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斑斓:色彩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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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玄•纁
幽玄之境:东方文化的含蓄之美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玄,幽远也。……象幽而入覆之也。”玄色由此被赋予“幽远”的象征意义。这种深邃的色彩不仅能覆盖浅色,更被认为蕴含着吸纳宇宙精华的神秘特质。正是这些特性,使玄色在视觉上呈现出深不可测的意境——既似幽深的潭水般难以窥见其底,又如遥远的星空般引人无限遐思。
玄色的深不可测不仅引申为“幽远”,还能抵达“幽玄”之境。所谓“幽玄”,常被视作日本美学的独有印记,然而这份审美早已流淌在中国文化的血脉里了。六朝文人最爱用这种朦胧的笔触勾勒意境,唐代高僧也借它来传递佛法的深意。想想王维画里那些若有若无的远山,听听古琴余音绕梁的韵味,再品品苏轼“空山无人”的留白——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余韵,不就是中国式幽玄最生动的写照吗?它从来不需要明说,就像春夜的细雨悄悄渗入宣纸,在千年的书画琴茶中慢慢晕染,最终沉淀成东方特有的那份含蓄之美。
就拿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来说,当你走进苏州拙政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宽宽的白墙影壁,穿过影壁两侧的圆形洞门,迎面所见为兰雪堂,穿过兰雪堂两侧的小门,才算真正来到了园子里面。中国古典园林入口处影壁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园林内美好的景物,一进门就一览无余。而当你穿过影壁,走进园中,又会不时地遇到各种各样的视觉障碍,导致每走一步都只能欣赏到一个角度的美好,没有任何一个角度能让你尽览所有的美好。这种独特的空间营造手法,我们称为“曲径通幽”。
再拿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来说,当你打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会发现在评价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时,作者特别强调“无我之境”比“有我之境”层次更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些属于“无我之境”的诗句,将情感藏得很深,没有一个字是直白地表露情感,但又没有一个字不是在传达情感。这种寓情于景、意在言外的艺术表现,我们称为“含蓄深远”。
另拿中国古典家居装饰艺术来说,当你欣赏五代十国时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会发现该图以许多精美的屏风作为隔断,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生活场景分割成多个部分,使每部分画面各自独立。画中床榻两侧也有围屏,围屏上画有水墨山水,睡在床榻上的人可以欣赏着围屏上的山水画慢慢入睡,古人雅称此境为“卧游”。中国传统家居装饰惯于在居住空间摆放屏风,营造出一种“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美学氛围,给居住空间带来朦胧的诗意。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我们称为“清虚缥缈”。
无论是中国园林的“曲径通幽”,古典诗词的“含蓄蕴藉”,还是家居陈设的“虚实相生”,都彰显着中国古典艺术将“幽玄”奉为至高审美境界的追求。
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日本审美传统孕育出独特的“阴翳之美”,主张只有将审美对象置于幽暗光线中,方能呈现其高雅韵味。这一理念与中国文化中“幽玄”的审美境界一脉相承。
试想:灯火通明的教室里,万物清晰可辨反而索然无味;而当灯光全部熄灭,仅剩几支烛火摇曳,黑暗吞噬大半空间,唯有零星角落笼罩在朦胧光晕中——这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氛围便油然而生。日本美学将这种隐没于黑暗的审美意境称为“阴翳”,实则是东方“幽玄”境界的诗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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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和全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长卷通绘多个夜宴场景,其间以屏风为空间区隔。这种设计体现了中式家居对“幽玄”审美意趣的装饰性追求。
《周易·系辞下》有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亦言:“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这些古训启示我们,真正的智者不会轻易显露锋芒,而是始终低调涵养、沉潜积淀,只为有朝一日厚积薄发、一鸣惊人。这种“韬光养晦”的处世之道,正是“幽玄”美学在生命境界中的深刻映照。
若将视野拓展至整个中国文化谱系,便会发现一个深刻现象:自古至今,凡是具有神妙莫测、幽邃难解或朦胧晦暗特质的事物,都能通过“玄色”的语义延伸,被纳入“玄”的范畴。这种现象,难道不就是郑玄《说文解字》在阐释玄色之“幽远”时所说的“象幽而入覆之也”所要表达的意思吗?
