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神”李国安：躺着也要打井，内蒙老汉落泪：没见过这种当官的

1993年4月24日，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气温飙到四十五摄氏度，热浪把远处的土丘都烤得发白。五连的水罐车抛锚在盐碱地里，车头冒着青烟，战士们渴得嘴唇起皮。李国安蹲在地上，用指尖拨开一撮干土，“这下面应该能见水脉。”那一句轻声判断，让身边的参谋愣住——谁也没想到，刚接到母亲病危电报的他仍在琢磨井位。参谋劝道：“团长，先回去吧！”李国安抬头只是笑：“水找不到，我哪儿也不去。”

李国安1944年生于河北平山，19岁从军，一头扎进给水工程兵行列。1960年代第一次进沙漠，他就见识了“甜水井”那股苦涩的咸味；后来每回路过，战士总故作轻松说“味道不错”，可脸色早被盐分熏得发青。1963年6月，两昼夜断水，周恩来总理亲派直升机送来几十桶清水。那个画面盘桓在李国安脑海，他暗下决心：总得有人把口渴彻底终结。

1992年初夏，团里配发两台老旧震击钻机，他干脆把指挥所搬到钻台边。戈壁地表温度接近五十度，胶鞋底子都软得发黏，他仍拿着铁锤标记方位；骆驼骨架在风里咯吱作响，像无声的催命钟。不少技术员被炙烤得昏倒，他却一天走出三十多公里，把方圆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扫成了棋盘格。第三年春天，淡水层的位置被他锁定在五连驻地东北一百二十米处，深度二百三十米。

1995年6月15日凌晨五点，钻机最后一次轰鸣，似被闷雷点燃，井口猛然喷出清澈水柱。战士们端起头盔接水，一饮而尽，喊声震天：“甜！”那水确实甜，因为里面没有硫酸盐，也没有氯离子超标。连里临时搭的篝火越烧越旺，李国安靠在车门，像个淘气孩子拍手大笑，身上满是油渍和泥浆。

消息传到后方，呼和浩特两个老汉赶了两百公里找他。那是1993年深秋，他们提着一只旧布袋和一个人造革包，硬塞给李国安五万元“辛苦费”，票子皱得像烘干的树皮。老汉说：“乡亲们一人抠一块两块攒的，只求打一口井。”李国安嗓子哑得厉害，挥手道：“钱收不下，井一定打。”次年“五一”，关键下管工序赶上七级风，他腰伤复发，干脆侧躺在井台旁指挥，黄沙把他埋出一个小丘。井完工，村口立碑四个红字——“饮水思念”。

腰伤的缘起，要追到1993年9月那场报告会。连跑十几个大城市，他日夜颠簸，下火车时竟被人抬着下来的。301医院诊断：腰椎管肿瘤。手术切除了三块椎骨的三分之一，腰上安了十五厘米宽的钢围腰。医生叮嘱：“一年之内别远行。”可李国安只休息了三周，写下一行小字放在枕头边——“多活一天，赚二十四小时”，随后悄悄办好离院手续。

1994年4月，他带队勘察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那辆212吉普车在戈壁上颠得像筛子，保险架折过五次，减震器坏了四根。车开不上去的地方，他拄着枯杨木削成的拐杖一步步爬。高原烈日下，钢围腰不断磨破皮肉，血水和汗水混成渍斑，他只是把脓血短裤直接扔进沙丘里继续赶路。四个多月，他行程两万四千八百公里，确定一百零九个井位，写下二十二万字报告，让十万名军民看到了甘甜水源的希望。

外人敬他叫“水神”，家里人却尝尽苦楚。母亲整整盼了二十年，没能住进那套北京分给李国安的房子；妻子郭晓莹头部缝了三十多针、左臂骨折，他仍在工地；儿子李源气得摔书本，“你要再不管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李国安心头刺痛，可他只会笨拙地拍着孩子肩膀说：“等爸爸忙完这口井。”后来学校请他讲课，李源躲在人群里，听着父亲讲沙漠、骆驼和水，眼泪直掉。那天晚上，李源写信：“爸，我再也不埋怨了，‘国泰’’民安’是你的信念，也是你的名字。”

2000年以前，内蒙古中西部沿线大部分边防连队已用上深井自来水，饮水管铺到了食堂、宿舍、温棚和浴室。老兵交接班时常会拍一拍水龙头，仿佛确认夢境成真。有人统计，李国安在岗三十五年，主持打成五百多眼井，受益人口超过百万。可每次被问到功劳，他总摆摆手：“干这行，挖到水才算数，没水就得接着挖。”

2001年冬天，李国安去北京复查。医生拆开他的钢围腰，大惊：里侧铁片磨得发亮，边缘卷曲像刀锋，若再迟些，可能划伤大动脉。李国安若无其事笑道：“好在井都打完啦。”他说这话时，窗外飘着小雪，白雪落在窗台，与远处的松树一同静立。战士们说，那一刻像极了沙漠深夜点起的火把，短暂却耀眼。

李国安至今仍保存着那根白蜡木拐杖，杖头磨得光滑。偶有访客惊叹，他只淡淡应一句：“它帮我找过水。”句子简短，却道出了他全部的坚持。那个曾在黄沙中化成“小沙丘”的人，早已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内蒙古地下的水脉里，就像战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甜水里有李团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