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和丁玲回忆中的柯庆施：是党的掌门人，更是“怪君”

丁玲眼中那个坐在女生宿舍沉默不语的“柯怪”，与张瑞芳记忆中穿着红布补丁棉裤的“老柯”，拼贴出柯庆施不为人知的生活侧面。

在丁玲的记忆里是南京的那段夏天，平民女子学校的宿舍闷热又清清爽爽的规矩，柯庆施一来就坐在床沿边不动，半天没话，女生笑他烂板凳，外号叫柯怪，身上没那股往来串门的轻浮劲，丁玲后来跟人说这人常来宿舍不见他盯着谁转，心里正，姑娘们也就不提防，安稳得很。

延安的院子里又是另一幅生活面，张瑞芳记得他那件衣裳补了又补，袖口翻出来都是线头，母亲找相近的布色给他缝，手边只剩红布，他站在门口说红布就红布，补上就穿出去了，棉裤上一个大红补丁，人群里也不躲，生活里不讲究这些细节，政治场合换上另一套身段，两个面放在一条线上看得清。

更早一点是1919年，自己给自己取了笔名怪君，写文章要对着社会里的怪事，把这些东西扫掉的意思摆明，五四那阵跑去声援，被学校劝退，书桌散了，人没散，脚步不停。

城里书信来去的频率高起来，他结识陈独秀，信件往返勤，话题从书到事，得到看重，1920去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再走远路去苏联，属于中共早期领导层里见过列宁的少数，回到队伍里人叫他柯老，毛泽东也沿用这个称呼，年纪小他九岁，叫老是看那段资历沉得住。

到了具体工作这边两面摆得分明，家里过日子简朴，任上海市里头的领导时，家人的生活和普通人一样，餐桌不加菜，车门不多开，特殊的门都关上，做事那面就很硬，1959粮食紧，他还要高指标，方向定了不退。

文艺圈里一件事挂在口边是1962年，张瑞芳排练七月流火，他到场看，直接说剧本有毛病，甩出一句写十三年演十三年，题材往新中国之后收，舞台上的线往这边拉，他早年在丁玲她们身上又是另一种支持法，温和一些，画面拼起来就有层次。

一路走来是老党员的路径，他是建党次年入党，队伍里跑过不少重要活动，1927那场国民党反共后，去安徽各地恢复党组织，工作一片一片接起来，建国之后回到上海主政，文艺工作这块收得紧，文化界的创作节奏跟着变，把握口径在手里。

到1965年春，病在北京走了，消息传到延安旧友的圈子里，丁玲写八个字怪君去风起江左，字简，事全，张瑞芳托人送去一束白花，没有图章没有长话。

把这几段回忆放在一起看，柯庆施不是一个一条线的人，他是个有边有角的个体，自称怪君那面是对社会的认识，被叫柯老那面是资历摆出来，在生活里的简朴和在决策里的强硬轮换着走，人物就立起来，同一时代的人给出的碎片，给后来人一个贴近的角度去看这位党史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