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屡获周总理保护的省委书记

文/王永华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周恩来指示谭启龙：“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

1966年夏秋之交，陕西省西安市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山东省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中共青岛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山东省委确定由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谭启龙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谭启龙向周恩来电话请示，周恩来同意由谭启龙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谭启龙到青岛后，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谭启龙随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

但是紧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市委领导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于是谭启龙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谭启龙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闹革命”，火上浇油。在此紧张气氛中，谭启龙向周恩来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周恩来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谭启龙的安全，电话指示要他“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谭启龙按照周恩来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作，同时向毛泽东发急电提出建议，力主中央在全国范围内不要让农民进城，农民只可就地“抓革命，促生产”。中央很快作了批示，称“谭启龙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因农民进城可能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曾就此赞许谭启龙：小谭的建议见高识远。

◆20世纪60年代，谭启龙在山东与农民交谈。

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山东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11·3”事件。北京接待站安排谭启龙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的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按照周恩来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谭启龙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指示不准武斗，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上，谭启龙被迫以个人的名义向进京的山东学生作了检查，承认山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谭启龙也称起“同志”来了。11月16日，陶铸、谭震林与谭启龙一起接见了山东进京全体人员，表示支持学生批判省委，但同时强调，山东省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学生与省委合作。这次事件，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周恩来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保护名单，谭启龙名列其中。

随着1967年“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1967年2月3日，山东省委的大权被以王效禹为首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夺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随即被造反派送到山东医学院关了起来，遭到残酷迫害。2月19日晚上，突然来了一个人，问谭启龙：“你是谭启龙吗？拿上你的东西跟我走。”谭启龙随他下了楼。那人领谭启龙到停在院内的一辆小汽车跟前，车上下来一个军人，问：“你是谭启龙同志吗？”谭启龙听对方称呼“同志”，心知这人不是造反派了，就赶忙说自己是谭启龙。那个军人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你到北京去。明天早上八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你。杨司令派我先来接你去机场休息。”谭启龙被接到济南军区招待所略作休息后，于次日乘飞机抵达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一个套间里。当时，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如叶飞、江渭清、杨尚奎、江华等人都住在京西宾馆的九楼。

◆1966年，谭启龙陪同朱德视察胜利油田。

据陈丕显回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保护名单。陈毅也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都开列在保护之列。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和陈毅所拟的名单。名单中有陈丕显、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接到北京。叶飞是在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的干预、帮助下，从造反派手里接走的。接陈丕显的飞机也到达上海机场，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控制的造反派把陈丕显和曹荻秋扣住不放，结果没有走成。

中央派来一位联络员负责他们的生活管理。后来周恩来交代说，每个人身边都要有人照顾。于是，杨得志就把谭启龙原来的生活秘书派去照顾他。这些曾经的封疆大吏们相互之间可以随意地走动，碰在一起，就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期间，李先念、谭震林等前去看望过他们。谭震林还详细地询问他们受批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泽东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周恩来嘱咐谭启龙：“你回去以后，主要是听取意见，多做些自我批评，不要讲成绩，成绩让别人讲，不要随便表态。”

山东省造反派头头王效禹获知谭启龙住在京西宾馆后，为了把谭启龙要回山东批斗，便跟周恩来说，山东要开一个会，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谭启龙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1967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自给谭启龙打去电话。在电话里，周恩来说：“启龙同志，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王效禹说山东要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提出要你参加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亮亮相，你看怎样？能去吗？”谭启龙当即表示说：“我回去没有什么问题，请总理、中央决定。”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去一下吧。明天早晨就走，同王效禹、杨得志一起乘飞机回去。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谭启龙说：“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只是希望在走以前，能够见见总理，哪怕五分钟也好。”周恩来说：“那可以。你晚上12点到西花厅来吧。”

