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台湾首次政党选举，公开主张"台独"，民进党当时有多猖狂？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台湾经济从1950年到1980年间有较大发展，它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台湾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为新兴的工商社会，都市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取代乡村小农而成为社会主导阶级。

经济发展使台湾民众在解决了温饱等基本生活问题后，开始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参政问政意识加强。与经济互为表里的教育的发展，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人才，也造就了一大批向往理想社会制度、具有独立意识而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

台湾社会结构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一是国民党政治反对势力(“党外运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迅猛发展，一是各种民众自发性的“自力救济运动”的蓬勃兴起，南方朔将其归纳为：社区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生态运动（包括“环境运动”和“生态抗议运动”)、学生运动、宗教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等。

“自力救济运动”层出不穷，在方式和诉求手段上有愈演愈烈之势。执政的国民党当局那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显然无法适应社会多元化的趋势。

台湾《联合报》曾婉转地说出了台湾民众要求变革的一般心态：

大家虽然肯定国民党领导的成就与贡献，却也认为国民党的领导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国民党应该避免或有效的防范各种领导上的错误，以减轻国人所受到的损害与享有现有利益所付出的代价。“安和乐利”虽然已成为大家所接受的一种政治意念，但是并不等于人们接受“知足常乐”的政治哲学。社会大众在享受国民党领导施政所获得的经济果实后，进一步期望依据宪法应拥有的权利，期望获得在民主政治中应拥有的自由；因而，便不免对于国民党所支配的资源，无论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社会的发出重新分配的要求。
在如此的期望升高情况下，社会大众固然抱着“明天会更好”的乐观，（“明天会更好”是国民党所提出的宣传口号)，却也由此而要求今天就应有更好的作法。

80年代的台湾当局已被历史逼到了一个痛苦选择的十字路口：坚持旧有的传统统治体系，绝不放弃任何利益，绝不向反对势力妥协，或许还能顽抗几年，但殷鉴不远，很快就会被时代潮流所吞没；顺应潮流，实行革新，放弃一些局部的利益，则有可能渡过难关，较长久地维持住自己的地位。最终，国民党最高当局选择了后者，以牺牲部分利益为代价，维持其最根本的利益一对台湾的统治。

1、国民党的选举准备

80年代台湾政坛上演的最后一幕，是热闹非凡的“三项公职人员（增额“立法委员”、县市长和省市议员）选举”。

这次选举是解除戒严后第一次在常态下进行的选举，也是第一次出现“两党（国民党与民进党）对立，多党参与”的选举。

被台湾舆论称为是“政党政治的开始”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各种“公职人员”任期不同，“三项公职人员”一道改选的情况12年才有一回，而改造幅度又有所提升，故1989年底的选举规模是历次选举中最大的。

改选席次最多，参选人数最多，参选政党最多。“立法院”改选101席（参选者304人）、省市议员改选171席（参选者351人)、县市长改选21席（参选者69人)，若再加上国民党预先实行党内初选淘汰的参选者，则参选人数更多。参选政党亦多达19个。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地方，任何政党不再有天然的优势，只有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支持，才能获得执政的权力。台湾的这次选举虽有种种局限，但已初步具备了“政党政治”的某些特点。

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戒严体制”之下的种种便利因解严而丧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稳坐钓鱼台，甚至为装饰而故意让出几个席位给他人了。国民党为保持过去“压倒优势”的胜利，全党上下齐动员，弹精竭虑投入选战。1989年，国民党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围绕选举开展。

国民党还专门从美国请了精于宣传的竞选事务专家，“协助设计创造党的新形象和制定竞选策略”，国民党最终确立的竞选总策略是以其执政四十年来的经济成就为主。

环绕此策略制定了名为“扎根”专案的辅选计划，其内容包括：

“区隔市场、文宣造势、广告网路、人力规划、公开辩论、电话追踪、掌握地利、资讯电动、布置桩脚等九大计划。”

国民党的全部竞选工作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工会”主任关中统筹负责。

实际竞选过程中，国民党有如下特点：

(1)党内初选。此为一个创举。

国民党为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当选率，协调党内因选举而产生的纠纷，改变过去的提名方式，仿照西方某些国家的做法，先实行党内初选。所有准备参加正式选举的国民党员，必须先通过党内竞选。国民党中央依据初选结果，再提名民意形象较好、竞争力较强、当选概率较高者为本党参加大选的正式候选人。

