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阅读」刘伯根：韬奋精神对当代出版的启示

刘伯根：韬奋精神对当代出版的启示

党建阅读

邹韬奋是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面旗帜。他以其“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的光辉一生，以其“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深受党和人民的爱戴与敬仰。1944年，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和肯定了韬奋精神。1958年，在上海建成了韬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1986年，成立了以研究和弘扬韬奋精神为主旨的韬奋基金会。1987年设立韬奋出版奖，1993年设立韬奋新闻奖（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该奖项已成为我国出版界、新闻界最重要的个人奖项。2009年，邹韬奋被列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值此邹韬奋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弘扬邹韬奋追求真理、矢志报国、热爱人民、乐业尽职的精神，研究弘扬他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人民大众而勇于担当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就出版人而言，我们更要结合当代出版业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新发展要求，研究韬奋精神对于当代出版的启迪意义，汲取智慧与力量，推动繁荣与发展。

当前，中国出版业整体态势稳步向好，呈现出新的发展气象。出版业正处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并存、产品升级与产业调整叠加的阶段，新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新的气象积极而向好

一是出版业的发展态势整体向好。出版业努力践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变革与融合发展的新生态正在形成。

二是出版产品的品质及数量保持稳定。选题更加注重多元化和精细化，主题出版、学术出版、国际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更加专业化，出版产品更加丰富。

三是出版融合发展与全民阅读互相促进。社会各界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升了阅读需求；出版融合发展提高了出版产品的多形态供给能力，丰富了读者大众的多样化选择。

新的挑战巨大而严峻

一是阅读习惯的变迁导致数字阅读需求增长与数字出版产品生产的不平衡。从数字出版物生产销售情况、国民数字化阅读情况、数字阅读市场规模3个方面来看，数字产品的生产能力、有效供给能力与数字阅读的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新书品种占比进一步减少，选题创新不够、题材拓展乏力、销售增长乏力的情况已经出现。

二是销售格局重构引发的流量竞争导致出版市场结构性动态调整。书业内部的竞争越来越从传统的产品销售量竞争，转向包括产品、作者、出版商、发行商、零售商、知名人士、各类网红共同参与的流量搏击，各种销售渠道“此伏彼起”增长的势头也难以持续。不同销售渠道之间的折扣战问题、数字产品的版权保护问题等，阻碍了内容生产的健康发展。2024—2025年，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呈收缩态势。

三是出版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出版产品贸易、版权贸易、国际书展与交流合作等取得较大进展，但跨国经营、国际网上交易的路还很长，我国出版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大差距。

新的机遇广阔而诱人

尽管当前出版业面临市场收缩和转型的阵痛，但技术赋能与需求升级仍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突围空间。

一是融合创新为出版产业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数字化出版产品与服务、纸数融合产品、自有新媒体运营、自研技术与平台对外服务4种较为成熟的业务模式，催生了智慧出版平台、出版智能体等一批新型出版业态。最近几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以及其中的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3项产品的收入都有较大增长，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以及出版融合发展的营收也都持续增长。

二是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为促进全民阅读开辟了新空间。数字化、多元化的阅读新风尚，降低了阅读的门槛，提升了阅读的吸引力、普及率，为促进全民阅读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是全民阅读链条的完善为改善出版、促进阅读带来了新动能。创作、出版、营销、引导、推广、阅读有机联系的全民阅读链条业已形成，为出版产品的供给乃至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今天，出版业如何发展？邹韬奋丰富的出版实践和鲜明的出版理念所凝聚的韬奋精神，为当代出版提供了重要启示。今天，我们弘扬韬奋精神，就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发出时代强音，坚守文化使命、引领主流文化，坚持服务人民、引导全民阅读，坚持创新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增强政治意识，发出时代强音

邹韬奋说过：“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1932年1月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的《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进一步指出，“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明确支持、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认定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邹韬奋便以自己所主编的报刊、所经营的书店，出版了大量进步的思想文化图书和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积极的、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文化，“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而死”。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的那样：“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邹韬奋以笔作刀枪，以出版作战场，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担当。

增强政治能力，坚持出版导向

弘扬韬奋精神，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地把人生理想、事业进步、出版发展、文化繁荣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政治能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时代坐标和使命任务，把出版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考量。

坚持双效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邹韬奋坚定地认为，出版业“事业性第一位,商业性第二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把握出版物选题和书稿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不断提升出版产品的政治质量、内容品质和出版企业的综合社会效益。

坚守文化使命，引领主流文化

邹韬奋在确立了社会主义信念之后，便初心不改、一往无前，以各种时评和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腐朽黑暗，传递正义的声音；以各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报刊和图书传播进步的文化。1940年，邹韬奋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提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他始终以“进步的文化事业”为使命，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体现了高尚的出版道德观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文化使命感。

