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国后突然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前列腺癌住院,主治医生: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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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主刀的,是咱们科从国外引进的顶尖人才,周主任。”

管床医生一脸崇拜地向我介绍。

我躺在病床上,麻木地想,再厉害的医生,也治不好我这颗千疮百孔的心。

直到那个戴着口罩的身影走到我面前,缓缓摘下口罩,用一种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叫了一声:

“爸。”

我整个人,在那一瞬间,如遭雷击。

01

我叫周建国,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

在单位里,我以严谨和固执著称。

每一个零件的尺寸,每一个流程的顺序,都必须分毫不差。

我习惯了规划,习惯了掌控一切。

我以为,这种习惯,是对生活最好的负责。

我把这种负责,用到了我唯一的女儿,周晓月身上。

晓月的妈妈走得早,是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

她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也是我人生下半场唯一的指望。

所以,我必须为她规划好一条最稳妥、最光明的路。

那天是个周末,阳光很好,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地板上。

晓月快要出国了,我正在为她收拾行李箱。

“这件毛衣得带上,国外的冬天冷。”

我一边叠着一件厚实的羊毛衫,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爸,我查过了,那边是海洋性气候,冬天没那么冷的。”

晓月的声音乐平平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你查的有什么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我把毛衣用力塞进行李箱的一角,不容置疑。

“还有这个电热水壶,必须带上,他们都喝冰水,你的胃受不了。”

“爸,那边超市都有卖的。”

“外面的东西哪有家里的好?这个牌子是你妈以前最喜欢的。”

我拍了拍水壶,语气里带着不容反驳的权威。

晓月没再说话。

我抬起头,看到她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本书。

她看起来很顺从,头发安安静-地垂在脸颊边。

但她的眼神,却飘向窗外很远的地方,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疏离。

她手上那本书,封面花花绿绿的,我瞥了一眼,好像是什么解剖图。

“天天看这些没用的闲书。”

我嘟囔了一句。

“等到了国外,就读我给你选的金融专业,好好念书。”

“毕业了就回国,我托老战友给你在银行找个好工作,安安稳稳的,一辈子不愁。”

我为自己这番深谋远虑感到无比自豪。

这就是父爱,沉默如山,为她挡住所有可能的风雨。

“嗯。”

晓月轻轻应了一声。

“知道了。”

她又补了一句。

但她攥着那本解剖图画册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

我以为,她只是有点离家前的伤感和迷茫。

我以为,我的爱,是她最坚实的港湾。

我错了。

错得离谱。

决裂,发生在她出国的前一天晚上。

那天,我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我像往常一样,给她夹菜,叮嘱她到了国外要好好照顾自己。

饭吃到一半,晓月突然放下了筷子。

“爸,我有话想跟你说。”

她的表情异常严肃。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说吧。”

“我……我不想读金融了。”

她声音很小,但每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

“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想学医,我想学临床医学,或者生物医学也行。”

她鼓起勇气,抬起头直视着我。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一股火气直冲天灵盖。

“胡闹!”

我一拍桌子,盘子里的汤汁都溅了出来。

“学医?你知道那有多苦多累吗?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天天面对那些血啊肉啊的,像什么样子!”

“我不怕苦,我喜欢。”

“你喜欢?你懂什么叫喜欢?你就是看了几本破书,被人家骗了!”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几乎是在咆哮。

“我为你铺好的路你不走,非要去走那些歪门邪道!你知道我为了让你去读那个金融专业,托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吗?”

“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晓月的眼眶红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的人生,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的剧本走?我只想过我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我给的!”

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口不择言。

“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我这辈子吃的苦,受的累,都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你吗?”

“我告诉你周晓月,这条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得听我的!”

