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梁思成是筑就林徽因栖息之屋的大地，林徽因是照亮一个时代的四月天。
当死亡的风雪叩响病房门扉，一份国家的紧急征召，竟让丈夫在爱妻弥留之际决然转身。将她生命最后的余温，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这位唯一的“情敌”。
半个世纪后，梁先生的后妻林洙一句颤抖的追问，如钥匙般开启了尘封的记忆之门。
从北总布胡同客厅里的灿烂千阳，到李庄古镇烽火中的颠沛相守。
最终，所有线索都汇集于那个雪夜——那扇隔绝了生与死、爱与忠的病房门。
当一切归于沉寂，梁思成最后那两句回应。
将如何为这段旷世情谊，画上一个震撼灵魂的句点？
01
七十年代的北京，秋风已经带了些凉意。暮色像一张薄薄的灰色纱布，从窗户缝里一点点渗进来，将屋里的事物都染上了一层柔和而模糊的光晕。
林洙把最后一张建筑图纸卷好，用一根细绳仔细地捆起来，放在书架的最上层。这个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她都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
墙上挂着梁思成早年手绘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剖面图，线条精准有力，即便在昏暗的光线下，也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庄严。空气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旧书、墨汁和艾草混合的味道，那是属于梁思成的味道，也是这个家安宁的味道。
她转过身，看见丈夫梁思成正靠在窗边那把吱呀作响的藤椅里。他戴着一副厚片的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磨破了边角的牛皮相册，看得入了神。昏黄的台灯光线打在他满是皱纹的侧脸上，勾勒出他作为一名学者特有的清癯与执着。他的手指在一个页面上反复摩挲着，那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抚摸一件绝世珍宝。
林洙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她踮起脚尖，悄无声息地走过去，想看看是什么让他如此专注。
那是一张早已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人。
中间的女子，穿着一身合体的旗袍，微仰着头，笑容灿烂得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灵动的光，既有少女的天真，又有思想者的深邃。
这便是林徽因，一个即便在褪色的光影里，依旧光芒四射的女人。她的左手边，站着年轻时的梁思成，穿着笔挺的西装，温文儒雅，眉宇间带着一丝腼腆的笑意，眼神里是对身旁女子毫不掩饰的爱慕与骄傲。
而在林徽因的右手边，站着另一个人。他穿着一件随意的长衫，身形瘦削，脸上也带着笑，但那笑容和梁思成的不同，是一种全然坦然、清澈见底的笑。他的目光落在林徽因的脸上，那是一种不含任何占有欲，纯粹是欣赏与喜悦的注视。这个人，林洙认得，他是金岳霖，那个终身未娶的哲学怪才。
这张照片，林洙见过不止一次。每一次看到，她心里都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她爱自己的丈夫，敬重他，也心疼他晚年的病痛与坎坷。对于丈夫那段轰轰烈烈的过去，对于那个叫“林徽因”的名字，她从不嫉妒，只是深深地好奇。那个名字，就像一轮皎洁的月亮，虽然已经沉落，但它的清辉，却永远地洒在了这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温柔，却也让人无法真正触碰。
梁思成的指腹，正停留在金岳霖的影像上。
林洙的心跳漏了一拍。一个在她心里盘旋了许久、问了怕伤感情、不问又实在憋得慌的问题，就在这个安静的傍晚，不受控制地滑到了嘴边。
她给梁思成那只已经空了的茶杯里续上热水，然后状似不经意地，用尽可能平缓的语气问道：“老梁，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又怕你多心。”
梁思成从相册中抬起头，眼神里还有些未褪尽的恍惚。他看着林洙，笑了笑，那笑容带着一丝疲惫：“什么事啊，神神秘秘的。咱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林洙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终于问出了口：“就是……关于金先生的事。当年徽因病得那么重，你工作又那么忙，家里的事，医院的事，很多时候都是金先生在帮忙照顾。尤其到最后那段日子，听说他几乎是天天守在医院里。我就想问问，你那时候，心里就真的一点疙瘩，一点不自在都没有？”
这个问题一出口，客厅里原本温馨安宁的气氛仿佛瞬间凝固了。
梁思成翻动相册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默地摘下了老花镜，闭上眼，用指节用力地揉了揉深陷的眼窝。
墙上的老式座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一下，一下，清晰地敲打在林洙紧张的心上。她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在这样的夜晚，去触碰丈夫心底最柔软也最隐秘的伤疤。
她正想开口说点什么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比如“算了，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别往心里去”，梁思成却忽然睁开眼，轻声说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话：
“你记不记得，前年老金过八十大寿，咱们一起去他家。”