自1926年接手主编《生活》周刊并创办生活周刊社、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至1948年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邹韬奋及继任者主持出版的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达1000多种，其中不乏《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诸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邹韬奋为生活书店确立了理论与普及并重的编辑出版方针，这些方针贴近现实、贴近读者需要，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文化。

今天，我们弘扬韬奋精神，就是要积极推动高质量出版，推出更多更好的主题出版物和扛鼎之作、精品力作、应时之作，引领主流文化，切实践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做好主题出版，突出主流思想

要聚焦“国之大者”，做好主题出版。努力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反映当代科技文化进步与改革开放的成果，反映各行各业的时代风貌。要通过深挖主题、延伸题材、拓展体裁、丰富表达等方法手段，引领主流思潮，塑造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精神。

出好扛鼎之作，提升文明高度

扛鼎之作是能够体现出版水准、撑起一流企业品牌，体现文明高度、反映社会文化水平的作品。比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复兴文库》等。新时代，我们要围绕重大标志性工程、重要学术文化著作、重要教材和工具书等，深耕细作、精益求精，推出新的扛鼎之作，为当代社会塑造智慧灵魂、锻造完美人格、提升文明高度。

出好精品力作，满足文化需求

要坚持“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积极追踪科技文化发展的前沿动向，不断开发出版具有文化、科技、学术价值的精品力作。要有出版定力和长远观念，乐于出版那些社会关注度不一定高、经济效益暂时不一定好，但是学术文化价值高、社会效益好、销售时间长的长销图书、“长尾图书”，为社会留下精彩的文化“印痕”。要着力提高出版品质，用精品出版物引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品位、引领市场需求。

出好应时之作，提升出版活力

出版普及读物、通俗读物等各种应时之作，可以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样化的阅读需要，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可以适应阅读潮流、提升出版活力，更好地繁荣出版市场。要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创新出版物的内容、形式、传播途径、阅读方式、服务方式，不断适应多渠道、多媒体、多样化、小批次的阅读潮流，适应读者的新期待，保持出版活力，进而才有可能在众多作品中涌现出畅销图书。

坚持服务人民，引导全民阅读

邹韬奋提出“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强调为读者“尽忠代谋”，建构了“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的出版理念。1936年6月，邹韬奋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提出：“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艰难局势下，生活书店年度出版图书的品种一度居于全国出版业首位，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5家分支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邹韬奋永远立于大众立场，致力于推广普及主流的大众文化。他要求全店员工竭诚为读者服务，并总结出以服务精神为核心的生活书店的8种精神，这已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伦理标杆。

邹韬奋所办的报刊、书店，“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喜爱。正如胡愈之评价的那样，“韬奋是做到真正的大众化了。”“假如鲁迅是不朽的人民的导师，韬奋却是真正的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

出版业是最基础的文化产业，阅读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当前，全民阅读已从政策层面的“倡导”“推进”，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全民阅读是文化大众化的需要，是提升国民素质、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出版的目的所在。

以读者为中心，不断满足数字化时代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数字化时代催生了电子书、有声书、手机阅读、在线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不仅丰富了出版产品的形态，拓宽了出版发展的空间，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选择。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2.1%，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9.9%，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80.6%。这说明，数字化阅读的比例已经远高于传统的图书阅读。

就读者而言，如何平衡纸本阅读与数字化阅读、精细阅读与碎片化泛读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数字化阅读中，“人工智能+阅读”的算法推荐可能导致读者陷入信息茧房，限制阅读视野的拓展；数字化阅读也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导致老年群体、特殊群体、偏远和不发达地区的读者群体陷入阅读资源获取的不平等。这些阅读的新需求、新情况，需要我们出版人以读者为中心，加以引导、予以满足。

以不同群体为对象，深入推进分类分级阅读

当前，阅读需求日益呈现出差异化和分层化的特征。一方面，我们要在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拓展各类图书馆、文化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坊、职工书屋以及实体书店、互联网阅读平台的功能，丰富完善全民阅读的基本空间。另一方面，要针对阅读方式数字化、阅读群体差异化的新特征，强化针对少年儿童、老龄群体、残障群体等特殊群体，以及针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等特殊区域的阅读服务保障。与此同时，还要针对不同层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需求，制定分级阅读标准和实施方案；针对阅读障碍者的特殊需求，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本。通过分类、分级推进和重点带动，不断适应多样化、多层次的全民阅读新要求。

完善阅读链条，加强阅读引导，提升阅读成效

要坚持推动包括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出版机构、阅读平台、媒体机构、行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人和广大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共同构筑和完善全民阅读链条，推动构建书香社会。

在努力提供主题产品、主流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有趣的、娱乐类的阅读产品供给，加强科学探究、红色体验、研读游学等体验式阅读的引导，加强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智能化阅读生态的建造，丰富阅读选择和体验，增强阅读兴趣。