那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从我嘴里射出去。

晓月怔怔地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一点熄灭了。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无声无息。

“好。”

她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会向你证明。”

“没有你的安排,我也能活得很好。”

说完,她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

那一夜,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机场。

空气是冰冷的,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安检前,我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到她手里。

“这里面有钱,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

我的语气生硬,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表达关心的笨拙方式。

晓月看了看那张卡,然后轻轻地,但无比坚决地,把它推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不需要。”

她说完,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留恋。

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五味杂陈。

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慌乱。

飞机起飞了,在天空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痕迹,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父女争吵。

孩子嘛,总有叛逆期。

等她在外面碰了壁,吃了苦,自然就知道家里的好了。

她会打电话回来,会哭着说“爸,我错了”。

到那时,我再好好安慰她。



最开始的几个月,一切似乎都印证了我的猜想。

她偶尔会发来一封邮件,说自己已经安顿好了,让我不要担心。

邮件很短,措辞客套得像是在给领导写报告。

我憋着一股气,每次都只回两个字:“收到。”

我想等她先服软。

然而,我没有等来她的服软。

我等来的是一封鲜红的“发送失败”的系统退信。

我慌了,立刻拨打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冰冷的、标准化的女声:“您所拨打的号码已是空号。”

女儿,我的晓月,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像一颗被风吹走的蒲公英,断了线,杳无音讯。

02

那一天,我的世界崩塌了。

恐慌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开始疯了一样地寻找她。

我冲到她原本就读的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对着电话那头苦苦哀求。

对方的回答礼貌而冰冷:“对不起,先生,周晓月同学在一个月前已经办理了转学手续。出于对学生隐私的保护,我们不能透露她转去了哪里。”

转学?

她要去哪里?她身上根本没多少钱!

我不死心,又想办法联系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

工作人员很负责,帮我查询了很久。

最后,他们遗憾地告诉我,没有任何关于周晓月的求助记录或异常信息。

她是一个成年人,只要她不违法,不主动联系,他们也无权干涉她的去向。

我又翻出通讯录,给所有在国外生活的老同学、老同事打电话,把晓月的照片发给他们,求他们帮忙打听。

我的退休生活,从悠闲的养花、下棋,变成了无休止的等待和刷新。

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邮箱,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几十遍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陌生的来电。

时间,从那以后,变成了最残忍的酷刑。

一年,两年,三年……



起初,我还会对着晓月的照片破口大骂。

“你这个不孝女!有本事就一辈子别回来!”

骂完之后,又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掉眼泪。

后来,咒骂变成了自言自语的哀求。

“晓月啊,你在哪儿啊……给爸回个信好不好?爸不逼你了,你想学什么都行……”

“是不是没钱了?爸给你打过去……你别在外面受苦啊……”

再后来,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成了一个沉默的、行尸走肉般的老头。

原本干净整洁的家,渐渐蒙上了一层灰。

我懒得打扫,也懒得做饭,饿了就随便泡一碗面。

小区里的老邻居们都说,老周自从女儿出国后,就像变了个人。

从前那个爱管闲事、精神矍铄的周总工,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空洞、头发花白、不修边幅的孤寡老人。

晓月的房间,我每天都会去打开看一眼。

里面的陈设,一切都维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

书桌上那本摊开的解剖图画册,阳光洒在上面,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我无数次地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说那些重话。

如果我愿意坐下来,听听她的想法。

如果我能像个朋友一样,而不是像个监工一样跟她说话。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可是,没有如果。

我的骄傲和固执,像一堵墙,把我的女儿,永远地推开了。

悔恨和思念,像两条毒蛇,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五脏六腑。

长期的精神折磨,终于反映到了身体上。

大概是晓月离开的第五年。

我的身体开始报警了。

起初只是腰酸背痛,我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

后来,晚上起夜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都要在卫生间站很久。

再后来,小腹开始隐隐作痛,像是有一根针在里面扎。

我固执地不肯去医院。

我怕。

我不是怕死。

活到这把岁数,死活早已看淡。

我怕的是,如果我真的病倒了,就再也等不到我的晓月了。

万一,哪天她想通了,回家了,家里却没人给她开门,她该多害怕啊。

直到有一天,我在卫生间里疼得晕了过去。

是对门的老邻居张大妈买菜回来,发现我家的门虚掩着,进来一看,才把我送到了医院。

一系列繁琐又冰冷的检查之后,一张诊断书,被递到了我的手上。

“前列腺癌,中晚期。”

医生的话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肿瘤体积比较大,已经有压迫症状,建议尽快手术。”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坐在医院嘈杂的走廊长椅上。

周围人来人往,哭声、笑声、交谈声,都离我很远。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前列"腺"癌。

这个“腺”字,和晓月心心念念的“医学”里的“腺体”,有什么关系吗?