林洙被这句没头没尾的话问得一愣。她当然记得。那是在金岳霖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学生和朋友们挤了一屋子。那时的金岳霖已经很老了，衰老得像个孩子，记忆力时好时坏，话也说得含混不清。可林洙清楚地记得，当梁思成走进屋里的时候，金岳霖那双原本有些浑浊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迸发出了惊人的神采。他谁也不理，只是颤巍巍地伸出手，一把拉住梁思成，嘴里含混不清地、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几个字。当时屋里人多嘈杂，笑声、祝寿声混在一起，林洙离得远，并没有听真切。
现在想来，金岳霖当时到底在反复念叨什么？这件事，和自己刚才的提问，又到底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梁思成是在回避，还是在暗示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林洙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悬在了半空。
梁思成并没有急着解释金岳霖寿宴上的事，他的思绪似乎顺着那张照片，飘向了更遥远的过去。他重新戴上老花镜，枯瘦的手指再次指向照片里的金岳霖，对林洙说：“老金这个人啊，是个‘痴子’。当年在北平，住咱们家附近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痴的。但他们只知道他痴，却不知道他能痴到什么地步。”
他的语气非常平静，就像在讲述一个有趣的邻居的陈年旧事。
“那时候咱们住在北总布胡同，老金为了离我们近，到处找房子。他那个人，对住的地方没什么要求，就是图个近。后来啊，干脆就租了咱们后院的房子。每天到了饭点，都不用人请，他自己就溜达过来了。
他家的厨子做饭好吃，有时候做点什么特别的菜，他都会让佣人端过来，第一个就让徽因尝。吃完饭，他就跟徽因辩论，从哲学聊到文学，再从文学聊到八卦趣闻，两个人能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就在旁边笑，听他们吵，有时候听得烦了，就躲到自己屋里画图去。”
林洙安静地听着，她努力地想从梁思成那张平静的脸上，从他那略带笑意的语气里，捕捉到一丝一毫的嫉妒或是不快。但是，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他的回忆里，没有酸楚，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情和怀念，仿佛在说，那样的日子，真好。
这让林洙更加困惑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胸襟，才能让一个男人如此坦然地接纳另一个男人对自己妻子的这种“痴”？这种近乎超越了友谊的亲密，真的不会在他的心里投下一丝阴影吗？
就在林洙以为他会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最终解开自己心中谜团的时候，梁思成却忽然“啪”地一声，合上了厚重的相册。他小心翼翼地将相册放回书架上那个固定的位置，好像完成了一个庄重的仪式。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林洙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疲惫和决断：“行了，夜深了，别想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早点休息吧，明天我还要去工地看看新项目进展。”说完，他便转身，步履有些蹒跚地朝卧室走去。
林洙一个人愣在原地，看着他略显佝偻的背影，心里翻江倒海。他明明已经打开了话匣子，却在最关键的地方，猛地把门又给关上了。
他主动提起了那段往事，描绘了一个“痴人”金岳霖的形象，却偏偏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那个最核心的问题避而不谈。
他到底是在回避什么？还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沉重，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勇气，才能完整地讲出来？又或者，这一切，只是他不愿意与自己分享的，独属于他和林徽因、金岳霖三个人的秘密？
客厅里的老座钟又“当”地响了一声，夜，更深了。林洙心中的疑问，也像这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一样，变得愈发深重和迷茫。
02
梁思成的思绪，其实并没有随着那本相册的合上而停止。关上卧室的门，躺在床上，那些三十年代北平的阳光、笑语和争辩声，便如同潮水般，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了。
那时的北总布胡同三号，是一个怎样鲜活明亮的存在啊。
它不是什么豪宅大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两棵海棠树，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房子是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建筑师的巧思和主人的品位。客厅不大，但永远窗明几净。墙上不挂什么名贵的字画，挂的是朋友们即兴创作的素描和徐志摩从欧洲带回来的风景照。沙发上铺着徽因亲手设计的、带着几何图案的沙发巾，壁炉旁随意地堆着一摞摞英文原版诗集和最新的哲学期刊。整个屋子，没有一丝奢华气，却处处充满了智识的芬芳和艺术的灵气。
每个周六的下午，这里就成了全北平最热闹、也最令人向往的“文化客厅”。
