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升温红线几近失守，悬崖边的地球能否“再退一步”？多国强烈反对

全球变暖的幅度正在突破《巴黎协定》所明确的阈值——1.5℃。一些科学家试图重新设定一个新的升温上限，但这绝非所有人的想法，有些人的态度甚至针锋相对。

这个让气候学家困惑的问题，生活中也可找到相似的类比——爬山时，你一定会告诫孩子“离悬崖远一点”。但“远一点”意味着什么？他究竟走到哪里，你会开始大声呼喊？

同样，当我们即将越过气候意义上的警戒线，要不要重新再划一道警戒线，这究竟是无奈的妥协，还是明智之选？

突破红线，面前只剩要死守的底线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开始，到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人类为应对气候危机划了一条1.5℃的升温警戒线。也就是说，要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和工业革命前相比）控制在1.5℃以内，否则就会带来诸多灾难性后果：更频繁更猛烈的极端天气事件、不可逆的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温水珊瑚礁的消失、亚马孙雨林退化……

然而眼下，我们已经踏入“危险区”。短期来看，全球变暖的波动已触及甚至越过1.5℃红线；长期升温突破1.5℃也几成定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10月承认：“未来几年，我们无法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

失守1.5℃之后的世界该何去何从？

根据《巴黎协定》，1.5℃是全力以赴的目标，2℃则是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更准确地说，按照《巴黎协定》的字面意思，气温增幅必须“远低于2℃”，但“远低于”显然是个极富语言艺术的承诺。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乔里·罗杰尔的话说：“如此措辞在当时是破题之举，因为模糊目标对各国来说都更能接受一些，但它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

罗杰尔担心，如果不能尽快明确“远低于2℃”的具体涵义，各国有可能直接把2℃拿来作为新的临界值。要知道，各种用于实现2℃目标的解决方案，成功率只有50%；因此如果瞄着这根线行事，那最终我们很有可能越过极限，而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另一位帝国理工学院学者罗宾·兰博尔表示：“在一个1.5℃已经被突破的世界里，我们亟需划定下一个明确目标，并为之努力。”

在罗杰尔与兰博尔看来，国际协定文本的解读，通常需要依据普遍的理解来进行，既然《巴黎协定》承诺将气温升幅控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那从大多数人的视角看，2℃关口必须万无一失——任何“显著超标”的风险都是不可接受的。

退守1.7℃，让“远离2℃”得到新护栏

多高的超标风险，算得上“显著”？就目前来说，有两种基于科学模型的情景推演，分别预测了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的概率，其中一种的结论是66%，另一种是90%。兰博尔直言：“66%与90%可谓是天壤之别。”

不确定性源于两种情景推演分别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假设之上，碳排放控制越严格，实现2℃目标的概率就越高。

不同概率则对应着不同的“峰值气温”——用罗杰尔与兰博尔的话说，“峰值气温”指的是我们在为地球降温采取任何措施前，全球升温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它就是那个能将“远低于2℃”具象化的精确指标，可以为实现气候目标提供更清晰的边界，也能更好地呈现不同模拟情景的差异。

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罗杰尔与兰博尔评估了四种2℃气候模型情景，分别计算出以66%、83%和90%概率实现2℃目标所对应的中位数峰值气温。举例来说，其中一个模型显示，若要以66%的概率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下，那么峰值气温就不能超过1.83℃；如果追求90%的概率，峰值气温则是1.54℃。

综览所有模型后，两位研究者得出结论：以83%的概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可被视为兑现了“远低于2℃”的承诺，而这个概率所对应的中位数峰值气温大约是1.63℃至1.67℃。

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戈特弗里德·基尔申加斯特和莫里茨·皮希勒近期撰文称：应将1.7℃作为峰值气温的上限，以实现“远低于2℃”的目标，因为该数值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的“有83%概率实现2℃”的目标。