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的讽刺。

我费尽心机,想为女儿规划一个确定的未来。

结果,她的未来,我一无所知。

而我自己的未来,却被一张纸,提前画上了句号。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孤独地来,又将孤独地走。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为我的离去而掉一滴眼泪了。

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彻底淹没。

03

我一个人办理了住院手续。

交费,领药,找到病床。

整个过程,我麻木得像一个提线木偶。



同病房的病友家属看我孤身一人,好心地问:“大爷,您家里人呢?”

我把脸转向墙壁,含混地回了一句:“没家人。”

从那天起,我成了泌尿外科病房里,最“刺头”的一个病人。

护士来量体温,我嫌烦,把体温计扔在一边。

医生来查房,问我感觉怎么样,我爱答不理,只会说“死不了”。

管床的年轻医生是个好脾气,苦口婆心地劝我:“周师傅,您得配合治疗啊,保持好的心态,对手术恢复很重要的。”

我冷笑一声。

心态?

我这颗心,早就死了。

手术?

不过是让我这具空壳,再多苟延残喘几天罢了。

对我来说,活到明天,和活到明年,没有任何区别。

我的世界,早在五年前,晓月消失的那一刻,就已经停止了。

护士们私下里都说,16床那个老头,脾气又臭又硬,真难伺候。

我听见了,也无所谓。

我巴不得所有人都离我远一点。

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怜悯。

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等着那个终点的到来。

手术日期定下来了。

术前谈话那天,管床医生拿着一堆文件来到我床边。

“周师傅,跟您说个好消息。”

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您的手术方案,经过科室讨论,已经定下来了。”

“将由我们科室技术最好的一位主任,亲自给您主刀。”

我毫无反应,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一个裂缝。

“这位周主任,是我们医院特地从国外花重金引进的顶尖人才。”

“非常年轻,但技术炉火纯青,经她手的手术,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您就放宽心吧,把自个儿交给她,准没问题!”

管床医生说得眉飞色舞,像是在介绍一位下凡的活神仙。

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再厉害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我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行了,知道了,快安排吧。”

管床医生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他叹了口气,收拾好文件,转身离开了病房。

病房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又浮现出晓月的脸。

她离开时,还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姑娘。

现在,快三十了吧。

她过得好吗?

有没有按时吃饭?

有没有被人欺负?

她会不会,在某个深夜,也偶尔想起我这个固执的、讨人厌的爸爸?

想着想着,眼角又湿了。

我赶紧抬手擦掉,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软弱。

手术前的最后一次方案沟通会,就在我的病床前进行。

那天下午,我正因为药物反应而昏昏欲睡。

病房门被“吱呀”一声推开。

我烦躁地睁开眼睛。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身影,鱼贯而入,瞬间让狭小的病房显得更加拥挤。

逆着光,我看不清为首那个人的脸。

只觉得那个人身形很高挑,比一般的女医生要高一些,但被宽大的白大褂罩着,显得有些单薄。

她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和圆顶手术帽,只露出一双眼睛。

“周师傅,这位就是给您主刀的周主任。”

我的管床医生站在旁边,毕恭毕敬地介绍道。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下级对上级的敬畏和崇拜。

我懒得起身,也懒得抬头。

只是从鼻子里,含混地“唔”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了。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事,都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那个被称为“周主任”的人,没有立刻说话。

她径直走到我的病床尾端,拿起了挂在那里的病历夹。

周围的医生们立刻安静下来,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她翻阅病历的动作很专业,手指修长而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两秒钟。

也许是三秒钟。

她合上了病历夹,轻轻放在床尾的桌子上。

然后,她缓缓地,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般,抬起了手。

她的手,在半空中,微微颤抖了一下。

接着,她摘下了脸上的那片蓝色口罩,顿时就令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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