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谈郑智化，我们该共情谁

我写过两篇关于郑智化登机事件的文章，少见的，引发了一次老读者之间的争论。郑智化本人已经如约清空了社交媒体内容，但刚刚收到一位读者的观点，我觉得有必要最后一次聊聊“共情谁”的问题。

关注我很久的读者，大多不会陷入“连滚带爬”的陷阱，因为那是一个修辞。关注我很久的读者，大多也不会陷入郑智化的身份问题，因为无论台湾还是歌手身份，都与他的表达无关。排除这些干扰项，反对郑智化言论的理由，集中在他用“没人性”来指责升降机司机，很多批评郑智化的读者认为，郑天然拥有知名歌手的影响力，用这样带有夸张和情绪化的表述，对司机这样的底层工作者不公。

有读者抠字眼，认为“没人性”就是在辱骂对方“不是人”，我觉得两种表述还是有本质差异。没人性有情绪化的成分，但在我的理解中还不属于严重的人格贬损和侮辱，与“不是人”的攻击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偷换概念。

说回郑智化与升降机司机。一位读者给我私信：

在我看来，郑智化事件的舆论撕裂，其实是一场“经济共情”的代际隔阂。

郑智化的粉丝光谱，基本由昵称为“清风徐来”“上善若水”“海阔天空”的70后组成。从代际心理来看，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他们，心中深植对“白手起家”的奋斗者叙事的认同，《水手》《星星点灯》更是那个时代青春奋斗史的BGM。因此，他们更容易对郑智化这样“身残志坚”、饱含理想主义的歌手产生共情，却难以理解当下年轻人在现实挤压下的无力感——比如那些在机场默默承受压力的地勤人员。除此之外，他们对郑智化的共情中，或许还暗含着人到中年，对自身未来、对终将瘫坐在轮椅上的失能所潜藏的养老焦虑。

然而，在经济下行期和失业大潮下，《水手》《星星点灯》所高唱的“奋斗圣经”，对年轻人而言不仅缺乏感召力，甚至显得近乎残酷。他们更倾向于在万青《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或告五人《爱人错过》这样的作品中，寻找自身命运的投射与情绪的出口。也因此，他们眼中的郑智化，除了“身残志坚”的励志符号之外，更叠加了一层“功成名就”的强势资本身份。对照现实境遇，他们更容易代入那些因“大人物”一时之怒而失去工作的机场服务人员，或是那个在规则与情绪夹缝中被斥为“冷漠”“没人性”的升降车司机。他们不是什么“励志偶像”，只是在秩序中小心翼翼，却仍难逃命运拨弄的普通人。 因此，观点之争的背后，实则是共情对象的选择差异；而共情对象的不同，又深植于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经济现实与命运轨迹。这场撕裂，并非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一幅由时代经济底色勾勒出的代际认知图景。

我简单回复了一段：

前半段我认同，但后半段对于升降车司机的共情和想象并非基于事实。我仔细看了视频，深航的人在全程帮助郑，司机是地勤，从动作看一直在拒绝，并且在视频最后露出微笑。我们无法还原全过程，但司机并不属于你说的“小心翼翼，难逃命运拨弄的普通人”，他穿着制服，代表着一个庞大甚至带有垄断性质的机构，就像小区保安在特殊时期可以阻止业主出入。此刻司机既是打工人，也是权力代表，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面。权力机构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这些触角来实现的。我不是单纯的在共情哪个阶层或者符号，而是在讨论每个复杂的人，更是为表达的空间呼喊，如果每个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都要字斟句酌，如果失去了宽容，那每个普通人的权利恐怕永远无法被表达。

当我们把共情点从机场平移到升降机司机，似乎完成了一次权力强弱的易位。郑智化从登机不便的残疾人，变成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知名歌手。他批评的对象，从强大的机场，变成升降机司机。

这位读者将共情对象的差异归因为“代际”。我之所以说前半段认同，是因为中老年一代生活的历史阶段不同，对“努力就有结果”的认知往往会产生差异。但郑智化是否是励志符号，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中老年人（包括我）未必因为“励志滤镜”而产生认同，反倒是这位读者提到“对自身未来、对终将瘫坐在轮椅上的失能所潜藏的养老焦虑”，或许作用更大一些。但是否中老年一代“难以理解当下年轻人在现实挤压下的无力感——比如那些在机场默默承受压力的地勤人员”，我以为有待商榷。

