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致礼，还好吗？马上就要开始了。”聚光灯的后台，杨振宁轻声问，替妻子理了理旗袍的领口。
杜致礼回过头，脸上是那抹恰到好处的、温婉的微笑：“我没事，你快准备吧。”
她看上去完美无瑕，是世人眼中最幸福的女人。
可谁也不知道，她手袋里那封无法寄出的信，和她微笑背后那片深不见底的、名为“父亲”的海洋，究竟哪一个更重。
01
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大家都管它叫金色大厅。
这个名字一点都没叫错，里面真的是金灿灿的。
天花板上挂着好几个特别大的水晶吊灯，灯一开，比白天还要亮。
那光照在墙上金色的花纹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墙上的花纹好像也跟着在动，一闪一闪的，感觉有点不真实。
大厅里的空气闻起来很特别，有松树枝的味道，有女士们身上高级香水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让人心里有点发紧的味道。
台底下，坐满了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学者还有拿着相机的记者。
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像一片黑色的潮水，等着那个最要紧的时刻。
杜致礼就坐在这片潮水最前面的位置。
她身上穿的旗袍是专门找人做的，墨绿色的丝绒，摸上去很舒服。
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绣着一朵一朵的云彩，花纹很细。
这件衣服把她的身形衬得很好看，既有东方女人的味道，又不显得老气。
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在脑后盘了一个发髻，露出了光洁的额头和好看的脖子。
她的脸上，从头到尾都挂着那么一点点微笑，那笑不多也不少，好像拿尺子量过一样，再多一点就显得巴结人了，再少一点又会让人觉得她不高兴。
她坐得笔直，腰挺得像一根棍儿，两只手很安分地叠放在膝盖上。
瑞典国王走上台的时候，她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
乐队开始奏乐，她就跟着轻轻地点头。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提前排练过很多遍，跟这个又大又严肃的场面配得刚刚好。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台上灯光最亮的那个人，她的丈夫，杨振宁。
她看着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台，看着他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那块金光闪闪的奖牌。
那奖牌看起来挺沉的。
杜致礼的眼睛里，全是骄傲和喜欢。
她使劲地鼓掌，手心都拍红了，有点疼。
全世界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那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身边，站着一位特别优雅、特别安静的东方女人，她为自己丈夫拿了大奖，笑得又幸福又满足。
在别人眼里，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女人，没跑了。
可是，那些冷冰冰的照相机，拍不到她漂亮旗袍底下的样子。
照相机拍不到，她叠放在膝盖上的那两只手，手指头因为太用力，指甲都快掐进手背的肉里了，指节那儿的皮肤都绷得有点发白了。
照相机也听不到，在那么响的掌声里，她自己的心跳声有多快，快得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那心跳每响一下，都在提醒她一件事。
在这天大的荣耀背后，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影子，那个影子黑乎乎的，压得她喘不过气。
那个影子，离这里有好几万里远，在一个她连想一想，心都像被刀割一样疼的地方。
她微笑着，看着台上的丈夫，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做得特别精致的娃娃，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里面早就被人掏空了，什么都不剩，就剩下一个好看的壳子，摆在这里给所有人看。
02
发奖的仪式结束了，后面还有个酒会，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这个酒会比发奖的时间还要长。
好多好多人走过来说恭喜，好多好多笑脸，好多好多举起来的酒杯。
杨振宁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有他的同事，有兴奋的记者，还有各个国家的大学者。
他就是今天晚上的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杜致礼就像一颗安静的卫星，总是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转。
每一个走过来道贺的夫人，她都微笑着跟人家握手，用很流利的英语回答人家的夸奖。
她感觉自己的脸都快笑僵了。
终于，她找到一个没人说话的空档，走到杨振宁身边，小声说：“振宁，我有点累了，想先回酒店歇会儿。”
杨振宁一听，眼睛里有点过意不去，他握了握妻子的手，手心很暖和。他满是疼爱地说：“好，你先回去，我这边一结束，马上就回来。”
杜致礼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她转身的时候，动作很轻，像一只优雅的猫，一下子就从那个吵吵闹闹的人群里钻了出来，没惊动任何人。
斯德哥尔摩的冬天，晚上特别冷。
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一样，生疼。
可是，这种钻进骨头里的冷，反倒让杜致礼觉得脑子清醒了不少。她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坐上了等在外面的车。
回到他们住的那个豪华酒店套房，她一进门就反手把门关上了。
那扇厚重的门，“咔哒”一声，把外面那个又热闹又荣耀的世界，完完全全地关在了门外。
房间里特别暖和，跟春天似的，也很安静，只能听见墙边壁炉里的柴火烧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很轻的“噼啪”声。
她没开灯，房间里就只有壁炉里跳来跳去的火光。
她走到沙发边上，把脚上那双让她站了一晚上的高跟鞋脱了下来，长长地、特别疲惫地舒了一口气。
然后，她整个人都陷进了那个又大又软的沙发里。
她在黑暗里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想，也什么都没做。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她才慢慢地、慢吞吞地，打开了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小的、很精致的皮手袋。
她没有去拿里面的口红，也没拿小镜子。
她的手伸进了手袋最里面的那一层，那里有个夹层，很隐蔽。