那时候的徽因，身体还好，精神头十足，是这个客厅里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能用一口流利优雅的英语，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畅谈美国的“新政”与国际局势的走向；一转头，又能操着带着福建口音的国语，和乡土气息浓厚的沈从文聊起湘西的传说和吊脚楼的精妙；而更多的时候，她是和金岳霖坐在壁炉的两端，为了一个康德的哲学概念，或者一个罗素的逻辑悖论，争得不亦乐乎。
徽因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她出众的容貌。她的思想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能轻易地剖开任何故作高深的话题，直抵核心。她的语言又像是一串清脆的银铃，充满了韵律感和俏皮的机锋。梁思成常常看到，那些在各自领域里声名赫赫的大学者、大文人，在徽因面前，都像一群回到了课堂的学生，被她那天马行空的思绪和妙语连珠的言辞所吸引，时而点头，时而大笑，时而陷入沉思。
而梁思成自己，则是这个沙龙里最坚实、也最安静的“地基”。
他很少成为话题的中心。当大家在唇枪舌战时，他常常是那个微笑着为大家续茶、递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客厅角落里那个属于他的位置，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绘图板。
他就趴在绘图板上，在雪白的图纸上，用鸭嘴笔和丁字尺，细细地勾勒着那些从荒郊野外实地测绘回来的古建筑斗拱、梁架。外面的争论声，成了他工作时最动听的背景音乐。
但他又是这个沙龙不可或缺的灵魂。他的存在，就像这四合院的承重墙，为这个思想激荡的空间提供了一种无言的安定感和包容力。
他记得有一次，徽因和金岳霖为了“美”的本质是什么，吵得几乎要拍桌子。周围的朋友们都插不上话，气氛一度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一直埋头画图的梁思成忽然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笑着说：“你们别吵了。要我说，这个‘美’啊，就像咱们中国的古建筑。徽因说的，是它飞扬的屋檐，华丽的彩画，是那种诗意的、一眼看过去就让人心动的美。老金说的呢，是它严谨的卯榫结构，精准的力学平衡，是那种理性的、需要深入了解才能体会的结构之美。你们说，一座完美的建筑，能少了哪一样呢？”一席话，引得满堂喝彩。徽因和金岳霖都愣住了，随即相视大笑，一场思想的“战争”就此化干戈为玉帛。
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徽因是闪亮的星，老金是追星的人，而他梁思成，是承载着星空的大地。
金岳霖是这个客厅里最特殊、也最恒定的存在。
别人是“来”做客，而他，仿佛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他住在后院，每天都会掐着饭点，背着手，踱步过来。他的理由总是那么理直气壮：“思成，你家的饭比我家的好吃。”或者，“徽因，昨天那个问题我想到一个新的论据，必须今天跟你辩论清楚。”
梁思成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金岳霖从国外弄到一本最新的逻辑哲学论，兴冲冲地跑过来，看都不看自己一眼，直接把书塞到徽因手里，眼睛放光地说：“这个，这个东西，全中国可能只有你读起来才有意思，快看看！”
那一刻，梁思成正在旁边检查儿子梁从诫的功课。他抬起头，看到徽因接过书时惊喜的表情，和金岳霖那副迫不及待想要寻得知音的赤诚模样，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他只是笑了笑，走过去，很自然地拍了拍金岳霖瘦削的肩膀，大声说：“老金，又给我们家徽因带精神食粮来了？精神食粮不能当饭吃，一会儿别走了，留下吃饭！我让厨房今天炖了你最爱吃的东坡肉，多放冰糖的那种！”
金岳霖这才如梦初醒，嘿嘿一笑，挠了挠头，像个做对了事的孩子，高兴地在客厅里坐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画面，在外人看来或许是多么的“怪异”。一个丈夫，对自己妻子和另一个男人之间那种纯粹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不仅不嫉妒，反而像个主人一样，热情地招待着这位“精神知己”。
可只有梁思成自己知道，那份坦然从何而来。他爱徽因，爱她的美貌，爱她的才情，更爱她那颗永远鲜活、永不枯竭的灵魂。而他深知，自己的专长在于建筑，在于那些沉默的砖石木瓦。对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于纯粹的逻辑游戏，他虽能欣赏，却无法真正参与到徽因和老金那个级别的对话中去。老金的存在，恰恰像一块完美的拼图，补全了徽因精神世界里，自己无法给予的那一部分。
看到徽因在和老金的辩论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的样子，他感到的不是失落，而是一种欣慰。就像一个园丁，看着自己最珍爱的花朵，不仅在自己的浇灌下盛开，还能从别处的阳光雨露中吸取养分，开得更加绚烂。
那份喜悦，是真实而满足的。他从不认为老金是“威胁”，他只觉得，老金是上天派来，和自己一起，共同守护这朵独一无二的花朵的“盟友”。
这份看似牢不可破的默契和平衡，在北平的阳光下，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可他们谁都没想到，命运的残酷考验，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
03
“卢沟桥！卢沟桥！”
1937年7月，急促的报童呼喊声，像一把尖刀，划破了北平城古老的宁静。战争，以一种不容分说的蛮横姿态，碾碎了北总布胡同三号那诗意的生活。