谭启龙按时来到了周恩来所住的西花厅，周恩来开会尚未回来。谭启龙一直等到凌晨2点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完红卫兵后才回来。周恩来关切地问谭启龙的身体状况和年龄，谭启龙回答说53岁，身体还好。周恩来说：“那好啊，还可以工作20年。”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周恩来说，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接着周恩来又谈到了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谭启龙请示周恩来：回山东后怎么办？周恩来说：“你回去以后，主要是听取意见，多做些自我批评，不要讲成绩，成绩让别人讲，不要随便表态。”接着周恩来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干部作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周恩来又对谭启龙说：“我已向王效禹、杨得志讲清楚了，你回去，第一是听取意见；第二，不准围攻，不准武斗；第三，时间半个月。你只带点衣服，别的东西不用带，明天早晨同他们两位一起飞回济南。”谈完后，周恩来把谭启龙送到大门。上车前，周恩来又对谭启龙交代了一句话：“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写条子。”

杨得志因中央军委开会不能同走，谭启龙只好与王效禹乘飞机回山东。一回到济南，谭启龙就被红卫兵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进行批斗。批斗持续到1967年5月初，谭启龙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中央办公厅通了电话，报告了他在济南的遭遇，并建议让谭启龙去北京治疗。几天后，中央办公厅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返回北京。谭启龙到北京后住进了中直招待所。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和部以上领导干部大约有20多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厂桥中直招待所，中央办公厅派了一个干部与他们联系。住在这里的干部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有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在此期间，中直招待所也曾受到红卫兵的几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等几位四川领导干部劫走。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还有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劫去批斗。当晚，周恩来责令他们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再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工作人员通知全体人员带着行李上车。车子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中央办公厅照顾这些人的生活和传递信息之外（秘书、家属和子女可以通过联络员送书、学习资料以及食品等），其他一切人包括秘书都不能接触。当时，与谭启龙同室居住的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等。有一次，谭启龙发高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他们的住处是南苑机场的办公楼。这是周恩来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外保密，以免再受造反派冲击。谭启龙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康生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对他的问题一再升温，形势进一步恶化。他们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再次要谭启龙回山东省接受批斗。

周恩来严厉地批评道：“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谭启龙回济南前，周恩来派人向他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也不要带回去，并说已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王效禹虽然当面答应了周恩来，回到济南后，就把谭启龙秘密关了起来，不准他与家人见面，对他的批斗也越来越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谭启龙同其妻子与小儿子见了一面。回去后，他的妻子以小儿子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谭启龙在济南的遭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让谭启龙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儿子谭大骏通过中央办公厅转交给周恩来。中央办公厅为了给周恩来汇报得具体详细，要谭大骏迅速到济南，把情况写得更具体一些。谭大骏回济南后，想办法搞了一套军装穿上，混进了南郊宾馆，与谭启龙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返回了北京。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看后，当着杨得志的面严厉地批评了王效禹：“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谭启龙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又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战士保护他。杨得志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谭启龙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就拿个凳子让谭启龙坐着听。由于周恩来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得志等军区领导干部坚决执行，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现象。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谭启龙回北京。他公开说：“谭启龙押在这里不能再回去了。这次运动，谁说了也不算，就是群众说了算。群众通不过，谭启龙就不能回北京！”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提到了谭启龙。毛泽东问：“谭启龙来了没有？”当得知谭启龙未参加会议时，毛泽东又说：“他在哪里？”周恩来回答说在济南。毛泽东说：“他有什么事啊？放牛娃、红小鬼出身！”毛泽东的话对王效禹是个不小的触动，开始对谭启龙解除隔离，将他转移到济南南郊宾馆，并允许亲属探望。

◆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省和济南军区负责人。前左一为杨得志，左二为谭启龙。

党的九大上，谭启龙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通知他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4月，谭启龙参加了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周恩来安排谭启龙立即检查身体，阅读中央有关文件。接着安排他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边劳动边搞调查研究。在这期间，邓颖超也每周来厂劳动一次。她每次来厂都要去看望谭启龙，并带去周恩来的关怀。