(2)划分“战区”，连带负责。

国民党为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将与民进党势均力敌、争夺激烈的6个焦点县市，如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市等，划为竞选的“一级战区”，成立了“六大专区督导区”，选派中常委等高级官员直接进行督选，并要他们对选举成败负责。

(3)组成规模庞大的“中央助讲团”。

由“外交部长”连战、“经建会”主任钱复等50人组成，四处出击，宣讲国民党的成就与政纲。各级党部也层层成立“助讲团”。同时，“名嘴下乡”、影视名星巡回助选等国民党的传统竞选手法也有所翻新。

2、公开提出“台独”主张

在民进党方面。这次大选是它首次以合法政党资格公开与国民党竞争，更是倾尽全力以赴。大选在即，民进党内各派暂告休战，表现出一致对外的态势，以至1989年10月底召开的民进党“四大”显得格外平静顺利，而以往的大会都出现严重的党内纷争。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对台湾内外环境的分析，民进党终于在1989年夏季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地方包围中央”，并以此作为大选的指导纲领。“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最先是由民进党秘书长、有“民进党军师”之称的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提出的。

“地方包围中央”战略的主旨是在“全省二十一个县市长席次里攻陷十席以上，逐步成立地方政团，孤立及杯葛（集体抵制）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

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积极鼓吹“地方包围中央”战略，一再宣称民进党有能力一举拿下十个以上的县市长席位，在这些县市成为实际执政者，再联合起来对抗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变相达成所谓‘和平过渡政权’。”

为达到“地方包围中央”的目标，民进党内推派了资历较深，竞争力强，公众形象较好的尤清、周清玉、游锡堃、苏贞昌、余陈月瑛等18人为县市长候选人，他们组成“县市长联盟”，集体出击。

民进党在竞选过程中，“新潮流系”候选人公开提出“台独”的诉求。11月初，台湾几家报纸公开刊登林义雄拟定的所谓《“台独”基本法草案》，将一整套的“台独”方案和盘托出台面。“基本法草案”明确限定“台湾领土包括台湾岛和它的附属岛屿”，要求完全变更“国体”。

紧接着，民进党内32位主张“台独”的“立法委员”及省市议员候选人正式组成以“新潮流系”为主体的“新国家联线”，标榜“新国家、新宪法、新国会”。“新国家联线”推出了“建立东方瑞士”的共同政见，主张“台独”，并冀图“在选举活动中集结新鲜活泼的社会全力共同推动‘新国家运动’”。“台独”的分裂祖国活动，在岛内造成严重不安。

民进党组成了以主席黄信介为总领队的“中央助选团”，分为北部团（团长康宁祥）、桃竹苗团（团长江鹏坚）、中部团（团长姚嘉文)、南部团（团长陈永兴），具体负责各处选务。在方法上，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反对当局的“异议分子”如许信良、陈婉真等频频闯关返台，制造声势，民进党也仍以国民党执政的失误及政治丑闻（如“法务部长”肖天讚为建高尔夫球场的“关说案”等)作为攻击国民党的手段。为改变公众形象，奠定执政基础，民进党在竞选中力避街头运动，尤其是暴力事件。

3、用钱买选票

除上述两党外，其余17个小党也推荐了共计42名的候选人。

工党推出台湾岛内著名的裸舞演员许丽华（许晓丹）为该党“立委”候选人，许晓丹在台湾因裸体演出“回旋梦里的女人”等轰动一时，成新闻人物。工党此举可能是想效仿意大利脱衣舞女当选议员的成功。

这次大选参加党虽多，实质上还是“两党”竞争唱主角。

作为竞选谋略，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以攻击对手为手段，为己方造势。民进党公布了两份旨在“全面向国民党发动猛烈抨击”的文宣资料。一份题作“一个提尿袋政党的故事”，攻击国民党把持“国民大会”，资深“国代”平均年龄愈82岁，言行怪诞，提着尿袋议政，“误国误民”。

另一份名为“30大弊案”，列出国民党执政近年来出现的十信案、亚信案、毒玉米案等30件弊案，指出“这些弊案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亿元”，“罪魁祸首正是国民党”。

国民党全面反击，抓着“民进党暴力档案”大肆张扬。指出民进党成立3年直接造成93件暴力行为，间接介入者更高达3000件以上，目的“显然是要引起选民在‘民进党’与“暴力’间的联想，希望攻破民进党县市长参选联盟最近力图塑造的温和、理性形象及执政能力”。