撤离的决定做得仓促而决绝。他们无法带走那些承载了无数欢声笑语的家具，无法带走那一墙朋友们的画作，甚至连那些珍贵的藏书和图纸，都只能挑选最重要的塞进几个箱子里。离开的那一天，梁思成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他们亲手打造的家，院子里的海棠树正结着青涩的果子。他不知道，此一去，何时才能归来。
一路南迁，是真正的颠沛流离。火车、汽车、轮船、甚至是颠簸的牛车，他们像无根的浮萍，在战火纷飞的国土上艰难漂泊。昔日“太太客厅”里那些优雅的谈吐和思想的交锋，被现实的艰辛彻底取代。如今每天讨论的，不再是罗素和康德，而是下一顿饭在哪里，晚上睡的地方会不会漏雨，以及如何用最少的钱，给咳个不停的徽因买一点点有营养的东西。
最终，他们落脚在了四川南溪一个名叫李庄的小镇。
从北平精致的四合院，到李庄江边一座破败的农舍，反差大得让人心碎。那所谓的“家”，是几间租来的农民房，墙壁是竹篾糊的，风一吹就簌簌作响，四处漏风。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每逢下雨，屋里便成了水帘洞，需要用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去接水，叮叮当咚咚，像一首悲凉的交响曲。
对林徽因来说，这潮湿、阴冷的环境，是致命的。她的肺病在这里急剧恶化。每个夜晚，梁思成都会被她剧烈而痛苦的咳嗽声惊醒。他点亮昏暗的豆油灯，看着妻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在床上蜷缩、颤抖，听着她那撕心裂肺的咳声，心疼得像被刀子剜一样。有时候，徽因咳得急了，会咳出血来。那点点猩红溅在粗糙的土布枕巾上，刺痛了梁思成的眼睛，也让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无力感和愧疚感达到了顶点。
他不再是那个在绘图板前挥洒自如的梁教授了。他成了一个必须为一家人的生存而奔波的男人。为了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也为了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他必须拖着自己那因年少时车祸而受损、已经严重变形的脊椎，四处进行古建筑考察。
他常常需要骑着马，或者干脆徒步，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有时候为了测绘一座高大的古塔，他需要爬上摇摇欲坠的脚手架，在烈日下或寒风中一待就是一整天。尘土和汗水糊住了他的脸，脊椎的剧痛让他直不起腰，晚上回到家，他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他把一个男人所有的坚强都留在了外面，只在深夜面对咳血的妻子和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时，才会流露出内心深处的脆弱和绝望。他的爱，变得如此沉重，如此具体，具体到是菜市场里那一小块珍贵的猪肉，是托人从城里带来的几片消炎药。
而徽因，病痛消磨了她的身体，却丝毫没有磨损她那颗高傲而坚韧的灵魂。当身体状况稍好一些时，她会坚持从床上坐起来，靠着一堆旧被褥，在膝盖上铺一块木板，帮助梁思成整理那些纷乱的测绘资料和手稿。
她的字迹因为虚弱而变得有些歪斜，但每一处注释都依然清晰、精准。她还会把两个孩子叫到床前，教他们念古诗、学英文。
昏暗的油灯下，她苍白的脸庞因为投入而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那份美丽，因为苦难的映衬，反而增添了一种令人心折的悲壮。
就在这最艰难、最绝望的岁月里，金岳霖，那个“痴子”，又一次出现在了他们的生命中。
他也随着学术机构辗转来到了昆明，听闻梁思成一家在李庄的窘境后，便想方设法地搬到了离李庄不远的地方。他自己也是孑然一身，生活同样清苦，但他几乎是倾其所有地，来帮助这个他视为精神家园的家庭。
梁思成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下午。金岳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两只老母鸡，用绳子拴着鸡脚，一路提着，走了十几里山路，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他家门口。
他把鸡递给梁思成，气喘吁吁地说：“这个……这个给徽因补补身子。我听说，鸡汤对肺病好。”
那两只鸡，在当时简直是无价之宝。梁思成看着金岳霖被汗水浸湿的衣衫和裤脚上沾满的泥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重重地拍着他的背。
梁思成外出考察的时候，短则十天，长则半月。偌大的一个家，就剩下病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是金岳霖，默默地承担起了守护者的角色。他会像个老农一样，去帮着挑满沉重的水缸；他会抡起斧头，把捡来的柴火劈成一小段一小段，整齐地码在灶房门口。他不善言辞，也不多说，只是用最实际的行动，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有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梁思成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他当时正在外地测绘，无法回来。那天夜里，徽因突然高烧不退，说起了胡话，整个人都烧得滚烫。两个孩子吓得只会哭。是金岳霖，听见隔壁的哭声后，二话不说，披上一件蓑衣就冲进了瓢泼大雨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跑了足足五里地，才把镇上唯一的老中医从被窝里拽了起来，背到了家里。
等梁思成几天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听孩子们说起那晚的凶险，他立刻跑到金岳霖的住处。金岳霖正坐在门口，就着咸菜喝着稀饭。看到梁思成，他只是笑了笑，说：“回来了？徽因没事了就好。”
