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一50岁钳工接到毛主席调令：担任五国翻译，他是谁？

“1962年3月的一个午后，你真打算把这辈子耗在车床边？”年轻工友老刘悄声问。郭布罗·润麒摘下护目镜，擦了擦满是油污的脸，“先把这一档加工完再说。”他抬腕看了看表，下午三点整。

没人料到，短短两小时后，这位在北京汽车修配厂当了五年学徒工的中年人，会被周总理的专人请去中南海；更没人想到，一纸电报即将把他的人生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时间往前推整整半个世纪。1912年，清帝退位余温犹在，婉容诞下一位弟弟——润麒。贵族气与顽皮劲混在一起，他在养心殿与溥仪赛跑、爬屋顶、拆门槛。宫里老太监直摇头：“这孩子将来准闯祸。”事实证明，闯祸的劲头后来变成了闯天下的本事。

16岁那年，他跟随溥杰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术、防化、情报学，他门门紧抓；英语、日语、德语，他张口就来。日本同窗笑称他是“会动的字典”。润麒自己却更在意飞行课——当螺旋桨轰鸣，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正以无法阻挡的速度改变。

1938年春，他与妻子韫颖绕海归国。东北街头已是满目日文标识，他心里一沉：十年留洋换来家国板荡。既然如此，索性以身入局。凭借“侍从武官”身份，他三番五次将假情报塞进关东军参谋部。有人后来评价：“伪满的每一次空转，背后都站着一位‘国舅特工’。”这话虽夸张，却八成不假。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压境。溥仪带着随行狼狈逃往大栗子沟，飞抵沈阳即被苏军羁押。疗养院的门扉关上，润麒的自由也一并被没收。被押往伯力战俘营的路上，不少旧友心灰意冷，他却趁着寒夜向狱友请教俄语，口袋里塞的却是一本破旧的《针灸甲乙经》。在那种地方还琢磨医术，真够“轴”，可也正是这股轴劲，让他活了下来。

1950年，首批战犯被遣送回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他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完整的阐释。润麒把这段经历叫作“第二次留学”——课堂从军营换到高墙，但知识与思想没隔绝。有人问他：“你不觉得落差大？”他笑：“活着就有可能。”

改造七年后，他因表现优异提前释放。走出高墙那天，北京城的胡同已不见旧日八旗旗杆，他背着铺盖卷，路过东安市场，看见喇叭里播《草原人民热爱毛主席》，突然就快步跟着哼了起来。那一刻，他真切明白，自己必须重来。

市里给他分到东城区玻璃厂。厂子女工占大半，他腼腆得不知往哪放手脚，便申请调去汽修厂。十六块月薪不算多，可买粮票够用，妻子韫颖在炕头缝补，他蹲在门口剥毛豆，日子有声有色。朋友打趣：“昔日皇亲贵胄，如今手上全是老茧。”润麒一点不恼，反而说：“手上没有老茧，心里就会长刺。”

转折发生在1962年春天。那天周总理设宴，为刚获释的爱新觉罗宗室接风。席间，润麒汇报近况，笑称“汽修挺好”。总理没接话，端起茶杯思索良久。当晚十一点，电报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批示：“此人通五国语言，可用。”第二天清晨，组织部干事出现在厂子门口，宣布调令：郭布罗·润麒，任中央外事翻译组成员。车间顿时炸锅，老刘直拍大腿：“我就说你不简单吧。”

初到外事口，他像回到青年时代。穿中山装、打算盘、看厚重的译文档案，凌晨灯泡下，他拿铅笔抠词句，一遍遍对照。有人问：“五国文字里最难哪一个？”他回答：“难的是把中国人的气度翻进去。”一句平实，却道出做翻译的精髓。不得不说，他做到了。

1971年前后，中美乒乓外交升温，外事口加班成常态。润麒连续八夜未回家，韫颖给他送饺子，他靠在门框咬两口就进会议室。临别前他叮嘱：“锅里还炖着老鸭，别糊了。”语气轻描淡写，却听得妻子红了眼眶。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科学院筹建法学研究室。润麒因早年修过国际法，被点名调入。老同事笑他“到七十岁还折腾”。他摆摆手：“读书哪分早晚。”那几年，他整理伪满时期法制档案，写下十多万字资料，后来学界用作研究殖民法制的底本。

1994年，他退休，没闲着。把多年前那本《针灸甲乙经》翻出来，在家里小院支起诊桌。街坊腰肌劳损、落枕、湿疹，三根银针下去，多数立竿见影。小院门口挂了块木牌——“义诊”。有人塞红包，他转手买了酒，呼朋唤友围坐开怀，“喝了再说”。

2007年深秋，他走得安详。老刘赶去八宝山，只抢到最靠后的站位。送别队伍里，有汽车厂的徒弟，也有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外事官员。遗像底色素净，他的神情却像在说：“活着就有可能。”

这一生从皇宫到工厂、从战俘营到翻译席，曲折得像一部小说。可在润麒眼里，任何位置都只是位置，本领用对了地方才算价值。五十岁那年重获新生，他没感慨命运多舛，只一笑置之：干事去。

有人后来问：“如果没那封调令，你会后悔吗？”假若他在，八成会摇头：“我会继续拧螺丝，没什么好后悔的。”言语寻常，却透着一种笃定——那是半个世纪风雨里淬出的底气，也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注脚。