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业，你快看！是两条杠！我……我是不是又有了？”
妻子徐莉几乎是撞开卫生间的门，冲到我面前，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颤抖的狂喜。
我看着她高高举起的那根小小的验孕棒，看着上面那两道刺眼的，如同判决书般的红线，感觉我整个世界的血液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八年前，我就已经背着她，偷偷去医院，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我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紧紧地抱住她，心里却只有一个冰冷到极致的念头。
等到孩子出生，我一定要去做一份亲子鉴定，我必须要亲眼看看，这个家，到底是谁背叛了谁。
可当我最终拿到那份薄薄的报告时，我却彻底傻眼了。
01
我叫方建业，今年四十三岁，是一名在本地一所重点中学教了二十年物理的老师。
我的生活，就像我每天在黑板上写的那些物理定律一样，稳定，规律，严谨，也枯燥得一成不变。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晚上六点准半时回家，偶尔参加学校组织的，不得不去的应酬。
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几乎构成了我过去二十年里，全部的世界。
妻子徐莉在一家社区医院当护士，比我小三岁，性格开朗，人缘很好。
我们的女儿方瑶今年十七岁，正在读高三，品学兼优，是这座沉闷的房子里，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中心。
我们的家，从表面上看起来，和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个正在为高考而奋斗的普通家庭，没有任何的区别。
平静，安稳，为了房贷，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日复一日地，努力地运转着。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这片看似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的家庭生活之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足以在任何时候掀起滔天巨浪的，我一个人的秘密。
这个秘密，我已经像个罪犯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守了整整八年。
八年前，我背着徐莉，也背着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偷偷去医院，做了一个男性的输精管结扎手术。
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徐莉的一次意外怀孕。
那个时候，我们的女儿方瑶才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正是最需要花钱，也最需要花精力的年纪。
我的工资不高，只是个普通的物理老师，徐莉作为一名社区护士，收入也相当有限。
我们每个月都要拿出工资的大半，去偿还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房贷。
在那种情况下，再生一个孩子，对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力劝徐莉放弃那个还未成形的孩子。
为此，我们爆发了结婚以来，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徐莉坐在沙发上，哭着指责我自私，指责我冷血，说我不尊重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我则拿着笔和纸，像给学生上课一样，冷静地，一条一条地，跟她计算着养育第二个孩子，需要付出的，我们根本无法承担的经济成本和精力成本。
那场争吵，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后，她妥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我那些冰冷的，残酷的现实数字，给说服了。
她一个人，去了医院，做了那个让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备受创伤的流产手术。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她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那张原本红润的脸，苍白得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宣纸。
她没有哭，也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只是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
看着她那个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愧疚，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巨大的恐惧。
我害怕，害怕这种意外会再次发生。
我害怕，我们会再一次面临这种充满了痛苦和伤害的艰难抉择。
于是，一个星期后，我瞒着她，也瞒着所有人，包括我最好的朋友。
我以“学校组织体检”为名，请了半天假。
偷偷地去了另一家离我们家很远的，她绝对不会去的医院，做了一个在医生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只需要十几分钟的小手术。
我以为，我用这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彻底地，永久地，解决了我们家庭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大的“后顾之忧”。
这个秘密的决定，成了我维系家庭“稳定”的，自以为聪明的基石。
也成了压在我内心深处，最沉重，最不敢触碰的，充满了负罪感的枷锁。
这些年来，随着女儿瑶瑶一天天长大，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了非常明显的，肉眼可见的好转。
房贷还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两年。
我的职称也顺利地评上了高级，每个月的工资也涨了一些。
