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八年了，我那个定居加拿大的女儿杳无音信。
我托人告诉她，我住的老房子要拆迁，能分三千万。
“爸，我明天就回来！钱的事您别操心！”
电话里，她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第二天，她果然敲开了家门，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她笑着递给我一份文件，说：“爸，先把这份赠与合同签了吧。”
我看着那几个冰冷的合同，心里那点久别重逢的温情，瞬间被冻成了冰。
01
我叫张建军，今年六十五岁，是一名退休的中学历史老师。
我的妻子，在晓蕾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是我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把女儿张晓蕾拉扯大的。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培养出了晓蕾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
她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聪明，读书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永远是班里的第一名。
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奖状，那是我唯一的炫耀资本。
我这辈子最失败的事情，也同样是这个女儿。
八年前，她拿到加拿大一所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
从那以后，她就像一颗被射入浩瀚太空的卫星，彻底断了和我这个地面基站的所有信号。
整整八年，音信全无。
我独自一人，住在这套有几十年楼龄的老旧筒子楼里。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一间我住，另一间，还固执地保持着晓蕾出国前的样子。
书桌上，摆着她当年意气风发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学士服，笑得自信又张扬，仿佛未来尽在掌握。
我每天都会把那个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她的书本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仿佛在用这种徒劳的方式欺骗自己，只要保持原样，那个离开的人，就总有一天会突然推门回来。
我的晚年生活，孤独，且规律得像一台走了几十年的老旧座钟。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醒来，去楼下的小公园里，和一群老伙计们打一套太极拳。
回来后，给自己下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就着咸菜吃下去。
然后，就坐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墙上那张已经微微泛黄的照片，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恨她，我恨她的绝情，恨她的“人间蒸发”。
当年为了供她上大学，为了让她能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我一个中学老师，下了班还要去给别的孩子做家教，挣那点微薄的补课费。
她出国的时候，我把我一辈子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换成了崭新的加元，塞进了她的行李箱。
我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勉强够生活的养老钱。
可我倾尽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却是长达八年的，死一般的沉寂。
我也想她，想得心都疼。
尤其是在万家灯火的除夕夜，听着邻居家此起彼伏的麻将声和欢声笑语。
那种被全世界彻底抛弃的孤独感，能把我这个向来要强的倔老头子，彻底淹没。
就在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在无尽的等待和交织的怨恨中，走向终点时。
两件事情，像两块投入死水的石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件事，是我的身体。
前阵子，我总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去医院一查，结果并不乐观。
医生说我患有严重的慢性病，虽然暂时不致命，但需要长期吃药和定期复查。
他还特别嘱咐我，身边最好能有亲人照顾，以防发生突发的意外。
“亲人”，这个词像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唯一的亲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甚至不知道是死是活。
这件事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无休无止地等下去了。
我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关于我那个优秀的女儿，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的，最终的答案。
第二件事，是我们这片老城区，真的要拆迁了。
这个消息传了好几年，最近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穿着工作服的拆迁办人员，拿着测量仪和登记本，在小区里进进出出。
邻里之间，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就是谁家能分多少钱，谁家能分几套房。
有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样是独居的老邻居老王，他家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早已出嫁的女儿的户口。
据说，他家初步核算下来，能分到将近一千万的补偿款。
这个数字，极大地刺激了我。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消息，在我那个已经不再灵活的脑子里，反复地碰撞，然后，催生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也有些卑劣的大胆计划。
我要策划一场“骗局”。
一个足以让任何在海外辛苦打拼的“精英”，都无法拒绝的，关于金钱和亲情的终极测试。
02
我决定，利用这次拆迁的东风，给自己“创造”一笔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天价补偿款。