她从里面特别小心地，拿出了一封信。那动作，好像怕把信碰坏了一样。
那是一封很普通的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
最要紧的是，信封的右上角，空荡荡的，没有贴邮票。
借着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火光，能看清楚信封上的字。
那字写得很秀气，也很工整，一笔一画都透着一股特别认真的劲儿，甚至可以说，写字的人，心里是带着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写的。
收信的地址，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国，北京，功德林管理所”。
收信人的名字是：“杜聿明先生”。
这几个字，她当时写的时候，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好像要把自己心里所有想说的话、所有的担心，都通过笔尖，深深地刻进这层薄薄的纸里。
信，在她来斯德哥尔摩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她一个人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写了撕，撕了又写，反反复复改了很多遍，才把想对父亲说的话，都写在了这几张纸上。
可是，这封信从写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是一份草稿。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这封信，永远也寄不出去。
它和那个叫杜聿明的人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邮票那么远的距离，而是一个她怎么也跨不过去的、冰冷又坚硬的世界。
03
不知道什么时候，窗户外边，开始下雪了。
酒店的窗户又大又干净，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一切。
北欧的雪，跟她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好大好大，一片一片的，慢悠悠地往下飘，真的跟书里说的一样，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鹅毛。
在黑乎乎的夜里，那些雪花被酒店透出去的灯光一照，亮晶晶的，安安静安静静地往下落。
杜致礼把腿抱了起来，整个人都蜷在了那个大沙发里。
她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冰冷的玻璃窗上。
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看着窗户外边那个被雪盖住的、白茫茫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世界。
额头贴着冰凉的玻璃，那股凉意，好像顺着皮肤，一下子钻进了她的脑子里。
这股凉意让她一下子有点恍惚。她的脑子，好像一瞬间就挣脱了那个装着荣耀和疲惫的笼子，跑了出去。
它跑得好快，一下子就跨过了一万条河、一万座山，跑回了那个很远很远、被她叫做“家”的地方。
她的思绪，首先跑回了还没打大仗之前的南京。
她想起了那条两边都种满了高大梧桐树的长安街。
夏天的时候，梧桐树的叶子又大又绿，把天都遮住了，走在树底下特别凉快。秋天的时候，叶子黄了，踩上去“沙沙”地响。
那时候的父亲杜聿明，还不是报纸上那个冷冰冰的、被人叫做“战犯”的陌生名字。那时候，他是她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大、最温暖的男人。
她记得，父亲的肩膀特别宽，他穿着军装的时候，肩膀上还有亮晶晶的星星。
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弯下腰，用他那双大手托住自己的腰，然后大笑一声，就把小小的她高高地举过头顶。
那个时候，她能看见院子高高的墙外边更远的地方，能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黄包车和卖糖葫芦的小贩。
她还记得，父亲的手掌很大，手上有很多茧子，摸起来很粗糙。
可是，就是那双粗糙的大手，总是能用最温柔的力气，握着她的小手。
他会把她的手包在他的手心里，带着她，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字。
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阳光的味道，很好闻。
她的思绪又跑到了重庆。
她还记得，有个夏天的下午，天气特别热，院子里的知了躲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没完，那声音又尖又长，吵得人心烦。
那天，父亲没有去忙那些军队里的大事，而是搬了个竹椅子，坐在屋檐下的走廊底下，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一句一句地教她念《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父亲的声音，又低又响亮，充满了力量，好像能把那烦人的蝉鸣声都压下去。
他对她说：“致礼啊，你看，谁说女孩子就不如男孩子？我们家致礼，以后也要做一个像花木兰一样的人，一个有担当、有骨气的女孩子。”
那些暖洋洋的、好像会发光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她脑子里闪过去。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楚，那么真实。
可是，电影放到最后，所有的画面，不管是南京的梧桐树，还是重庆的蝉鸣声，都一下子消失了。
最后，只剩下了三个字，孤零零地浮现在她眼前——“功德林”。
那三个字，又冷又硬，像三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口上，让她喘不过气来。
那里面，充满了她不知道的、让她打心底里感到害怕的东西。
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她总是不敢去想，可又总是忍不住要想。
那里的墙，是不是很高很高，还拉着铁丝网？那里面的房子，是不是又阴又冷？
父亲在那个地方，过得好不好？他是不是还穿着那身很挺括的军装，还是换上了那种统一的、灰扑扑的囚服？他那双曾经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字的温暖的大手，现在是不是要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是不是要去挑水，去种地？
那个地方的冬天，一定很冷吧？北京的冬天，风刮得像刀子一样。他有没有足够的厚衣服穿？晚上睡觉的被子，够不够暖和？
还有那里的饭菜，他一个从小在南方长大、吃惯了米饭和精致小菜的人，能吃得习惯北方的馒头和粗粮吗？
好多数不清的问题，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下子就把她给淹没了。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尖尖的锥子，一下一下，狠狠地在她心上钻。
