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转自:中国经济周刊
本刊记者 王红茹
近日,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其中一项调整备受关注:报考年龄放宽到38周岁以下,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
作为中国就业风向标的“国考”,此次放宽年龄,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年龄不应成为人才发展的硬性约束。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需要“中年人”的力量?背后是人口、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深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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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还处在“黄金阶段”
“35岁门槛”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原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公务员报考者年龄为35岁以下。此后,这一标准被各大事业单位和企业广泛沿用。
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70岁。30多年过去,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到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9岁。
面对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制度设计也应适应这一新常态。打破35岁的年龄限制,正是我们正视并接纳一个更加多元的年龄结构的开始,也是人口发展规律对公共政策提出的必然要求。
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推迟,相应地,将考编年龄上限放宽,也显得顺理成章。而对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进一步放宽至43岁,更体现出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重视与包容,合情合理。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对人才资源配置提出了全新要求。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经验积累、专业技能和跨界能力成为比单纯年龄优势更为珍贵的资源。
随着知识经济和服务业的崛起,许多岗位更需要能解决复杂问题、具备行业积累和良好沟通能力的人才。35岁以上的从业者,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行业洞察和人脉资源,恰恰能在这些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在当前的中国职场,35岁正处在“黄金阶段”。将报考年龄放宽到38岁乃至43岁,意味着公共部门向那些在市场、科研、社会组织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成熟人才打开了大门。
一位在科技企业工作了10多年的工程师,可能为科技政策的制定带来一线的实践视角;一位长期扎根社区的社工,可能为基层治理创新贡献真实有效的经验;一位在高校深耕研究的学者,则可能为宏观决策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这有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打破内部可能存在的“同质化”倾向,为提升公共治理的效能和精准度注入新的活力。
从更宏观的经济层面看,这一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打破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市场的流动壁垒,从而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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