我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市里最新发布的拆迁补偿政策。
结合我家这栋筒子楼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我妻子去世前单位分配的指标情况。
我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完全经得起推敲的，可以分到高达三千万巨额补偿款的“事实”。
这个数字，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计算过的。
它足够庞大，足够诱人，足以让任何一个漂泊在外的人，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一切，不远万里地飞奔回来。
为了让这个谎言看起来更真实，更可信，我开始了我这一辈子，最重要，也是最投入的一次“表演”。
我先是煞有介事地，从床底下翻出几个积了厚厚一层灰的旧纸箱，开始慢悠悠地打包家里的那些旧书和旧物。
我故意把大门敞开着，让来来往往的邻居都能清楚地看到我正在“为搬家做准备”。
果然，不出我所料，很快就有好事的老邻居过来打探。
“哎哟，老张，这是干嘛呢？真的要拆了？这么快？”
我就放下手里的东西，故作平静，又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凡尔赛语气回答：
“是啊，通知下来了，说让先准备着。没办法，总得给孩子们腾地方。”
“听说您家这次能分不少钱啊？”邻居继续追问。
我摆了摆手，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嗨，也没多少，乱七八糟的补偿条款加起来，也就……也就那数吧。”
我没有说具体数字，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反而更能引发他们的猜测和想象。
接着，我找到了我最信任的老战友，老马。
老马的儿子也在国外工作，虽然不像我女儿那样彻底失联，但也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他有自己的一套和国外亲戚朋友保持联系的社交圈子。
我特地去买了两瓶好酒，请他来家里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看着时机差不多了，便“不经意”地，向他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好消息”。
我端起酒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老马问我：“老张，你这是怎么了？马上要发大财了，成千万富翁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我放下酒杯，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说：“老马啊，我这回算是撞大运了，拆迁款昨天初步核算下来了，你猜多少？三千万！”
我一边说，一边密切地观察着他的表情，他果然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趁热打铁，继续我的表演。
“可是，老马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啊！晓蕾那孩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八年了！”
“你说我一个孤老头子，无儿无女的，守着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我吃也吃不动，穿也穿不完。”
“我现在就想找到她，让她赶紧回来，这钱，这房子，都是给她的！”
我的表演非常成功，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眼神里充满了“思女心切”的真诚。
老马被我这番深沉的“父爱”深深地感动了。
他重重地一拍大腿，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定会通过他所有的关系，把这个消息传到加拿大，传到我女儿张晓蕾的耳朵里。
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更天衣无缝。
我还请了我的一个当年教过的，现在在街道办工作的学生，让他帮我一个忙。
就在老马在我家，为我出谋划策的时候，我让那个学生，假扮成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我特意按了免提。
电话里，那个学生用一种非常官方的口吻，和我大声地，讨论着关于三千万补偿款的支付细节和预计到账的时间问题。
挂了电话，老马对我竖起了大拇指，眼神里充满了对我即将成为“千万富翁”的由衷羡慕和对我这个“慈父”的敬佩。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剩下的，就是等待。
等待那条我精心抛下的，带着天价诱饵的鱼线，会不会有鱼儿上钩。
那几天，等待的时间，是极其煎熬的。
我既期盼着那个来自加拿大的电话立刻就打过来，以证明我的计划是成功的，我的女儿还活着。
我又害怕那个电话真的打过来，因为那将意味着，我那个我曾倾尽所有去培养，引以为傲的女儿，真的变成了我最不愿看到的那种，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人。
这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像两只无形的手，反复地撕扯着我这颗已经衰老不堪的心脏。
没想到，回音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也直接得多。
03
仅仅过了一天，一个陌生的，显示着来自加拿大的国际长途号码，就打到了老马的手机上。
老马当时正在楼下和人下棋，接到电话后，激动地，连棋盘都不要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来找我。
“老张！快！快接电话！是晓蕾！是你女儿晓蕾打来的！”
他把电话递给我，手都在发抖。
我接过电话，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当听筒里传来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带着一丝怯生生和不确定的声音时。
“喂？是……是马叔叔吗？我……我是张晓蕾……”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一块石头，直直地沉到了冰冷刺骨的湖底。
她回来了。
不，是我的“钱”，把她叫回来了。
我在电话里，继续扮演着我那个“思女心切”，甚至有些老糊涂的老父亲角色。
而她，则在电话那头，完美地，扮演着一个因为多年未尽孝道而“幡然悔悟”的孝顺女儿。
她在电话里，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她这些年为什么没有联系我的“苦衷”。
她说她不是不想我，是她刚到国外时生活太苦了，学业压力太大。
她说后来工作了，又忙着结婚生子，忙得焦头烂额。
她说她怕我知道她过得不好会担心，所以一直没脸联系我。
