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周，我带着寿衣来了。"
赵局长敲了敲虚掩的房门，指节在门板上叩出三长两短的节奏。
屋内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混着老式座钟的滴答："进来吧，门没锁。"
深秋的夜风吹得窗棂呜呜作响，老旧病房里的白炽灯泛着冷硬的光，映着病床上老人枯瘦如柴的手。
79 岁的周砚生躺在那里，呼吸微弱得像随时会中断的丝线，这位潜伏半生、代号 “寒鸦” 的老间谍，此刻正用最后的力气等着一个人。
门被轻轻推开，身着深色中山装的局长赵建军走进来，他脸上没有平日的威严，只余几分复杂的沉重。
“老周，我来了。”
赵建军在床边蹲下，声音放得极低，“后事你放心，组织上会安排妥当。”
周砚生的眼珠艰难地转动了一下，目光落在赵建军身上，干裂的嘴唇动了动：“赵局…… 寿衣…… 我自己带来的那个木盒子里……”
他的声音细若蚊蚋，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还有…… 盒子底层…… 有样东西…… 必须亲自交给……”
话没说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胸口起伏着像破旧的风箱。
赵建军连忙伸手帮他顺气，一边起身去拿墙角那个刻着暗纹的木盒：“你别急，先歇口气，我这就帮你找寿衣。”
木盒打开的瞬间，一股陈旧的樟木味扑面而来，叠得整整齐齐的深蓝色寿衣放在最上层。
赵建军小心地取出寿衣，刚要转身回到床边，病房门却 “吱呀” 一声被推开 —— 不是风吹的，而是有人从外面轻轻推开的。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时，整个人却像被钉在了原地，手里的寿衣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
周老住在老城区一栋戒备松散的六层居民楼里。
四楼靠东的那间小屋，是他潜伏半生的 “安全屋”。
这栋楼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灰砖外墙爬满青苔，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
楼梯间的水泥地面布满裂缝，扶手上的红漆早已褪色，只剩零星漆皮粘在生锈的铁架上。
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混杂的气味：邻居家的煤烟味、楼下修车铺的机油味，还有雨季特有的潮湿霉味。
声控灯是去年社区才换的，却总在关键时候失灵，有时走在半道突然熄灭，只能借着窗外的微光摸索。
每层楼的走廊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墙上贴满了旧广告，“疏通下水道”“回收旧家电” 的字迹被雨水泡得模糊，唯有角落里一张泛黄的 “安全用电须知”，还能看出当年的严肃。
在这里，周老以 “退休钟表匠” 的身份住了四十年。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 代号 “老钟” 的潜伏间谍，更没人知道他曾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为组织传回过上百份核心情报。
邻居们只觉得他孤僻，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门买豆浆油条，下午坐在门口修钟表，话少得可怜。
有人说他无儿无女，有人猜他是犯了错被家人抛弃，只有偶尔来找他 “修表” 的陌生男人，会让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真正知道他身份的，只有市安全局的老局长赵建军。
两人相识于 1983 年，当时赵建军还是刚入职的新人，而周老已是经验丰富的潜伏者。
四十年来，他们只通过加密电台和暗格传递消息，见面次数不超过十次，却有着过命的交情。
三年前，周老查出肺癌晚期，赵建军才打破 “不私下接触” 的规矩，以 “远房侄子” 的身份，定期来给他送药。
“老钟，今天感觉怎么样？”
每次进门，赵建军都会先检查门窗是否锁好，再压低声音问一句。
周老总是摆摆手，指着桌上修好的钟表：“还能撑几天，这些表得给人家送回去。”
他从不提病情，也不聊过去，仿佛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早已被钟表的齿轮磨成了碎片。
没人知道，周老的潜伏生涯是从 22 岁开始的。
那年他刚从外语学院毕业，就被选中派往海外。
为了隐藏身份，他改了名字，断绝了和所有亲友的联系，在异国他乡的酒馆里当服务生，在工厂里做学徒，用十年时间才混进目标机构的外围。
最危险的一次，他为了获取一份导弹部署图，在通风管道里躲了整整八个小时，差点被巡逻的警卫发现。
“那时候没想过怕，只想着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有次化疗后，周老难得多说了几句，“只是对不起家里人，我妈到死都以为我在国外失踪了。”
他的声音很轻，却让赵建军红了眼眶。
这些年，周老把所有积蓄都捐给了烈士家属，自己却过得清贫，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十年前买的，鞋底磨破了也舍不得换。
周老的生活很规律，像上了发条的钟表。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给窗台上的仙人掌浇点水 —— 那是他刚回国时种的，如今已经长得比人高。
然后出门买早点，回来后坐在门口修钟表，中午简单煮碗面条，下午听会儿短波收音机，晚上八点准时睡觉。