而已经四十岁的徐莉，那个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念头，却像一根被压抑了太久的弹簧，以一种超乎我想象的，强烈的力度，反弹了回来。
02
她羡慕邻居家那儿女双全，每天打打闹闹的热闹景象。
她也羡慕她科室里那些年轻的小护士们，下班后抱着自己那软乎乎的孩子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模样。
她觉得，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太孤单了，她想趁着自己还能生，还能抓住育龄的尾巴，给这个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的家，再注入一点新的活力。
“建业，我们再要一个吧？你看隔壁老王家那个小子，虎头虎脑的，多可爱啊。”
“瑶瑶明年就要考大学了，她要是考到外地去，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那得多冷清啊。”
她开始在饭桌上，在睡觉前，在我看电视的时候，反反复复地，跟我提起这件事。
而我，每次都只能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心虚地，用各种各样的，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她。
“年纪都这么大了，快四十一的人了，再生孩子，对你身体不好，风险太大。”
“瑶瑶现在高三，正是冲刺的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二胎，不是给她添乱吗？会影响她学习的。”
“你看看现在养个孩子的成本多高啊，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日子过得轻松点，何必再给自己找罪受呢？”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但也都是彻头彻尾的，用来掩盖我那个不可告人秘密的，无耻的谎话。
我不敢告诉她，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了。
我内心的愧疚，和那个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意外而被揭穿的谎言所带来的巨大恐惧。
像两条毒蛇，日日夜夜地，啃噬着我的良心，让我备受煎熬。
我只能用加倍的“好”，用一种近乎讨好的方式，来弥补我心中那份巨大的亏欠。
我包揽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每天变着花样地给她做她爱吃的菜。
我对她的所有要求，无论合理与否，都尽我所能地，有求必应。
我想用这种方式，让她开心，让她感觉到我的爱，让她慢慢地，忘记那个不切实际的，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命运，或者说生活，给我开了一个天底下最荒唐，也最残忍的玩笑。
那天晚上，我正在客厅里，给女儿方瑶讲解一道她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关于电磁感应的物理大题。
家里的气氛，像往常一样，因为高考的临近而显得有些紧张和沉闷。
突然，徐莉拿着一支小小的，白色的验孕棒，像一阵风一样，几乎是撞开了卫生间的门，冲了出来。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难以置信、震惊和巨大狂喜的复杂表情。
她举着那支验孕棒，像举着一个刚刚到手的，梦寐以求的奖杯，递到了我的面前。
她的声音因为过度激动而颤抖着，甚至有些变调。
“建业，你快看！你快看！是两条杠！鲜红鲜红的两条杠！”
“我……我没有眼花吧？我是不是……又有了？”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支小小的，还沾着水汽的塑料棒上。
那清晰无比的，刺眼的两道红线，像两把刚刚出鞘的，烧红了的利剑，狠狠地，毫不留情地刺进了我的眼睛里。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彻底停止了运转，一片空白。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惊雷，从天灵盖，狠狠地劈中，整个身体都麻木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脑海里唯一的，也是最强烈的，反复回响的念头。
紧接着，就是一股冰冷的，如同瞬间坠入万丈冰窟般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被背叛的，滔天愤怒。
我背叛了她，我用一个卑劣的谎言，欺骗了她整整八年。
而她，也用一种最直接，最残忍，最具有毁灭性的方式，彻底地背叛了我。
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像放电影一样，闪过无数个念头，也闪过无数张模糊不清的男人的脸。
是她那个风趣幽默，事业有成，一直对她“关怀备至”的大学同学顾远？
是她科室里那个新来的，据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帅气的男医生？
还是……还是我根本就不认识的，某个存在于我生活阴影里的陌生人？
我不敢再想下去，我感觉自己的牙齿都在打颤，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愤怒和屈辱。
可我抬起头，看到的，却是徐莉那张因为巨大的喜悦而涨得通红的，充满了光彩的脸。
和她那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无限期盼光芒的，亮晶晶的眼睛。
她像一个终于得到了自己最心爱的糖果的孩子，正等待着和我，她最亲密的人，分享这份迟来了八年的，天大的喜悦。
我所有准备要脱口而出的质问，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屈辱。
在那一刻，都像被一块无比沉重的巨石，死死地，狠狠地卡在了我的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03
我害怕，我怕我一旦戳穿这一切，这个我用无数个谎言和卑微的讨好，苦心维系了八年之久的，看似完整的家。
就会在瞬间，轰然崩塌，摔得粉身碎骨。
我强行地，用尽了全身所有的意志力，压下我心中那翻江倒海般的，几乎要将我整个人都吞噬掉的巨大浪潮。
我挤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扭曲无比的，所谓的“惊喜”的表情。
我站起身，张开我那已经变得有些僵硬的双臂，一把抱住了她。