通过图书评奖、阅读榜单等引导方式，通过读书栏目、深度书评、作家访谈等节目形式，通过阅读大会、阅读论坛、网络直播等活动形式，通过捐赠图书、捐建图书馆、资助阅读活动、资助弱势群体、提供阅读辅导和阅读陪伴等公益形式，让阅读变得更加有的放矢、触手可及、生动有趣、充满温度。通过加强全民阅读链条中各个环节的合作，在整体上提升全民阅读的成效。

坚持创新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吴玉章曾经评价说：“近代中国文化界，在新闻事业、出版事业上，最有成绩、最有创造能力的，要算邹韬奋同志。”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5.5万份，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一个破纪录的、现象级的发行量。他出版了多种畅销图书，其中如《战时读本》，共8册，总的销量超过100万册，创造了抗战时期图书发行的奇迹。其中重要的原因，一是内容好，按照通俗读物的可读性要求精心组织编写；二是针对性强，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需要；三是善于积极宣传推广。邹韬奋创设的“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民主管理形式，以及生产合作社的体制、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在当时都是创举。

邹韬奋是那个时代出版经营管理的大师，是不断创新发展的出版大家。其创新发展的精神至今仍可借鉴。我们弘扬韬奋精神，要义就在于创新发展。要直面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读者需求复杂多变的形势，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出版企业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重大决策机制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在运营机制、融合发展、产业结构、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创新运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建立行业的和企业的引导目标和衡量指标体系，以目标导向引导形成精品出版的核心优势，发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以品牌建设为基本保障，以技术创新为基本动能，以面向世界为基本要求，构建发展的新格局。

包括劳动、人事、分配机制在内的“三项制度”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的。2020年，中央深改委发布《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其中“三项制度”改革是重点。现在看，“三项制度”改革在出版业还很不彻底，出版物的市场集中度、出版生产的总体效益都还明显低于其他行业水平。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激发出版企业活力和动力；并加强风险管控，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经营风险。

同时，要着力塑造“大出版”格局，大力推进产业链优化与企业流程再造，进一步提高全产业链、全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构建出版数据资产服务体系，增强出版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调适能力，增强企业活力。

推动融合发展，提升发展动能

当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主要还停留在“电子书转制”和“有声书代工”等初级阶段，数字化产品收入占整个出版产品的收入比例还不高。与国外一流的出版企业相比，我们的数字化水平还不高；就读者对数字化阅读的新需求而言，我们的供给能力还不足。

融合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领，注重融合发展资源的整体性投入，注重以数据驱动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生态构建，注重“资产化+金融化”的发展路径，注重全面提升融合效能、发展动能。

“内容+技术+模式+阅读服务”的融合创新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出版业不仅要适应内容生产的数字化，为创作者提供更精准的选题策划与创作灵感，丰富出版资源；也要适应营销模式的数字化，拓宽出版物的传播渠道，为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新的引擎；还要适应阅读服务的数字化，统筹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阅读空间，以阅读需求倒逼出版生产，以融合出版适应新的阅读需求。

优化产业结构，构筑行业整体优势

出版业在注重内涵式发展、推动结构性优化的同时，需要加强与教育、学术、科技、艺术、旅游等行业的横向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发展质量。

第一，要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创新体系，以技术赋能推动业态升级。设立包括民营企业、数字化企业在内的版权服务快速响应中心，提供数字版权确权、监测、维权一站式服务，建立选题共享、渠道共建、海外推广协同机制。

第二，要完善“出版+服务”的政策体系，强化政策赋能，对坚持精品出版的企业给予选题立项优先权、税收减免等支持。要发挥民营书业在投资、科技创新、生产经营方面的机制优势，以及在发展教育、建设渠道、服务社区乡村方面的经营优势，大力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建设智能编校平台，参与原创学术著作与传统文化典籍等重大出版项目，扶持民营书业做大做强。

第三，要积极构建“纸质书+有声书+知识付费”内容矩阵，推广按需印刷云平台，建立区域协同的柔性供应链体系，盘活集基层图书馆、社区阅览室、农家书屋、文化沙龙、线上阅读、社区与乡村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基层阅读空间。

提升传播能力，增强文化影响力

创建世界一流出版企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标配”工程。按照国资委发布的标准，一流企业应有以下4个特征：一是主业突出，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二是治理良好，拥有具有国际知名的产品和企业品牌；三是跨国经营能力强，规模在国际同行业领先；四是有全球影响力，综合指标世界领先。后面的两条，我们的出版业还有很大差距，这也影响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影响力。为此，要积极开拓国际化视野和路径，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突出主业、增强核心出版能力，优化治理、打造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创新业态、开展面向全球大市场的跨国经营。通过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形成规模领先、综合指标领先的优势，从而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

韬奋精神不仅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而且对当代出版具有启示意义、指导意义。继承弘扬韬奋精神，就要立足当代出版业的发展要求、立足新的挑战与机遇，有所汲取、有所借鉴，与时俱进，促进出版业实现新的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以邹韬奋为代表的出版先贤所期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载于《中国出版》2025年19期）

【 刘伯根：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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