只有在每月十五号，他会多做两个菜，倒杯白酒，对着墙上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发呆。
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梳着麻花辫，笑得很灿烂。
“那是我未婚妻，”
有次赵建军忍不住问起，周老才缓缓开口，“当年我走之前，她还在等我回来结婚。”
“后来我听说，她等了我五年，最后嫁给了一个老师。”
他的语气很平静，手指却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这样也好，至少她能过上安稳日子。”
今年秋天，周老的病情突然恶化。
他开始咳血，连下床都变得困难。
赵建军来看他时，发现他正坐在桌前写东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都是这些年潜伏的细节和情报来源。
“老赵，我时间不多了，有些事得交代清楚。”
周老把纸折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这些是我这辈子的‘账’，得交给组织。”
10 月 23 号那天，赵建军接到周老的电话，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清：“老赵，你过来一趟，我有件事要麻烦你。”
他赶到时，周老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像纸，呼吸急促。
“我想穿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走，”
周老看着他，眼神很坚定，“就是我刚回国时穿的那件，在衣柜最上面的箱子里。”
赵建军点点头，强忍着眼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办好。”
他知道那件中山装对周老的意义 —— 那是组织给他的第一套 “身份装”，也是他结束潜伏、回到祖国的象征。
这些年，周老一直把它当宝贝，每年都拿出来晒两次，叠得整整齐齐。
“还有，”
周老喘了口气，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铜钥匙，“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个铁盒子，里面是我这些年的笔记和一份名单。”
“都是当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些已经牺牲了，你帮我把名单交给组织，让他们记得这些人。”
赵建军接过钥匙，紧紧攥在手里：“我记住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周老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没了，这辈子能为国家做些事，能认识你，我值了。”
说完，他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变得平稳。
第二天早上，赵建军发现周老已经没了气息。
他没有立刻联系殡仪馆，而是想先完成周老的遗愿 —— 帮他穿上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
他走到衣柜前，打开最上面的木箱，里面除了中山装，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他刚想拿起中山装，突然听到身后传来 “吱呀” 一声 —— 是屋门被风吹开了。
赵建军转身去关门，可当他看清门外站着的人和他们手里捧着的东西时，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手里的中山装差点掉落在地。
门外站着的是安全局的同事，每个人都穿着整齐的制服，手里捧着一面鲜红的国旗，还有一枚崭新的 “一级功勋荣誉章”。
为首的年轻干事走上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赵局长，我们是奉命来接‘老钟’同志回家的，组织已经查清了他的所有事迹，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追授他一级功勋荣誉章。”
赵建军愣了很久，才缓缓回过神。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中山装，突然想起周老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就是想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我是个中国人，是个为国家做事的人。”
他擦了擦眼泪，把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展开，轻声说：“老钟，你看，组织来接你了，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家了。”
他没有立刻打开床头柜里的铁盒子，而是先拿起那件中山装，慢慢帮周老穿上。
中山装的尺寸有些小了，周老这些年瘦了很多，但穿上后，依然能看出他当年的挺拔。
赵建军整理好衣领，又把那枚还没来得及颁发的功勋荣誉章，轻轻别在周老的胸前。
做完这一切，他才走到床头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
但是，当他看到匣子里面的景象时，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