人是复杂的，拥有多种身份。因此贸然将人符号化会遮蔽很多关键因素，因此我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不要把郑智化“他者化”，他的台湾人身份、残疾人身份、知名歌手身份都容易让我们将其视为他者，这种身份是多元且流动的，不要被刻板印象蒙蔽。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同样也不该把升降机司机视为“我者”。打工人同情打工人，以阶层视角来共情“同阶层”，把他视为“默默承受压力的，在秩序中小心翼翼，却仍难逃命运拨弄的普通人”。通过一个社会事件，就贸然开始划分我者与他者，这本身就容易产生谬误。

先回到那段视频，要对给郑智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做简单区分。推着郑智化上飞机的小哥，隶属于深航，机组上的空乘人员，也隶属于深航。同时视频中绑着安全绳的那位，背心上写着“地勤”字样，隶属于机场，也就是升降机司机。

最初一分钟的交涉，我们只能看到动作，大致可以推断为深航的工作人员与郑智化一同跟司机沟通，寻求高度差的处理办法。司机给出高度差的手势，具体言语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沟通失败，郑智化必须在有高度差的情况下完成登机。

从深圳机场发布的声明，我们可以得到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必须有高度差以保证飞机安全。但是，我们也从其他的案例中找到，有升降机可以移动到与登机舱平齐。姑且认为是机型问题，这个技术问题暂时无法解决，那么深圳机场并没有配置踏板以便于轮椅登机，仍然是深圳机场考虑不周。但升降机司机有没有解释技术原因，又有没有代表公司表示歉意，或者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从动作中确认，帮助郑智化颤巍巍进机舱的人，还是深航的工作人员（后来郑智化还对他们表示感谢）。这位升降机司机基本上可以认为在全程旁观，仅在轮椅向后滑动的时候扶住轮椅。还有一些博主对视频结尾进行分析，发现他在转头的一刹那，脸上带着疑似微笑的表情。

综上，我以为郑智化称其“冷漠”，从沟通失败的结果来看，他应该也没有就技术原因进行详尽的、令人的满意的解释，说“冷漠”应该不过分。“没人性”的指责有情绪化的成分，但我坚持认为，日常吐槽不是正式公文，哪怕是名人在社交媒体中发文，也不必谨小慎微如此，对言论的基本宽容，也是现代社会的题中之义。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位升降机司机定义为底层打工人而直接全方位共情？我以为不可。这个场景发生在他的工作地，我们可以认为工作人员与机构是一体的。当司机身着带有“地勤”字样的制服，便拥有了对航空工作人员和乘客的权力，这份权力是机场这个机构、以及掌握的资源赋予他的。在郑智化登机的情境下，司机并不代表权力下位者，反而因为他能开升降机、有制服、掌握着对升降机高度的解释权而获得权力。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乘客和航空工作人员的直接体验。

我在回复这位读者时提到另一个情形，在几年前的一段时间，业主不得随意出入小区，平时“高高在上”的业主本来是甲方，突然发现门口的保安可以用强力阻止他们回家或出门，更有甚者对他们声色俱厉。在那个场景下，保安与业主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反转。同理，在郑智化登机事件中，我们不能贸然将司机定义为失去话语权的下位者和打工人。因为，在当时他代表强势的机构，他掌握控制升降机的权力并拥有解释权。他是否有冷漠的态度，我们无从判断，但从录像中的表现来看，身为乘客的郑智化并没有获得很好的体验，尤其是有深航工作人员和这位地勤司机的言行对比，郑智化的评论虽情绪化但应该算不得污蔑和侮辱。否则各位翻翻新闻网站的评论区，或者各大电商中的差评，那些激烈的言语倘若全部被禁绝，那恐怕只能像《发条橙》的阿利斯一样进行特殊治疗，那样的世界是否完美？我怀疑。

说了太多学理性的内容，还要把视频拿出来恢复正常速度，再逐帧解读。看似越辩越明，其实改变不了什么，反倒可能让我们本来的观点愈发笃定。写了这么多文字，无非是想呼吁一点，宽容一点，放松一些，不必因为一些批评就觉得天塌下来，或者就说对方怀有恶意。郑的本意是关于无障碍通行，我们自己加了很多脑补和解读，让事件最终偏移，用老梗来说就是“浪费了公共资源”。这几天我刷到很多残障人士出行的体验视频，有赞扬有批评，正在推动无障碍通行走向更完善，这才是我们探讨这件事的价值。没那么高深，也没那么复杂，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想太多，容易忘了“直心是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