她感觉自己的胸口闷得厉害，好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那些温暖的、美好的记忆，跟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冰冷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形成了那么残忍、那么扎心的一种对比。
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把脸，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膝盖里。
她的肩膀，开始控制不住地、轻轻地抖动起来。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抖动，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
04
第二天早上，杜致礼又变回了那个挑不出一丁点毛病的“杨夫人”。
她早早地起了床，对着镜子，很仔细地化了一个淡妆。
那个妆，正好能遮住她因为一晚上没睡好而有点憔悴的脸色。
她换上了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套裙，穿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又端庄，又让人觉得容易亲近。
当她挽着杨振宁的胳膊，走进酒店专门给获奖人准备的早餐会餐厅时，她的脸上，又挂上了那抹像是焊在脸上的、一点差错都没有的微笑。
早餐会的气氛很轻松，不像昨天那么严肃。
大家都很放松，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像一个大型的学者聚会。
各个国家的记者、学者，像看见蜜糖的蜜蜂一样，还是围在他们身边。
他们嘴里不停地夸着杨振宁的发现有多么了不起，讨论着物理学以后会怎么发展。
杜致礼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她不怎么说话，只是微笑着听大家讲。
看到丈夫杯子里的红茶喝完了，她就拿起茶壶，给他添上。
就在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个从美国来的记者，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好像就是随便走走的样子，溜达到了她的身边。
“杨夫人，您真是太美了，充满了东方女性的魅力。”那个记者，先是笑着夸了她一句。然后，他话头一转，用一种好像在闲聊的口气，很自然地问道：“您的家庭在中国大陆，也一定为您丈夫取得的如此辉煌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吧？”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普通，很客气。
可是，它像一根淬了毒的、又细又长的针，一下子就、又轻又快地扎进了杜致礼的心脏里。
她的心，在那一瞬间，猛地往下一沉，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几乎都停止了跳动。
她心里明镜似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随便问问的。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底下，她父亲的身份，对于这些西方媒体来说，是一个能搞出大新闻的、特别敏感的话题。
就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好多数不清的念头，在她脑子里闪了过去。
她该怎么回答？如果她说“是”，那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和那个被称为“战犯”的家庭，还保持着联系吗？如果她说“不知道”，那会不会显得自己太冷血、太不孝顺了？不管她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拿去做文章，给她丈夫干干净净的声誉，抹上不必要的黑点。
可是，就算她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她的脸上，还是保持着那份得体的微笑，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没有改变一分一毫。
她抬起头，眼睛看着那位记者，声音很温和，语气也挑不出毛病。
她巧妙地回答说：“科学的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不分国界，也不分政见。我相信，所有热爱和平与进步的人，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这个回答，说得滴水不漏。
她既没有直接回答那个关于“家庭”的敏感问题，又一下子把话题说得很大，提到了“全人类”的高度。
这么一来，对方就不好意思再追着问下去了。
那个美国记者听了，明显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她会这么回答。
他随即也笑着点了点头，称赞道：“您说得太好了，夫人。”
一场看不见的、藏在客气话底下的风波，就这么被她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但是，只有杜致礼自己知道，就在刚才，当她从嘴里说出“家庭”那两个字的时候，她的心脏，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狠狠地攥了一下，疼得她差点没喘上气来。
05
早餐会结束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酒店的服务生，抱进来好大一堆贺电，像雪花一样，是从世界各地发过来的。
有大学的，有研究所的，还有很多亲戚朋友。
杨振宁特别高兴，像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一封一封地拆开来看，还不停地念给杜致礼听，跟她分享上面的祝福。
杜致礼也微笑着，陪着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可是，她的眼神，总是有那么一点点飘忽，好像没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些贺电上。
在那么多印着漂亮花纹和烫金大字的精美贺电里，有一封电报，看起来特别普通，一点都不起眼。
那是一封从香港发来的，是她母亲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
杨振宁也没多想，顺手就拆开了，念了出来：“恭贺振宁致礼贤伉俪获此殊荣，举族同庆。”
念完这句祝福的话，他看到电报的最后，还有一小行字，看起来就是一句普普通通的附言。他接着念道：“家父近日偶感风寒，幸有照料，勿念。”
杨振宁听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哎呀，香港的伯父生病了，看来我们得抽个空，回个电报问候一下才行。”
这句话，在杨振宁听来，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它传到杜致礼的耳朵里，却不亚于在平地上响起了一声惊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