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一场风暴终结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港起航。那是世界上最浩大的舰队——六十多艘巨舰，水手近三万人，随行士兵、商人、译官、工匠不计其数。船体用柚木与铁钉铆接，最大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足以容纳上千人。那一年，距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差整整六十年。

此后近三十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明朝的旗帜在满刺加港口迎风招展，也在非洲的摩加迪沙港被异国国王迎接。航船载回象牙、香料、宝石与长颈鹿，沿途也留下庙宇碑铭，记录一个东方帝国曾经的雄心。

但当第七次航海开始时，一切已不复当年。那是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此时郑和已近花甲，身体多病。朝廷内部的争论愈发激烈——有人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耗尽国库；有人担心接触外邦会带来动乱。永乐皇帝早已去世，新主并无继续扩海的意愿。郑和此行，更多是“收尾”而非“开拓”。

舰队从太仓出发，经占城、爪哇，再到苏门答腊。海上风暴频仍，船只多有损毁。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行至古里，郑和病，卒于途。”
所谓“古里”，即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那是一处香料之城，也是郑和七次远航中最熟悉的停泊地。有人说他葬于海上，也有人说他遗骨被带回南京牛首山。历史没有留下确证，只有那句简短的“卒于途”，像被浪潮吞没的叹息。

他死后，宝船继续返航，但损失惨重。途中遭遇暴风雨，部分舰船触礁沉没。幸存的船只抵达福建泉州时，已是残破不堪。随行官员向朝廷上奏：“舟楫多坏，不可复修。”宣宗听后，随即下令停建海船、裁撤造船厂。至此，大航海的门缓缓关上。

之后的数十年里，明廷颁布海禁法，民间不得私自出海。船工失业、港口荒废、航海图被封存。曾经扬帆万里的舰队，最终化作史书中的寥寥几行。那座刘家港码头上，锚链生锈，仓库空空，风吹过桅杆，像在为一个时代送葬。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海外的风帆却愈加密集。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欧洲的船舶逐渐主宰了世界的航线。而中国，这个曾经最早到达非洲的国家，却在沉默中失去了海洋。

郑和生前并非不知道风险。早在第五次航行时，他的副将王景弘就曾在锡兰岛遇袭，船只被焚。风浪、瘟疫、补给、叛乱，几乎每一次远航都有人葬身海底。但他仍旧选择出海，因为那是帝国意志的体现，也是他个人信念的延续——“奉天命以怀远”。

有人说，郑和的航海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展示。船上带的不只是武器，还有丝绸、瓷器、书籍和医药。明朝的外交官们在海外筑庙、立碑、留书信，那些石碑至今仍在斯里兰卡与非洲的土地上。那是一种文明式的自信，用文化与贸易，而非殖民去交流。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不取决于个人。郑和死后，他的舰队被解散，宝船被拆解作民用；造船厂的图纸被封存，能造巨舰的工匠四散他乡。等到嘉靖年间，倭寇横行东南沿海，明朝再想造船御敌，已无昔日技艺。

一个时代的沉默，总是从“不再出海”开始的。

如今人们在江苏太仓立起了郑和纪念馆，港口边还有“宝船残骸”的复制品。但那一场风暴，那一声“卒于途”，早已不仅是航海的终结，更是一个国度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分界线。

如果那年海面平静一些，也许郑和能带着全部舰队回国，也许明廷能看到外洋的希望，也许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不会被欧洲人改写。可历史从不接受假设。那场风暴注定要来，注定要让一艘船永远留在海上。

五百多年过去，我们仍在仰望那片海。只是如今的浪花不再拍打木船，而是拍打着每一个“是否敢出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