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军最痛心一战：牺牲高官名单触目惊心，主责将领判刑5年

1947年5月18日，热河赤峰县柴胡栏子村（现在属于内蒙古松山区）出了大事。

一支22人的冀东代表团，全是地方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在返程路上遭遇了土匪突袭。

短短三个小时，22个人全没了，其中还有5名师级以上干部。

更让人窝火的是，负责护卫他们的骑兵连就在两三公里外，却没及时赶来救援。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事，气得拍了桌子，说要枪毙责任人。

最后骑兵连连长穆根力被开除军籍判了五年，指导员王庆虎也被撤职了。

这事儿在整个解放战争里，都算是非正面战场损失最惨的一次，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惜又愤怒。

林西党代会

要讲清楚这场悲剧，得先说说之前在林西县开的那个会。

1947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开始全面反攻了。

中央军委为了把察哈尔、热河、河北三地的武装力量整合起来，就成立了冀察热辽分局，还要求尽快开一次高规格的党代会，好对付锦西、承德的敌人。

4月底的时候，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就陆续赶到林西了。

来的人里有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还有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王克如，十五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这些狠角色。

本来想数清楚到底有多少重要人物参会，后来发现光冀东这边就来了不少骨干，整个会议规格是真高。

会议开了40天，定了三个任务：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配合主力反攻，还决定成立联合行政公署，把财政、武装这些事儿统一管起来。

5月14号会议结束，代表们分批返程。

冀东代表团这22个人，是苏林燕当临时党支部书记，李中权管军事指挥，张兆仁负责行政协调。

这阵容说是“冀东党政军精华”一点不夸张，谁能想到他们这一出发，就没能平安回去。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带着一股子干劲准备回去干事业。

苏林燕还跟身边人说，回去要赶紧把会议精神落实，好好发动群众支持反攻。

那会儿没人觉得返程会有危险，毕竟情报说沿途都是解放区，敌人已经收缩了。

可就是这份“放心”，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柴胡栏子遇袭

冀东代表团的返程路线，一开始定的是经马丹、乌丹、赤峰边缘回冀东。

军区情报部门那会儿判断，赤峰的敌人13军已经撤到锦西了，沿途安全得很。

所以一开始只派了两个步兵排护送，送到马丹地界就交给乌丹军分区的骑兵连，这骑兵连有70多个人。

5月18号拂晓，代表团到了柴胡栏子村。

这个村子就40来户人家，四面是丘陵，地势还低。

本来想着在这儿歇一晚，第二天接着走，干部们就分散住在老乡家，警卫班守在村口土地庙，骑兵连则驻在2公里外的北山坡。

现在看这部署就有问题，把护卫力量放那么远，真有事根本来不及反应。

清晨6点左右，村外突然响了枪声。

后来才知道，是惯匪白金辉、于秀成带了400多人的骑兵队，本来想去大庙投靠国民党13军，听说村里有“共军大官”，就临时决定来“捞一把”。

这些土匪手里有轻重机枪、迫击炮，而代表团只有短枪和手榴弹，实力差得太远了。

枪响之后，苏林燕立马下令，让所有干部抢占房顶和院墙，掩护非战斗人员往村东凹地转移。

李中权带着警卫班在村口阻击，王平民、王克如组织人搬弹药，冀光、胡里光还把老乡送进地窖。

本来想靠着房屋坚守等待救援，可架不住敌人火力太猛。

战斗打了三个半小时，代表团打退了四次冲锋，还毙伤了9个敌人，但村口还是被突破了。

苏林燕腹部中了弹，还坚持指挥，直到胸部又中一枪才牺牲。

王平民带着最后5个人掩护大家突围，身中七弹倒在地上。

王克如、冀光、胡里光也在巷战里陆续没了。

等热北骑兵团和二十二军分区的主力赶过来，土匪早就跑了。

除了22个干部，还有13个警卫战士、3个工作人员和1个向导遇难，老乡也被杀害了30多人。

幸存者李中权身中四弹，骨头都断了，被压在尸体下面才活了下来。

搞不清那些土匪怎么就这么残忍，连老乡都不放过，这事儿想起来就觉得揪心。

更让人愤怒的是骑兵连的表现，战斗打响后，代表团两次派通信员去北山坡求援，可骑兵连连长穆根力和指导员王庆虎，居然说要“占据有利地形、迂回歼敌”，带着人躲到了7公里外的山沟里。

直到枪声停了，他们才慢慢悠悠赶过来。

很显然，这根本不是“迂回”，就是临阵退缩。

要是他们能及时冲过来，说不定能少牺牲几个人，可他们偏偏选了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场悲剧留下的“警钟”

事件发生后，消息传到中央，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说要枪毙责任人。

东北局和冀察热辽军区军法处很快就审理了这事，最后穆根力被开除军籍判了五年，王庆虎被撤职查办。

这样的处罚一点都不重，他们漠视战友的生命，就该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

这场悲剧也让部队彻底醒悟，之前的保卫制度和情报体系漏洞太大了。

中央很快下发了《关于加强后方机关与代表团警戒工作的指示》，规定以后地委以上干部出门，必须有一支建制连跟着护卫，还得提前三天和沿途的主力部队取得联系。

冀察热辽军区也成立了社会部，专门负责敌情侦察，重点打击那些骑匪、降队和地方顽固武装。

如此看来，这些制度上的改变，都是用22位烈士的命换回来的，每一条都得严格执行。

后来为了纪念这些牺牲的干部，1967年柴胡栏子村立了纪念碑，1971年又扩建为烈士陵园，上面刻着22位烈士的名字，现在成了内蒙古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次有人去参观，讲解员都会把当年的事儿细细说一遍，就是想让大家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些为革命牺牲的人。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没辜负牺牲的战友。

李中权伤好后当了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指挥过东南空域的反侦察作战；张兆仁后来成了沈阳军区政委、吉林省长；陈东还当了驻外大使，继续为国家做事。

他们能带着战友的遗愿一直往前走，也算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了。

1947年夏天，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消灭了8万多敌人，为后来的辽沈决战打下了基础。

白金辉那伙土匪，也在之后的热北剿匪战里被全歼，匪首被公审枪决，也算是罪有应得。

现在再回头看这场悲剧，它给人民军队上了深刻的一课：革命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对同志生命的漠视，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对职责的懈怠，早晚要受到纪律和良心的审判。

李中权在回忆录里写过，“我们赢得了战争，却永远失去了那些最优秀的战友，他们的血，化作警钟，在每一次夜行军中，在我耳边长鸣。”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记在心里。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几次都忍不住叹气。

22位那么优秀的干部，本来能为国家做更多贡献，却因为一次情报失误和救援失职丢了性命。

但也正是因为这场悲剧，让部队完善了制度，避免了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希望我们永远记住柴胡栏子村的这场血色黎明，记住那些牺牲的烈士，更记住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