梁思成走过去，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伸出双手，紧紧地、用力地握住了金岳霖那双因为常年写字而布满墨痕、又因为近期干粗活而变得粗糙的手。他看着金岳霖清澈的眼睛，一切的感激、信任和兄弟般的情谊，都融化在了这个无言的紧握之中。
从那一刻起，梁思成心里就无比清楚：金岳霖，早已不是什么“太太客厅”里的辩论对手，也不是什么“情敌”。他是家人，是过命的兄弟，是一个可以把后背、甚至可以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的人。
04
抗战胜利的锣鼓敲响时，林徽因的身体，却像一盏油尽的灯，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光亮。
回到北平，住进了清华园，生活条件比李庄好了千百倍，但她的肺病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在病榻上度过。昔日那个才情横溢、光芒四射的女子，被病魔无情地禁锢在了方寸之间。
与此同时，梁思成迎来了他建筑事业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人生中最身心俱疲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作为中国建筑界的泰斗，梁思成被委以重任。他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要呕心沥血地建立起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体系；他要参与国徽的设计，那小小的圆形图案里，浓缩着一个新生国家的荣耀与梦想；他还要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那将是一座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的丰碑。
这些工作，任何一件，都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心力。而梁思成，却要将它们同时扛在肩上。
他的生活被切割成了两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寒冰。
白天，他可能是在最高的会议上，面对着国家领导人，慷慨陈词，激烈地辩论着他所坚持的“民族形式”的建筑理念，为了一个屋顶的样式，为了一个装饰的细节，争得面红耳赤。那一刻，他是一个充满激情、为理想而战的斗士。
而到了夜晚，当他拖着因脊椎病而愈发僵硬的身体，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赶到协和医院的病房时，所有的激昂和意气风发都会瞬间褪去。推开病房门，迎接他的，是消毒水的味道，是监护仪器单调的声响，和妻子那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
他会坐在病床前，脱下那身在会场上还带着余温的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握住徽因那只因为输液而布满针眼、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手。看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他心里充满了撕裂般的疼痛。他常常就那样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手里可能还捏着一张未完成的设计草图，脑子里还在想着纪念碑的浮雕内容，但他的眼睛，却一刻也无法从妻子的脸上移开。那眼神里，交织着深沉的爱，无尽的疲惫，和一种面对生命流逝时，深不见底的无力感。
他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能设计出永载史册的建筑，却设计不出任何方案来挽留妻子的生命。
就在梁思成“分身乏术”，被巨大的工作责任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金岳霖，再一次，以他独有的方式，成了那个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相比梁思成的极度忙碌，金岳霖的时间要自由得多。他那时也在清华哲学系任教，但他早已习惯了独身生活，没有什么家事拖累。于是，每天下午没课的时候，去协和医院探望林徽因，就成了他雷打不动的“功课”。
他很快就成了病房里一个独特而恒定的存在。
他不像其他探病者那样，一进门就愁眉苦脸，或者小心翼翼地问“今天感觉怎么样”，那些话只会增加病房的压抑。金岳霖从不这样。他总是带着一股哲学家的冷静和从容，仿佛他不是来探望一个垂危的病人，而是来拜访一个老友。
他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能让徽因哪怕只有片刻欢愉的小东西。有时候是一束从乡间小路上摘来的、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带着泥土的芬芳；有时候是一本新出版的诗集，他会坐在床边，用他那带着逻辑思辨味道的语调，为她轻声读上一两首；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带来一些当天听来的趣闻轶事，比如学校里哪个教授又闹了什么笑话，或者他在路上看到的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猫。
当徽因清醒时，他就陪她聊几句。当徽因陷入昏睡时，他也不觉得尴尬或无聊。他会搬个凳子，安安静静地坐在病床不远处，自己看书，或者干脆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出神。