国民党还攻击民进党1万多党员中“前科犯有1005人，且有列管流氓和刑事犯”，且该党有大专以上学位的党员仅1200多人，“显然执政能力贫乏”。

台湾舆论曾归纳了“历届选举所无”的三大特点：

“一为法律上承认在野党得以政党地位与实力对抗执政党而参选；二是反对政府之海外异议人士，或合法入境或自行潜返回乡，为在野党候选人造势，三是‘台独论”公然被提出来而成为部分候选人向选民之主要诉求。”

金钱与暴力介入是台湾选举的同行者，历届如此，1989年选举中也不例外，且有加深趋势。在台湾，选举要耗费大量金钱，“选举八字开，无钱莫进来”。说花钱买“公职”不为过。去台湾参观选举的美国人曾专门对候选人的花费状况进行调查，有位“立委”候选人说他要花3000万元台币（约合一百多万美元）时，老美“吓了一跳”，因为在美国竞选国会议员也用不了这么多钱，而这位候选人只自称是“小儿科”，有些人“要花到1亿元到3亿元，才能支付这次选举的开支”。

民进党籍台北县长候选人尤清为联络地方实力派，一次便设下300桌的饭局，其余开支可想而知。候选人的钱除了文宣、广告、招待外，更有直接用于贿选买票的。选举期间，“贿选传闻满天飞”，在宜兰县的一个镇，贿选者视对象的身份而定钱数，“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若稍有影响者，还有摄像机等。”

暴力介入选举事件以11月初彰化县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陈涌源在竞选办事处前遭歹徒枪击成重伤而达到高潮。“今年是暴力介入最多的一次，各地候选人纷传被恐吓，两位候选人被杀，更多助选员及竞选总部被打、被撞或被砸。”

有的候选人“遭歹徒恐吓勒索”。暴力事件频仍，使台湾保镖业一下子走红，保险公司趁机推出选举人员“平安保险”，生意很好，警察当局干脆向候选人推销防弹服。

仅据台湾“中央端正选风督导会报”至12月2日的统计，选举中共发生373件相关案件。其中，“贿选52件，暴力52件，恐吓勒索57件，不当言论210件，以及妨害投票1件。”

4、台北县长易位

1989年大选中，重点戏是“立法委员”选举和“台北县长选举”。“立法院”是控制“政府预算”和“质询政府施政”的机构，“立法委员”是“台湾政坛的宠儿”，是有意投身政治者的“追求目标”。

民进党实施“地方包围中央”战略，选择的突破点是县市长。宋楚瑜表示，“纵使加入一、两位激进型的立委，做为所谓的‘制衡’，尚情有可原，但是县市长部分关系行政权的掌握与运用，却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事，过去有几个县市首长不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中的差距。”

21个县市长中，台北县长最为重要，台北县是台湾第一大县，是李登辉的家乡，且在地理上包围着台北市，对台北市的各项建设有重要影响。民进党推出了尤清，国民党选李锡锟竞争台北县长，选情十分激烈。有人甚至把台北县当成这次选举的象征，说哪个党赢了台北县长，它就赢得了整个选举。

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国民党扬言可占据21席县市长中的18、19席，民进党则夸口至少攻下10席。一般舆论认为，若国民党失掉5席县市长，双方算是战个平手，若国民党失掉5席以上，而其中又包括台北县的话，“国民党则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输掉了这场选举。”

经过激烈竞争，1989年12月2日台湾“三项公职选举”的结果终于揭晓。在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失掉了7席（民进党得6席，无党籍得1席)，在台北县，尤清以4000票的微弱优势险胜李锡锟，“立法委员”101席中，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获21席，无党籍得8席，省市议员171席中，国民党得119席，民进党获37席，无党籍14席，工党1席。总体得票数上，国民党获60%、民进党得30%、无党籍得10%。

选举结束后，“台南县、南投县、新竹市与桃园县都因为民众不满开票结果而发生冲突，”在台南县，民进党人士与2000名群众（最多时达数万人）包围县政府，押走了选委会负责人，“并冲入计票中心捣毁办公桌椅，取走部分计票资料。”

他们强迫选委会负责人宣布民进党人李宗藩为当选县长（实际当选者为国民党人李雅樵)。这次行动持续了几日，群众围困县政府并切断了高速公路，直到6日方散去。

1989年年底的选举过程及选举结果说明：台湾的政治格局已由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强人政治转型为“一党（国民党）独大、两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竞争、多党参与”的“政党政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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