基尔申加斯特说，过去，1.5℃目标是明确的警戒线；现在如果将1.7℃确立为新标准，那么“远低于2℃”也就有了清晰的护栏。确立这一变暖新上限，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计算剩余的碳排放预算，并据此规划转型路径：“制定政策需要这样的指引标准。”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有多大？鉴于当前政策将使全球在本世纪末面临2.6℃的升温，要守住1.7℃无疑极具挑战性，但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联合国的最新评估，在最乐观的情景下，假设所有国家都切实履行气候承诺，本世纪末的升温幅度将稳定在1.9℃；若要实现1.7℃的目标，各国需付出超越现有承诺的努力。

争议不断，问责和行动比划线更重要

尽管一部分科学家开始认同“远低于2℃”意味着1.7℃的峰值气温，但仍然有很多人反对在1.5℃之后另立新的升温上限。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气候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洛伊斯纳指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认知尚浅，不足以支撑如此精确的气温目标设定；地球系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敏感度也有太多变数，未来全球变暖的实际速度可能远超预期。他认为我们必须谨防过度自信，设定一个精确的温度目标会传递出一种我们完全掌控局势的错觉，但事实并非如此。

施洛伊斯纳认为，当务之急是追究各国未能实现1.5℃目标的责任，比如计算出那些突破阈值国家所累积的“碳债务”。他说：“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起对错失1.5℃温控目标的问责机制，那就是在辜负《巴黎协定》。”

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曾全力推动在《巴黎协定》中写入1.5℃目标的小岛屿国家，也很有可能强烈抵制重新设定气候目标的企图。帕劳常驻联合国大使、联合国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伊拉娜·赛义德表示，如果全球升温超过1.5℃，海平面上升和珊瑚礁死亡将对她所代表的国家构成生存威胁。

赛义德强调：“对小岛屿国家联盟而言，1.5℃就是生死线，是必须死守的目标……其他任何提议都是扰乱我们工作的杂音。”

曾任巴西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现任职于气候政策智库“塔拉诺阿”的娜塔莉·安特斯特尔指出，如果将升温上限调高到1.7℃，无异于向各国政府与市场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失败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场与气温的竞逐尚未结束，有人却想要重划球门线，这样做只会瓦解政治意志，混淆公众认知，让控温行动的失败被视为理所应当。”安特斯特尔说，此时设立新的温度目标，恰恰会制造出化石燃料利益集团所乐见的认知迷雾。他认为，1.5℃的限值不仅仅是一条科学警戒线，更是数十亿人的生死线。“如果说当下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就是加倍行动，而非退守到下一个关口。”

并非放弃，期待1.5℃目标“失而复得”

无论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场关于应该“坚守1.5℃”还是要“放宽标准”的界限之争。因为在罗杰尔看来，即便引入新的温度目标，1.5℃仍将是全球必须坚持的长期核心指标。他说：“1.5℃目标永远不会消亡，我们永远要为之努力。即便它被暂时突破，我们也不应失去向目标奋进的决心。”

实际上，把1.7℃的新阈值正式写入联合国气候体系不仅会引发伦理争议，在实操层面也极为困难。安特斯特尔认为，这意味着要重新修订《巴黎协定》，并获得200多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因此，本月将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举行的COP30峰会上，1.7℃被正式列为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会议东道主，巴西面临压力，他们需要敦促高碳排放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更具雄心的气候计划，以弥合1.5℃目标与当前升温轨迹之间的缺口。

2015年《巴黎协定》起草时，1.5℃是个充满挑战但有望达成的数字；而今，几乎所有气候模型都显示：人类肯定会先失守1.5℃几十年，然后再通过碳捕集等技术在本世纪末将升温幅度重新控制在1.5℃以下。

罗杰尔强调，澄清“远低于2℃”的涵义，并非是要取代1.5℃的目标，而是为了在不可避免地突破极限的情况下，为全球设定一个升温的最高限度，然后再把气温拉回安全区间。

如果说1.5℃是绝境前的警戒线，2℃是真正的悬崖边，那么目前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或是要冒多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