地黄之德:厚德载物的大地象征
如今人们提到黄色,常常联想到黄色图片、黄色电影、黄色笑话等低俗内容,这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中,黄色不仅毫无负面含义,还是仅次于玄色的尊贵色彩。古人认为:玄色象征天的本源,黄色代表地的统御。玄黄交融的配色,正是中国文化中“天地交感”哲学观的色彩表达。
然而大地色彩斑斓,华夏文明为何独尊黄色?这必须追溯到古老的五行学说。最初的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相生相克的自然物质材料。从先秦至两汉时期,五行学说与阴阳理论融合,内涵不断深化:从具体物质材料发展为五种动态存在类型,并延伸出五色、五方、五德、五服、五时、五音、五脏等系统理论,最终形成以五行为核心的包罗万象的体系。
这套极具阐释力的五行体系,通过国家制度规范、士人深度诠释以及民间广泛实践的共同作用,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层,并对各个领域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色自周代以来以“五色”为正统,正是源自这一古老的五行体系。正如《尚书·益稷》记载:“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清代孙星衍在注疏中解释道:“《考工记》:‘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出于黑,故六者有黄无玄为五也。”这段注疏不仅揭示五色与五行方位的对应关系,还凸显天地玄黄在色彩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的形成,源于五行与方位的精妙对应:东方属木,象征日出之地草木蓬勃的生机,对应青色;南方属火,代表烈日高悬的炎热,自然以赤色为表征;中央属土,因“中和”之德被奉为至尊,所以黄色获得重要地位;西方属金,映射出金属的光泽,并与秋季的肃杀之气相融,因此用白色代表;北方属水,黑土地因富含腐殖质而呈现黑色,正好符合水行润下特性。原始六色中的“玄”由于与水行属性相近,最终被归入黑色系,从而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五色理论体系。
五行学说将五方与五色对应,其中尤以中央之黄最为精妙。这种源自土德的黄色,既承载着坤厚载物的博大胸怀,又如同大地般成为四方汇聚的中心。它不单是一种色彩,更是儒家“执两用中”智慧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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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北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局部) 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中鹦鹉羽毛集合青、红、黄、白、黑五种正色,得名“五色鹦鹉”。卷后宋徽宗赵佶题跋记载,这只鹦鹉来自五岭以南地区。可以推断,它是岭南进贡宫廷的珍禽,属于宋代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兽之一。
需特别指出的是,五行体系对中国古代舆服制度产生了系统性影响,深刻塑造了朝廷的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后周设司服官专掌天子十二旒冕服,其服色制度严格对应五行方位:祭昊天上帝着“苍衣苍冕”;祭东方上帝及朝日着“青衣青冕”;祭南方上帝用“朱衣朱冕”;祭皇地祇及中央上帝着“黄衣黄冕”;祭西方上帝及夕月服“素衣素冕”;祭北方上帝、神州及社稷用“玄衣玄冕”;宗庙祭祀等重大礼仪则着“象衣象冕”。
这套十二冕服体系构筑了一个精妙绝伦的色彩密码。以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为经纬,其中那抹尊贵的黄色,既承载着中央土德的厚重,又暗合“执中守正”的治国智慧。最耐人寻味的是昊天上帝的专属“苍色”——这种介于青黑之间的神秘色彩,犹如黎明时分的天空,既超然于五方正色之外,又与之浑然一体。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让色彩本身成为沟通天人的语言:既维系着五行体系的完整,又通过浓淡深浅诉说着祭祀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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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北宋 徐崇矩(传) 仙女炼丹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绘仙女炼丹情景暗合传统五行哲学:石(金)、竹(木)、溪(水)、日(火)、坡(土)齐聚画面。仙女坐骑黑猪,其色属水;右手葫芦采炼红日之气,赤焰属火——二者构成“水火既济”之象,深契道家修炼核心境界。
追本溯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玄地黄”,不仅是天地本色的诗意写照,更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这种独特的色彩观,既展现了先民对自然万物的细腻体察,又暗藏着对宇宙秩序的深刻理解。柳宗元在《天说》中那句“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道出了华夏文明最本真的色彩认知。那玄之又玄的天色,那坤厚载物的地色,不正是混沌初开时,天地留给我们的第一抹色彩印记吗?
制作:凌小凡
初审:司丽丽
复审:李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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