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杨振宁探望病危的邓稼先：两弹成功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1986年，杨振宁来看望癌症晚期的邓稼先，他开玩笑地问：“你搞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听了邓稼先的回答，杨振宁当场呆愣在原地。
医院里，邓稼先卧在病床上，身形消瘦，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杨振宁坐在旁边，满眼写着担忧。
科学家之间的问候有时比常人还要直接，杨振宁看着老友瘦削的身影，忍不住调侃道：“国家到底给你发了多少奖励，是不是得数着零头都要数半天？”

在大部分人看来，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工资应该很高，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付出，但当时中国到处都缺钱，哪里都要用，大家都是能省则省，像邓稼先他们更是恨不得能无私奉献，给的奖金什么的都捐出去。
对于老友的调侃，邓稼先笑了笑，轻声答了两个数字，杨振宁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房间里短暂地安静下来，仿佛连窗外的风也停住了脚步。
二十元，两颗弹，十元一颗，这样的数字出现在世界级科学家的口中，杨振宁的眼神里闪过难以置信，他反复确认，邓稼先却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多说什么，他的平静让杨振宁心里升起无法言说的敬佩和感慨。
其实不是只给邓稼先二十元，只是国家那时确实拿不出太多钱，只好给整个科研团队发了一万奖金，加上机构拿出的一部分钱，大家分了分，每个人到手的都不多，像邓稼先还是拿到最高的奖励，其他人有五元、三元的。
这件事让杨振宁大受震撼，他在国外多年，经手的科研经费和奖励与之相比，要阔绰的多，但局面不同，结果就不同，其实对他们这样的科学家来说，钱多钱少已经不在意，更多的是对国家的那份心。
两位科学家在很早之前就认识，那时的邓稼先还是一个清瘦安静的少年，喜欢用黑色墨水在作业本上画物理公式。

崇德中学的走廊总是回荡着少年们的读书声，杨振宁见到邓稼先时，他正认真地擦着黑板，眼里藏着一股执拗的明亮。
两个人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就是朋友，孩子们的友情很自然地延续下来，战火纷飞时，他们在同一间教室里讨论数学题，偶尔也会吵架，却总能在第二天清晨一起走进书斋。
杨振宁因种种原因选择了远行，在美国的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提出让他名满天下；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搭上了回国的客轮，身边只有一只黑色公文包和几本物理书。
如果说杨振宁的成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的烟火，那邓稼先的人生则像一场无声的落雪，悄然地覆盖在祖国的大地上，沉默无言，却深深扎根。
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调令，他没有多问一句，换上了没有姓名的工作证，沉默地走进中国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从此消失在人群里二十八年。
那段时间，邓稼先的生活极度简单，白天在实验室里推算数据，晚上用算盘和旧报纸演算公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深夜里给妻子写信，信里只谈家常，从不提工作的半点细节。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氢弹试验又一次震惊世界。
最危险的一次，是1979年的一次氢弹空投试验，降落伞失灵，弹体重重落地，防化兵搜寻一整天都没找到，邓稼先亲自穿上防护服走进事故现场，双手捧起碎裂的弹片，脸上没有一丝迟疑。
基地司令员劝他，像你这样的人，国家怎么舍得让你冒这种险，邓稼先却只说了一句，如果他都不去现场，谁能放心。
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这种辐射意味着什么，他却依然选择走进核弹残骸，后来身体慢慢垮了，医生说是钚239的伤害，他心里清楚却没有后悔。
这样的邓稼先，不喜欢被人夸奖，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杨振宁问他是否后悔，他只是摇摇头，说如果再来一次，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邓稼先的人生，很少有轰轰烈烈的时刻，更多的是无数个静下心来的夜晚，他坐在书桌前，翻看厚厚的物理笔记，眼神专注而平和。

他喜欢读书，从小到大都和书本为伴，哪怕在最艰苦的实验基地，依旧会找时间看几页物理学的著作，有一次实验失败，他在数据本上写下一句，“科学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脚印。”
同事们都说他性格温和，脾气好到近乎软弱，可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最重的责任，带领团队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1985年夏天，邓稼先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住进医院时，依然坚持查阅资料，讨论实验细节，直到病情无法再支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
那年医院的走廊里，杨振宁带着一束花来看他，两个人聊起学生时代的趣事，杨振宁问他有没有什么遗憾，邓稼先笑着说，没有遗憾，只希望国家的科研人员能越来越多。
杨振宁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提到邓稼先，说他是中国最纯粹的科学家，一个把生命献给了民族未来的人。
他们的友谊，横跨半个世纪，一位成为世界科学的象征，一位深埋在祖国土地的根系，他们用各自的选择，撑起了一个时代的脊梁。
参考信源：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千里共同途”，为何在今天依然能直击人心？ 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