邓颖超要谭启龙把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来，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谭启龙为此写了三个报告，其中有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从到厂第一天开始，我即按照安排，每日早晨六点半即和厂里职工同志一起出操，七时半至八时半学习毛主席著作，八时半至十一时半参加厂里车间劳动，下午四时半参加车间的运动，和职工一起学习，一起开批判会，晚上学习毛主席在‘九大’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看看报纸和《红旗》杂志等文件。每周参加一至两个半天的劳动，星期天打扫卫生、洗澡、洗衣服等活动。总之，学习、生活、作息都很有规律。”每次邓颖超都转告谭启龙：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有一次，邓颖超问起谭启龙妻子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询问，杨得志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谭启龙妻子来到北京。

周恩来叮嘱谭启龙：“走以前，给你三个任务：一、看看文件；二、检查身体；三、与工人开个座谈会。”

197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通知要谭启龙参加庆祝大会，谭启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见到他后，把他拉进休息室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沙发里见谭启龙进来，朝他点了点头，微笑着问：“放牛娃子，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谭启龙一听毛泽东那亲切的话语，内心有些激动，赶忙说：“感谢主席关怀，我还好。”毛泽东又问：“你安排了工作吗？”谭启龙如实回答：“还没有，现在新华印刷厂蹲点劳动。”毛泽东侧过头向坐在一边的周恩来说：“他的情况我清楚，你给他安排个工作吧。”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让秘书记下了“最高指示”。

6月，周恩来约谭启龙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周恩来首先询问了谭启龙在工厂的情况。接着，周恩来又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谭启龙告诉周恩来：“在您和邓颖超大姐的直接关怀下，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和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周恩来听后，爽朗地大笑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周恩来说：“主席要我分配你的工作。现在有四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要你去，一个是福建的韩先楚要你去，另外山西也欢迎你去。请示过主席，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一个地方革命也好。我们考虑，提出最早的是韩先楚，要求也很迫切，他说他主要是搞军事工作，要你去抓地方工作。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主席也同意，所以决定派你到福建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谭启龙说：“服从中央的分配。”

◆1973年，蓬皮杜（左一）访问杭州时，周恩来（右一）、谭启龙（左三）等陪同蓬皮杜游览西湖。

其实在4月份，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工作时，就对谭启龙的工作安排发表了意见。据谭启龙秘书在山东省委机关听传达报告时的记录：4月26日中午，毛泽东在济南火车站接见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当他们谈到毛泽东对谭启龙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而王效禹则多次采取抵制的恶劣态度时，毛泽东说：“我看谭启龙这个人是老老实实的，准备让他到山西去工作。”杨得志、袁升平当即表示：“我们欢迎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工作。”毛泽东说：“换个地方也好。”

周恩来特别叮嘱谭启龙，要把福建的农业生产搞上去。最后，周恩来说：“走以前，给你三个任务：一、看看文件；二、检查身体；三、与工人开个座谈会。”周恩来具体说道：“你在新华印刷厂蹲点的几次汇报，写得很好，工人同志对你的反映很好。你走以前可以跟工人同志开个座谈会，总结一下。”

谭启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回新华印刷厂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给了谭启龙很高的评价，他们都恋恋不舍，不愿意让谭启龙走，许多工人师傅流下了眼泪。军宣队、厂党委把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周恩来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后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谭启龙离开北京之前，邓颖超亲自到中直招待所看望他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之后，谭启龙便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1972年5月，中央又调他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周恩来对谭启龙主持的浙江工作有过多次指示。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到杭州访问时，在听取浙江省委常委关于浙江派性问题的汇报后，郑重指出：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省委要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特别是1975年6月，周恩来病重期间，仍然十分关心浙江的工作，找中央派往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的纪登奎谈话，沉痛地说：浙江历来是鱼米之乡，可现在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呵！周恩来再三叮嘱纪登奎，一定要制订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据《谭启龙回忆录》的叙述：“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深深的敬重和怀念。”诚哉斯言。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护了谭启龙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此举，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同志的关心与爱护，彰显了共和国总理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不计个人安危、无私奉献的精神，因而赢得了包括获保护者在内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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