那番说辞，听起来天衣无缝，充满了“无奈”和“孝心”。
可她却绝口不提，她到底过得怎么样，现在在哪里工作，家庭情况如何。
在进行了漫长的，虚伪的情感铺垫后。
她终于，开始反复地，小心翼翼地，确认着关于拆迁款的每一个细节。
“爸，三千万？您没听错吧？是真的吗？这么多钱？”
“他们是一次性给现金，还是会折算成房子啊？”
“那您一个人在国内，拿着这么大一笔钱，安全吗？您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啊！现在骗子可多了！”
她的每一句“关切”，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那层名为“亲情”的虚假外衣，露出下面对那笔巨款，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渴望。
最后，她告诉我，她已经和公司请了长假，订好了最快一班回国的机票。
她说，她要立刻回来，“看望”我这个孤单多年的父亲，帮我“处理”这笔棘手的巨款。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张掉漆的旧沙发上，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我知道，这场由我亲手导演，并且亲自担当男主角的年度大戏。
马上就要迎来它最精彩，也最残酷的高潮部分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一人，穿上一件还算体面的旧中山装，去了机场。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老马。
我只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去迎接我那个“荣归故里”的，八年未见的女儿。
在国际到达的出口处，我那双老花眼，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努力地搜寻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我等了很久，久到我的腿都有些站得发麻。
当那个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职业套装，拉着一个闪着银光的行李箱，气质干练得像个公司高管的女人出现时。
我几乎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她和我记忆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儿联系在一起。
她变了，变得太多了，多到让我感到陌生，甚至有点害怕。
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踩着高跟鞋，眼神锐利，步伐矫健，充满了都市精英的自信和疏离。
她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会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撒娇要糖吃的小女孩了。
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同样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应该就是她的丈夫，陆伟。
我看着他们，嘴唇动了动，想喊一声“晓蕾”。
可那两个字，就像被一块巨石堵在了喉咙里，怎么也发不出来。
还是她先发现了我，她快步朝我这边走来，脸上带着一种客套的，公式化的，像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微笑。
“爸，我们回来了。”
没有久别重逢的拥抱，没有激动喜悦的眼泪。
只有这句平淡得，像是在跟一个许久未见的，不太熟悉的远房亲戚打招呼的问候。
她的丈夫陆伟，也只是朝我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嘴角牵动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
重逢的场面，比我想象中还要冷，还要疏离，还要让人心寒。
04
回到我那个位于老旧筒子楼里的家，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几乎要溢出来。
我的家很小，也很乱，空气中飘着一股常年散不去的，混合着中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
张晓蕾一进门，看着那斑驳脱落的墙皮和被岁月磨得吱呀作响的地板，眉头几不可察地，紧紧地皱了一下。
陆伟则更加直接，他放下手里那个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行李箱，环顾了一下四周。
他毫不掩饰他眼神里的嫌弃和鄙夷。
他甚至在我看到他那简陋的病历，和桌上摆满的各种廉价药瓶时，脸上清晰地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厌烦。
他们从加拿大给我带来了许多包装精美的礼物。
据说是最新鲜的智利车厘子，价格不菲的加拿大进口海豹油和深海鱼油。
那些东西，和我这个清贫的，甚至有些破败的家，形成了鲜明又讽刺的对比。
它们仿佛在无声地，高傲地，提醒着我。
我们之间，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进行了短暂的，流于表面的，甚至有些敷衍的嘘寒问暖之后。
比如问我身体到底怎么样了，每天都吃些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之类的话。
张晓蕾很快就按捺不住，将话题引到了她真正关心的“正事”上。
她详细地，像个专业的律师或者会计师一样，询问着关于拆迁协议的每一个条款。
“爸，补偿款的合同您已经签了吗？正式的文本我能看看吗？”
“他们是按房本面积进行补偿，还是按家里现有的户口进行补偿？三千万这个最终数额是税前还是税后？”
“这笔巨款，是一次性以现金的方式打到您的账户上，还是会折算成几套不同地段的安置房？”
她甚至已经开始用手机上的专业软件，查询起了拿到这笔钱后，如何进行海外资产的合理配置，以及如何最大程度上规避可能产生的遗产税的问题。
她那副精明干练的“商业精英”的模样，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心寒。
我看着她，仿佛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精于算计的，冷酷无情的商人。
而不是在看我的女儿，我那个我曾视为生命全部的女儿。
回国的第二天上午，我刚吃完一碗寡淡的白粥。
张晓蕾就和她的丈夫陆伟，表情严肃地，坐在了我对面那张破旧的沙发上。
那架势，不像是一家人要坐下来谈心，更像是一场决定公司未来命运的，严肃的商业谈判。
张晓蕾清了清嗓子，率先开了口，打破了屋子里的沉默。
“爸，我和陆伟商量了一下，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跟您谈一谈。”