我用同样因为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违心地，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太……太好了！老婆，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我们终于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从这一天起，我的生活，就彻底变成了一场充满了谎言、伪装和猜忌的，永无止境的“无间道”。
我在妻子徐莉的面前，必须扮演一个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充满期待的模范丈夫。
我每天早上，会比她早起一个小时，为她精心准备好营养丰富的，据说对孕妇好的早餐。
我会在她下班后，为她打好温度适宜的洗脚水，帮她轻轻地按摩因为长时间站立而有些浮肿的双腿。
我陪她去医院做每一次产检，虽然我总是以“男士止步”为借口，只把她送到诊室的门口。
我对着那些我根本看不懂的，画着各种曲线和数据的检查报告，和她一起，假装兴奋地，讨论着孩子的发育情况。
我对她所有的，因为怀孕后荷尔蒙变化而变得有些无理取闹的要求，都有求必应，从无怨言。
可一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
当她在我身边，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满足的微笑沉沉睡去时。
我却被那巨大的，如同无数只蚂蚁般啃噬着我内心的猜疑和痛苦，反复折磨得夜夜无眠。
我开始了我的，无声的，像个卑劣的小偷一样的秘密调查。
我的怀疑名单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清晰无比的名字，就是顾远。
顾远是徐莉的大学同学，他们当年，据说关系就非常好，好到一度让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走到一起。
只是后来，因为顾远要出国深造，而徐莉选择了留在本地工作，这段感情才不了了之。
现在，顾远是一家在国内都非常知名的建筑设计所的合伙人，业内有名，儒雅多金。
最关键的是，他几年前因为感情不和离了婚，现在是钻石王老五。
他们这些年，一直都保持着所谓的“纯洁的友谊”，从未断过联系。
偶尔会约着一起吃个饭，或者去看个我完全不感兴趣的画展。
回来后，徐莉会跟我聊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关于什么后现代主义，关于什么解构设计，关于那些我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诗和远方。
顾远的存在，一直就像一根扎在我心里，时常会隐隐作痛的，拔不出来的，细小的刺。
而现在，这根刺，变成了一把随时都可能将我凌迟处死，让我身败名裂的，锋利的刀。
我开始像个蹩脚的，充满了嫉妒心的，可怜的侦探。
我趁徐莉洗澡或者熟睡的时候，偷偷地，用她的指纹解开她的手机，翻看她所有的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
可是，我什么实质性的，能证明他们有不正当关系的证据，都没有找到。
她和顾远的聊天内容，都光明正大得让我感到绝望，止于朋友间的日常问候和对一些社会新闻的探讨。
没有任何暧昧的，不堪入目的字眼。
我还偷偷地，像个见不得光的影子一样，请了两天病假，跟踪过徐莉。
我发现，她每天的生活轨迹，简单得让我几乎要发疯。
除了去她工作的那个小小的社区医院上班，就是去附近的超市，为了几毛钱的折扣，和一群大爷大妈排队买菜。
再不然，就是和一群同样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社区服务中心，一起听那些关于如何进行胎教的免费孕妇讲座。
她的生活，干净得，像一张被反复擦拭过的白纸。
这让我更加地痛苦和迷惑。
我把我的痛苦和怀疑，再一次地，告诉了我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知道我结扎秘密的死党，老胡。
04
老胡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性格粗中有细。
他听完我这番堪比八点档狗血电视剧剧情的讲述，叼着烟，皱着眉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表情异常严肃地对我说：
“建业，你先别自己吓自己，也别把嫂子想得那么坏。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邪门。”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万一，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那个手术……当年压根就没做成功？”
“或者说，它自己……又长好了？要不，你再去医院查查？”
老胡的话，让我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和自我怀疑之中。
我当然也想过这种可能，可我更愿意去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和严谨。
当年给我做手术的，是市里最好的泌尿科专家，他当时明确地，百分之百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让我放一百个心。
他还说，输精管结扎是目前最有效的，成功率最高的男性避孕方式，术后复通的概率，比一个人连续两次被雷劈中还要低。
我固执地，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是徐莉这个我朝夕相处的人出了问题，而不是科学出了问题。
怀孕后的徐莉，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好，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满足的光彩。
她对我的态度，也比以前更加地温柔和体贴。
她以为，是我终于想通了，彻底地接受了这个迟来了八年的，上天的“恩赐”。
她每天都在兴致勃勃地，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小衣服，小鞋子，小玩具。
而我，则在“扮演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和“寻找妻子出轨的证据”这两种扭曲的，精神分裂的角色之间，反复地，痛苦地撕扯，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我们家的气氛，也因此变得异常的微妙和紧张。
女儿方瑶是家里最敏感的人，她很快就察觉到了这种难以言说的异常。
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变得很奇怪，有时候会对着正在织毛衣的母亲的背影，长时间地，一言不发地发呆。
而母亲，则完全沉浸在她自己那个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幸福的小世界里，对她的关心也少了很多。