他用他那强大的内在秩序和沉静的气场，奇迹般地冲淡了病房里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气息。他就像一个沉默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小小的、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
梁思成每次深夜赶到医院，十次里有八次，都能看到金岳霖或是在那里，或是刚刚离开。有时候，他俩会在医院的走廊里遇见。两人对视一眼，点点头，梁思成回说：“老金，又辛苦你了。”金岳霖则会简单地交代一下徽因今天的情况：“下午精神还好，喝了小半碗粥。刚才睡下了。”
没有多余的客套，没有虚伪的寒暄，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当然，这种“自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
病房里有个新来的小护士，年纪不大，心思单纯。她观察了好几天，终于忍不住跟年长的护士长在护士站里悄悄议论：“护士长，您说那个金先生真奇怪。他跟病人非亲非故的，怎么天天都来啊？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比梁先生待的时间还长呢。梁先生可是她丈夫啊。”
这番议论，恰好被前来探望老师、帮忙送些日用品的林洙听见了。那时的林洙，还是清华建筑系的一名年轻职员，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她听到这话，心里也咯噔一下，虽然她敬佩金先生对老师的情谊，但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小护士的疑问，确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
不久，这话不知怎么也传到了梁思成的耳朵里。一次他去护士站询问病情时，那个小护士看到他，脸一下子就红了，显得手足无措。梁思成却像是浑然不知，他办完事，临走前，忽然转过身，非常诚恳地对护士站里所有的人说：“这些日子，辛苦大家了。徽因的病，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他顿了顿，目光特意落在了那个小护士的脸上，温和地继续说道：“也谢谢你们，让金先生能在这里陪着她。有他在，徽因会高兴一些，我也能更安心地去工作。”
一番话，说得坦荡磊落，充满了感激，没有一丝一毫的芥蒂。那个小护士愣住了，随即羞愧地低下了头。林洙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对自己的老师梁思成，除了敬佩，又多了一层深深的、几乎无法言说的敬畏。
她隐约感觉到，在这三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远远超越了世俗男女情感的，更加宏大和纯粹的东西。只是那时的她还太年轻，无法真正看透其中的玄机。
而那个玄机，很快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以一种最残酷，也最悲壮的方式，彻底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05
1955年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倒春寒，窗外飘起了不大不小的雪花，给整个城市罩上了一层凄冷的白色。
协和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窗玻璃上“沙沙”的轻响。林徽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她已经好几天无法进食，完全靠输液维持着。高烧让她陷入了持续的昏迷，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监护仪器上那单调的“滴——滴——”声，成了这个房间里唯一证明生命仍在继续的节拍。
梁思成坐在床边，双眼布满血丝，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试图用自己掌心的温度，去温暖那支曾经弹奏出美妙乐曲、绘制出无数精美图纸、如今却冰冷得没有一丝生气的手。
他凝视着徽因那张因为极度消瘦而显得五官更加分明的脸，过去的五十多年岁月，如同一部快放的黑白电影，在他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从初见到相恋，从携手留学到共筑家园，从“太太客厅”的意气风发到李庄岁月的相濡以沫……这一切，都将要画上句号了。巨大的悲伤像一块铅，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干部探进头来，神色焦急地对梁思成低语：“梁先生，办公室的紧急电话，说是务必请您去接一下。”
梁思成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来的紧急电话，只可能为了一件事。他松开徽因的手，站起身，走到病房外面的护士站。
电话那头，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声音严肃而急切：“思成同志，总理马上要召开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最后一次评审会，几个关键的细节需要您这位总设计师亲自到场拍板。会议半小时后开始，车已经在医院门口等您了。”
“……” 梁思成握着冰冷的话筒，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一边，是与他相伴一生、即将离他而去的妻子；另一边，是凝聚了他毕生心血、象征着国家精神的民族丰碑。
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责任，也是关乎他一生事业荣誉的时刻。忠与爱，在此
刻，形成了一道最残酷的选择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