快越好。”

师文通不愿抛下丈夫，可陈宝仓实在坚持，最后，她也决定听丈夫的安排。几天后，师文通带着几个女儿以“不堪忍受丈夫脾气”为由离开台湾，陈宝仓没去送行，只是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的身影远去，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要说其中最麻烦的，那就是儿子陈君亮了，当时台湾规定适龄男丁不准离境，陈宝仓托老熟人办了张“差甲证”（出差证明），说要去香港采购物资，这才让他避开了规定。

1950年1月，陈君亮登船那天，父子俩聊了一夜，最后陈宝仓只说：“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他没去码头，就在家远远看着车开走，直到看不见影子才转身。

就在家人被送走后没几个月，陈宝仓就不幸被捕了。起因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供出了400多人的名单，吴石、朱枫等人相继暴露。特务在吴石家里搜到了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随后就根据笔迹锁定了陈宝仓。

保密局的审讯室里，刑具摆了一地，什么电击器、老虎凳、辣椒水，数不胜数，统统照呼到他身上，可不管特务们用什么手段，陈宝仓始终就只有4个字：“不供不认”。不管怎么用刑，他都只承认跟吴石是校友，交换情报是正常工作，绝口不提地下党的事情。

狱友后来回忆，每次放风，都能看见陈宝仓慢慢走过牢房，受刑后的腿走起来一瘸一拐，可腰杆挺得笔直。有一次，特务让他写悔过书，他拿起笔写了8个字：“以身许国，何惧牺牲”，气得特务把纸撕了。

1950年6月10日，死刑判决下来了。临刑前，陈宝仓向狱警要了纸笔，给老友段翔九写了绝笔：“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写完，他换上干净的中将军装，整理了一下衣领，跟着吴石、朱枫、聂曦一起被押上刑车。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时，陈宝仓50岁。他到死都没皱一下眉，像是在完成一场早就已经预料到的使命。

当时台北正值盛夏，尸体很快就腐烂了，在当时，“政治犯”的遗体根本没人敢认领。远在香港的师文通得到消息之后，急得团团转，最后只能托两位在台北的朋友冒险去找找。

接到师文通的消息之后，学生陈克敏和军需官唐辉麟立即就开始采取行动，原本他们就十分敬佩陈宝仓烈士，再加上师文通遥遥求助，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推辞。

两人在尸堆里翻了很久，凭着陈宝仓身上的旧伤和军装，终于认出了他。他们贿赂了火化工 人600台币，趁着夜色把遗体运去火化。骨灰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可怎么送到香港？陈禹方想到了自己的同学殷晓霞，这个进步女孩正要去香港考大学，一口答应帮忙。

1950年7月，殷晓霞登上了去香港的船。快到口岸时，她发现自己没有入港证，肯定会被遣返。情急之下，她扔掉所有行李，把骨灰盒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进海里，游了两公里才上岸。

师文通接到骨灰盒时，打开一看，骨灰还是湿的。她抱着盒子哭了一夜，说：“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这么快。”

1951年，国家副主席李济深出具证明，确认陈宝仓是为祖国统一牺牲的革命烈士。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北京0009号，这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烈士证，足以见得他的贡献有多重要。

1953年9月14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公祭仪式，只有不到20人参加，因为“吴石案”还没解密。能给陈宝仓颁发烈士证，也是因为组织能保证他家人的安全了。李济深主祭，宣读祭文时说：

“陈宝仓同志置生死于度外，以身殉国，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师文通站在墓碑前，摸着丈夫的名字，这次她没有哭，只是轻声说：“你放心，孩子们都好好的。”

陈宝仓牺牲之后，家人在香港定居，孩子们都遵守着父亲的嘱托，好好学习，成为有用的人。大女儿陈佩芳成了医生，小女儿陈禹方从事教育工作，儿子陈君亮在植物学领域做出了成绩。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陈宝仓与吴石、朱枫、聂曦的雕像并列矗立。每年都有人来这里献花，缅怀这些为了祖国统一牺牲的隐蔽战线英雄。

今年，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有更多观众了解到了这些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有更多群众自发前去献花致敬。

他们的故事，会一代代传送下去；他们的名字，更会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