她的语气很正式，也很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上位者般的强势。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像一个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等着她的下文。
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失联了八年的“孝顺女儿”，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世骇俗的“惊喜”。
陆伟非常配合地，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质感很好的高档公文包里。
拿出了一份用蓝色文件夹装好的，打印精美，装订整齐的厚厚文件。
他把那份文件，轻轻地，但又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强大的力量，放到了我面前那张已经掉漆的茶几上。
陆伟将那份文件，像扔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一样，推到我的面前。
他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化的，几乎算得上是模板化的，没有一丝温度的微笑。
那种微笑，我在电视里那些巧舌如簧的，专门欺骗老年人的金融骗子脸上，也经常看到。
我低下我那已经有些昏花的老眼，视线缓缓地，落在了那份文件上。
封面上，几个加粗的，如同墓碑一样冰冷沉重的宋体大字，像一根根烧红的，淬了毒的钢针，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扎进了我的眼睛里。
——《房产无偿赠与合同》。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止了。
我的心脏，也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跳动。
我抬起头，用一种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难以置信的，颤抖的目光，看着我的女儿。
看着那个我含辛茹苦，倾尽所有养育了二十多年，如今却已经陌生到让我心头发寒的女人。
我的声音有些干涩，像生了锈的铁器摩擦发出的声音，我问她：
“晓蕾，这是……这是什么意思？”
05
张晓蕾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在为接下来那番早就已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的说辞，组织语言。
她脸上没有了昨晚饭桌上的那种急切和试探，反而换上了一副循循善诱，通情达理的，仿佛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真心实意为我着想的口吻。
“爸，您先别激动，也别多想，您听我慢慢跟您说。”
“您年纪大了，这是事实。身体又不好，这也是事实。”
“突然之间，拿到这么大一笔钱，对您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您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风险。”
她一边说，一边还对我露出了一个极其“关切”的，堪称完美的笑容。
“现在这个社会上，骗子那么多，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专门盯着你们这些手里突然有了钱，又不懂投资的老年人。”
“各种乱七八糟的理财陷阱也多，防不胜防。万一您辛辛苦苦得来的这笔钱，被人给骗走了，那可怎么办？”
“爸，您要知道，这笔钱，可以说是我们家，不，是您和我，改变命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我们必须，也一定要，用最稳妥，最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它。”
她顿了顿，伸出她那涂着精致法式指甲油的，白皙的手指，指了指我面前的那份让我心胆俱裂的合同。
终于，她说出了她那包裹在层层名为“孝顺”的糖衣之下的，最真实，也最歹毒的目的。
“所以，我和陆伟，经过了非常慎重的，专业的考虑，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办法就是……”
“您先把未来因为这次拆迁，而即将获得的所有房产权益，‘赠与’到我的名下。”
“我们已经在加拿大那边，联系好了最专业的，最有信誉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可以将这笔资产，以最快的速度，最合法的方式，转移出去，在海外进行最优化，最保值的全球化资产配置。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全家的未来，能够高枕无忧。”
我听着她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条理清晰，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一寸一寸地，慢慢凝固，最后变成一碰即碎的冰渣。
我颤抖着手，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翻开了那份让我心胆俱裂的合同。
在里面那密密麻麻的，如同蚂蚁搬家的，我根本看不懂的法律条款中。
我清楚地，一字不差地，看到了那条最核心，也最致命的，用黑体字特别标注出来的条款：
甲方（张建军）自愿将因XX街区拆迁项目所获得的所有房产及现金补偿（预估总价值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无偿赠与乙方（张晓蕾）。此赠与为不可撤销之终局性赠与，自双方签字并公证后即刻生效……
“爸，您别多想，我们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您好。”
张晓蕾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起，显得那么的虚伪，那么的遥远，又那么的刺耳。
“我们当然会给您养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等这边的资产配置都处理好了，我们就立刻接您去加拿大，给您安排当地最好的，最高级的养老社区。”
说着，她的丈夫陆伟，又非常配合地，像个默契的搭档一样，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几本制作得像高档楼盘广告一样的宣传册。
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精致的钢笔，拔下笔帽，递到了我颤抖的手边。
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只剩下我急促的心跳声和窗外老槐树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签，还是不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