这个正处于高三冲刺阶段的，本就学习压力巨大的女孩，感觉自己像是被这个家，被她的父母，给无情地抛弃了。
她与我们之间的隔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沟通。
有一次，为了最后一次试探徐莉，也为了印证我心中那个龌龊的猜想。
我故意在晚饭的饭桌上，装作“无意”中，提起了顾远的名字。
我说：“老婆，我今天下午去市里参加教研会，好像在路口那家新开的，据说很贵的高档西餐厅里，看到顾远了。”
“他好像在跟一个挺漂亮的，看起来很年轻的姑娘一起吃饭，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关系看起来不一般啊。”
我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像个真正的间谍一样，偷偷地观察着徐莉的反应。
我希望，能从她的脸上，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自然，或者慌乱，或者嫉妒。
但徐莉的反应，平静得，像一潭被投入了石子，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的，深邃的湖水。
她只是抬起头，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我的碗里，然后淡淡地“哦”了一声。
她接着说：“是吗？那挺好的。他一个人也挺孤单的，都这么大年纪了，是该正经找个伴，成个家了。”
徐莉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然，让我的这次精心策划的“引蛇出洞”的试探，彻底地，惨败了。
也让我心里那团名为“怀疑”的，浓重的迷雾，变得更加地浓厚和深不见底。
我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但我那颗已经被嫉妒和猜疑腐蚀了的心，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她是清白的。
所有的猜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煎熬。
最终，都像百川归海一样，指向了一个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终点。
——那就是，孩子出生后的，那一份不容辩驳的，冰冷的亲子鉴定报告。
我在心里，暗暗地，近乎发誓一般地对自己说。
等到孩子出生的那天，我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后的“判决书”。
无论结果是什么，是毁灭，还是荒诞。
我都需要一个确凿无疑的真相，来结束这场长达了整整十个月的，对我而言，如同凌迟一般残酷的精神酷刑。
05
十个月的煎熬，在一天天的扮演和猜忌中，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里，终于缓缓地走到了尽头。
徐莉被推进产房的那天，我独自一人，坐在产房外那条冰冷刺骨，泛着惨白灯光的走廊长椅上。
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顺利降临，还是在等待着一场家庭战争的，惨烈的开庭。
几个小时后，产房那扇紧闭的，隔绝了两个世界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一名护士抱着一个用粉色的襁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走了出来。
她满脸笑容地，对着我们这些焦急等待的家属们，大声地宣布：
“恭喜，是个大胖小子，七斤六两，母子平安。”
我站起身，机械地走上前，看着那个闭着眼睛，脸皱巴巴得像个小老头一样的小生命。
我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为人父的喜悦和激动。
只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尘埃落定的麻木，和即将要面对最终真相的，巨大的恐惧。
在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借口给孩子去办理出生证明，需要采集脚底的血样。
我避开了正在坐月子，还很虚弱，但精神却很好的妻子。
我找到了我在市里最大医院的检验科，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同学。
我偷偷地，用我和那个男婴的血样，让他帮我加急做了一份最权威的，绝对不会出错的，DNA亲子鉴定。
等待结果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感觉比我过去的八年，还要漫长，还要煎熬。
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不受控制地，一遍又一遍地预演了无数种可能。
如果报告显示，孩子真的不是我的，我该怎么办？
是立刻和徐莉冲进民政局，离婚，让她净身出户，让她身败名裂？
还是为了即将就要参加高考的女儿方瑶，暂时地，屈辱地，隐忍下去，扮演一个戴着绿帽子的“好父亲”？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所有质问徐莉的话，也想好了她可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狡辩和谎言。
第二天下午，老同学把一份用牛皮纸信封密封好的报告，交到了我的手上。
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在递给我的时候，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从他那有些同情的眼神里，读出了不祥的预感。
我抢过那个信封，像一个偷了东西的贼一样，躲到了医院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充满了浓重消毒水味道的楼梯间。
我靠着冰冷的，潮湿的墙壁，颤抖着手，一层一层地，撕开了那仿佛要宣判我后半生命运的封口。
我深吸了一口气，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敢直接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
去寻找那个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最终的，唯一的结论。
当我的目光，落在那行用加粗的，黑色的，冰冷的宋体，打印出来的结论上时。
我的大脑，在那个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彻底地傻眼了：“这...这怎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